说不尽的张伯驹：穷途不改大家风
题记：且看张伯驹30岁时所作的一阙《八声甘州》：“几兴亡无恙旧河山，残棋一枰收。负陌头柳色，秦关百二，悔觅封侯。前事都随逝水，明月怯登楼。甚五陵年少，骏马貂裘。玉管朱弦欢罢，春来人自瘦，未减风流。问当年张绪，绿鬓可长留？更江南、落花肠断，望连天、烽火遍中州。休惆怅、有华筵在，仗酒销愁。”由此，方知当年夕阳公子之本色也。有学者提到张伯驹先生：“张伯驹绝非如今天某些人所评价的——仅仅是个把《平复帖》《游春图》捐了出去的有爱国心的大收藏家。博雅通脱的他是有些孤独和落伍的，然而他的孤独和落伍，要透过时间才能说明其含义……张伯驹富贵一生亦清平一生。他正以这样特殊的经历，演示了一个‘人’的主题，一个中国文人的模样和心情。”“感受到张伯驹更多的是人的气息和光泽。而这，才是永恒之物。”
先生确如上文所说是通方知类和博雅通脱的。我常常在想，是那个波谲云诡的时代造就了先生，还是先生成就了历史文化天空中一片瑰丽的云彩？随着先生身影的渐渐远去，他的轮廓却越来越清晰地出现在我们的视线里……
时间就像是一面镜子，既能观照历史，更能观照现实。其实，先生离我们并不遥远。张伯驹生于1898年，卒于1982年。在先生近一个世纪跌宕起伏的人生中，经历了晚清、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一段岁月，从先生的身上更多地折射出了中国文化的恢弘与纯美、博大与精深、灿烂与辉煌。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先生从容、优雅和猖狂洒脱的名士派头。与其有过深入交往的好友曾说：“他的父亲张镇芳，曾当过直隶总督和河南都督。他本人入过军界，搞过金融，最后成名在诗词文物。你看的旧小说里，形容才子不是常用‘诗词歌赋，无所不晓；琴棋书画，无所不通’吗？张伯驹正是这样的人。他与张学良、溥侗、袁克文一起，被人称为‘民国四公子’。家中的收藏，多为罕见之物，那是他用大洋、金条、首饰乃至房产换来的。别看我有字画5000多件，即使都卖掉，也未必抵得上他的一件呢。”
张伯驹的生活被人形容为中国现代最后的名士生活。由于出身原因，张伯驹自小接触达官显贵，深深厌倦官场的生活，过着闲云野鹤的日子。由于他对世俗生活不甚讲究且意识淡薄，在他人眼里，张伯驹的言谈举动十分“怪异”，不循成规。高朋满座之时，众人谈笑风生，他若觉得话不投机，便一言不发，坐在一边摸下巴颏儿，一根一根地拔胡子。张伯驹生活在政治大家族里，却始终与各派政治势力保持着一段距离。身为盐业银行董事、总稽核、老板，他对“毛票换大洋”的生意经丝毫没有兴趣，完全是个甩手掌柜。为此，张伯驹还有方印刻有“好好先生”，可见先生随意洒脱的性情。据孙曜东回忆，虽然张伯驹拥有偌大的一份家业，但他在生活上朴素得令人难以置信，“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穿丝绸，也从不穿得西装革履，长年一袭长衫，而且饮食非常随便，有个大葱炒鸡蛋就认为是上好的菜肴了。他对汽车的要求是，只要有四个车轮而且能转就行了，丝毫不讲派头。”
正是张伯驹的潇洒风神和对古文化的热爱，促使他后来用尽毕生之力，散尽全部财力来收藏古字画，成为“天下第一收藏家”。张伯驹在《丛碧书画录序》中自述道：“予生逢离乱，恨少读书，三十以后嗜书画成癖，见名迹巨制虽节用举债犹事收蓄，人或有訾笑焉，不悔。”张伯驹收藏始于1926年前后，他偶然到琉璃厂看到一块康熙早年题写“丛碧山房”的匾额，当即买下。先生非常喜欢匾额中“丛碧”二字，从此自命“丛碧”为号，走上了曲折坎坷的古字画收藏之路。民国时期，政局混乱，许多古董商唯利是图，致使大量国宝流落海外。张伯驹对此甚为痛惜，所以为了收藏古字画一掷千金，哪怕变卖家产或借贷也在所不惜。他曾花4万大洋买下中国传世最古的墨迹——西晋陆机的《平复帖》；变卖了自己最喜爱的宅院甚至妻子潘素的首饰，用110两黄金收藏范仲淹的《道服赞》；以240两黄金保住了中国传世最古画迹——隋展子虔的《游春图》……经他收藏的书画字迹有118件之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些名贵的收藏大都被他捐给了故宫博物院和吉林省博物馆。为此，时任文化部长的沈雁冰专门为其夫妇颁发了褒奖令，这纸褒奖令被他悬挂在家中屋顶靠近房梁的地方。国家所予的20万元奖励，张伯驹却分文未取。他说：“不知情者，谓我搜罗唐宋精品，不惜一掷千金，魄力过人。其实，我是历尽辛苦，也不能尽如人意。因为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买它们不是卖钱，是怕它们流入外国。”后来，张伯驹在《丛碧书画录》序中还说道：“自鼎革以还，内府散失，辗转多入异邦……故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是则予为是录之所愿也。”由此可见先生的拳拳爱国之心和报国之志。国民党元老张群离开大陆之时，想出高于两倍的价钱购买《游春图》携至台湾，张伯驹都未允之。
刘海粟评价张伯驹：“他是当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从他那广袤的心胸涌出四条河流，那便是书画鉴藏、诗词、戏曲和书法。四种姊妹艺术互相沟通，又各具性格，堪称京华老名士、艺苑真学人。”张伯驹首先应是个优秀的词人，陈毅曾说张伯驹的词有北宋风度，情采可观，不可多得。周汝昌先生在《张伯驹先生词集序》中赞道：“伯驹先生的词，风致高而不俗，气味醇而不薄之外，更得一‘整’字。何谓整，本是人工填作也，而竟似天成；非无一二草率也，然终无败笔。此盖天赋与功力，至厚至深，故非扭捏堆垛，败阙百出者所能望其万一……古往今来，倚声填句者岂止万千，而词人之词屈指可数。以是义而衡量先生之词，然后可以不必寻章而摘句矣。”
张伯驹30岁开始写词，写作时间长达55年，写下了大量的古体诗词，主要著作有《丛碧词》《春游词》《秦游词》《雾中词》《氍毹纪梦诗注》《洪宪纪事诗注》及《素月楼联语》等，一生留下20多部诗集。学者姚平认为张伯驹是当代最重要的词人之一，除沈祖棻等人外，罕有其匹。其词作情深意厚，天趣盎然，被誉为词人之词。
张伯驹64岁时在吉林工作，回京过年，大年三十与萧劳、黄君坦等老词友守岁酬唱时曾写过一首《定风波》的词：“辽海归来雪满身，相逢容易倍相亲。灯外镜中仍故我，炉火，夜阑灰尽酒尤温。明岁天涯应更远，春来不是故园春。几点寒梅还依傍，才放，也难留住出关人。”这是张伯驹被打成右派以后心情的真实写照。先生对右派似乎并无感觉，虽然已是64岁的老人了，却还要像“征人”一样远行千里。过了今宵便是明岁，而“明岁天涯应更远，春来不是故园春”。读罢怎不令人怆然而涕下。
张伯驹的词中写情的不少，但不同于表哥袁寒云的艳情之词是写给无数的欢场女子，张伯驹几乎只写给一位女性，那就是后来成为他终身伴侣的潘素。潘素原名潘白琴、慧素，她1915年生，比张伯驹小17岁，苏州人氏，乃前清著名的状元宰相潘世恩的后代。张中行在《负暄琐话》中提到潘素是清末大家潘祖荫的孙女(未经考证)。但其父潘智合是个纨绔子弟，家产被其挥霍一空。其母沈桂香亦出自名门，在潘素7岁之际，为潘素聘请名师，促其工女红、习音律、学绘画。潘素13岁时，母亲病逝，继母王氏给她一张琴，将她卖入欢笑场所，逼其在青楼操琴挣钱。后被张伯驹发现，二人一见钟情，经过艰难曲折终到一起。是张伯驹成全了潘素，激发了她的潜质，后来潘素成为了我国著名的金碧青绿山水画家，张大千曾赞叹潘素的作品：“神韵高古，直逼唐人，谓为杨升可也，非五代以后所能望其项背。”潘素也成就了张伯驹的一生，两人藤树相连，相濡以沫，相扶相依，风雨同舟，成为了一对让人十分羡慕的人间伉俪。张伯驹晚年写下一首《瑞鹧鸪》，来追忆两人情定三生的那一刻：“姑苏开遍碧桃时，邂逅河阳女画师。红豆江南留梦影，白苹风末唱秋词。除非宿草难为友，那更名花愿作姬。只笑三郎年已老，华清池水恨流脂。”
张伯驹在京剧艺术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诣。他自幼痴迷京剧，后跟李佩卿学戏，从钱包森、王福山习武工，擅老生，别名冻云楼主。1930年，张伯驹与李石曾、齐如山、梅兰芳、余叔岩等组织了“国剧会社”，后拜师余叔岩。余叔岩平生只收过孟小冬、李少春少数几个人为徒弟。他只授孟小冬三出半、李少春两出戏，而对张伯驹甚厚，授张伯驹四十多部戏，且在授戏之余，一起切磋文物、书画、金石鉴赏，情趣相投，亦师亦友。1937年，张伯驹40岁生日，在北京福全馆举办堂会，场面盛大，名角云聚。压轴戏《空城计》由张伯驹饰诸葛亮，王凤卿饰赵云，程继仙饰马岱，余叔岩饰王平，杨小楼饰马谡，陈香云饰司马懿，钱宝森饰张郃。张伯驹当时请人把此堂会演出实况录成电影。可惜1958年北影清理仓库时，被当作废品焚毁，一部珍贵的京剧文献影音史料，就这样化为一缕青烟随风散去，令人扼腕痛惜。另外，张伯驹对中国书画创作很有研究，造诣颇深，著有《中国书法》一书。先生本人亦擅长书法和画梅兰竹菊，其书法源学王羲之《十七帖》，融真、草、隶、篆于一炉，早年书法传统根基深厚，晚年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用笔飘逸，如春蚕吐丝，被人称为“鸟羽体”。先生所画梅兰竹菊馨香高古，韵色别致，清雅脱俗，堪称一绝。
1957年，张伯驹被打为右派。1961年，经陈毅介绍，张伯驹、潘素夫妇下放吉林。张伯驹任吉林省博物馆副研究员、第一副馆长。潘素任吉林省艺术专科学校美术系讲师。到长春后，张伯驹将自己所剩的书画收藏共计30多件捐献给吉林省博物馆。其中一幅是宋代杨婕妤的《百花图》，被认为是我国绘画史上保存下来的第一位女画家的作品。张伯驹曾经说:“我终生以书画为伴，到了晚年，身边就只有这么一件珍品，每天看看它，精神也会好些。”但这样一件被他视为最后的精神慰藉的作品，最后也捐了出去。时任吉林省委宣传部长宋振庭说：“张先生一下子使我们博物馆成了富翁了。”在任吉林省博物馆第一副馆长期间，张伯驹积极征购古代文物字画，使流落于社会的许多优秀文化遗产得以妥善保存。
张伯驹因为作了两首《金缕曲》，以“反动文人”“封建阶级的孝子贤孙”等8项罪名遭受批斗。1969年，71岁的张伯驹被隔离审查8个月后，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勒令其从吉林省博物馆退职，下放到吉林舒兰县农村插队落户，进行劳动改造。但因为张伯驹年龄过大，潘素也是54岁了，这只能增加舒兰县革委会的负担，于是革委会拒绝接收两人。两位老人无奈，只好回到北京。在北京，原来的房间早已被别人占了，只留了一间10平方米的房间。此时，两位老人没有户口，没有工作单位，经济上没有来源，只好靠出卖家中劫余物资度日，最后连家具也卖了，靠亲戚朋友的接济度日，其境况窘迫可想而知。1969年到1972年最困难的3年，王世襄曾几次去看望张伯驹。王世襄说：“张伯驹除了年龄增长，心情神态和20年前住在李莲英旧宅时并无差异。不怨天，不尤人，坦然自若，依然故我。”可见张伯驹真名士也。
1972年1月6日，老友陈毅逝世，临终前嘱将自己心爱之物玉质围棋送与张伯驹。张伯驹含泪用特有的“鸟羽体”书写了一副72字的挽联，托人送给陈毅夫人张茜，以寄哀思，联曰：“仗剑从云作干城，忠心不易。军声在淮海，遗爱在江南，万庶尽衔哀。回望大好山河，永离赤县；挥戈挽日接樽俎，豪气犹存。无愧于平生，有功于天下，九泉应含笑。伫看重新世界，遍树红旗。”毛泽东参加追悼会，看到了张伯驹的挽联，观摩许久，深表赞赏。并问起张伯驹的情况，陈毅夫人张茜将张伯驹的凄凉遭遇直告毛泽东，毛泽东默然片刻，嘱咐周恩来总理安排解决。不久，张伯驹被正式调回北京，安排到中央文史馆做研究员。潘素成为中国画院的画师。两人的北京户口由此解决。是年除夕，精神为之一振的张伯驹写下一首《鹧鸪天》，词云：“梅蕊绽，柳枝舒，故吾镜内看新吾。眼前无限春光好，又写人间一画图。”
在近百年中国文化历史大江大河的潮起潮落中，有的人勇立潮头，有的人孤舟自横，有的人漁歌唱晚，有的人随波逐流。而张伯驹一如一条永不枯竭、奔腾不息的大河，任凭风云变幻、寒雨冬霜，依旧向东流去。
正所谓：襟怀落落意融融，一任烟云化碧空。地裂天崩心似水，穷途不改大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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