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年纪年

竹林听溪

一颗红薯的重量

2026年3月25日的《光明日报》，摊开在第11版。阳光落在“党史”两个字上，有些烫眼。

翻到那一页，目光停在1927年10月3日那个节点。秋收起义的硝烟还未散尽，队伍在向井冈山转移。饥肠辘辘的战士路过红薯地，有人伸手挖了一个。在这个生死攸关的时刻，毛泽东没有先谈战略，没有先讲主义，而是停下来，郑重宣布了一条纪律：“不拿群众一个红薯。”

这大概是我听过最轻，也最重的命令。

轻，是因为它关乎的是口腹之欲，是一颗几文钱都未必值的东西；重，是因为它关乎一支军队的立身之本，关乎人心向背的天平倒向哪一端。

昨天整理资料，看到中组部刚发布的数据：截至2024年12月31日，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达到了10027.1万名。

一亿多。

这个数字，像一座沉默的山，横亘在历史的长河里。从南湖红船上的58人，到如今的过亿之众，中间隔着多少血与火、生与死？

但我忽然觉得，这庞大的数字，最初或许就压在那颗红薯的一头。

另一头是什么？是民心。

1921年到1949年，28年。有人说靠枪杆子，有人说靠主义，有人说靠运气。其实都不是全部的答案。真正的答案，也许就藏在这些细碎得不能再细碎的日常里——藏在“不拿群众一个红薯”的克制里，藏在“半条被子”的温暖里，藏在“自带干粮去办公”的清廉里。

因为不拿那颗红薯，老乡才敢开门；因为老乡开了门，革命的火种才得以保存；因为火种不灭，才有了后来的星火燎原。

这就是所谓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吧。它不是凭空燃起的，它是从一个个具体的、微小的、关于“不拿”的承诺里，慢慢攒起来的热量。

今天，我们站在2026年的门槛回望。从448.8万（建国时）到3698万（改革开放初），再到如今的破亿。数字的增长，不仅仅是组织的膨胀，更是一种信仰的接力。

但数字大了，队伍庞杂了，我们是否还记得那颗红薯的味道？

在这个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我们当然不会再因为饥饿而去挖老乡的红薯。但“红薯”从未消失——它可能是一个审批的盖章，一次公权力的行使，一份本不该得的利益。

“不拿群众一个红薯”，在今天，其实就是一种对底线的敬畏。

看着窗外车水马龙，我想，未来的路该怎么走？

不用想得太复杂。只要每一个党员，在面对诱惑时，心里都能掂量一下那颗“红薯”的重量；只要我们在每一次决策时，都能问问自己：“这会不会损害了群众的一丝一毫？”

只要这个天平不倾斜，这支队伍就不会垮。

一亿人的队伍，浩浩荡荡。领头的人换了又换，但那条最初的纪律，那颗红薯的影子，应该永远挂在每个人的心头。

以此为尺，以此为准。

这，就是我们从1927年走到今天，并且将继续走向明天的全部秘密。

竹林听溪

守着那几个字过日子

读2026年3月25日《光明日报》陈若谷先生《散文守护具身之我》，读到心里去了。想想自己，不过是个平凡的写作者，日子过得庸常，在茫茫人海里毫不起眼。像我这样，守着一支笔，写了多年却既无功名、也无显赫者，究竟是为了什么，竟肯守死此道？

思来想去，实在不过是贪图笔墨间那一两处淡淡的闲笔罢了。

是听来的一个故事，路边的一段传说，山野里的一声说唱，还是老人口中一句没头没尾的民歌？它们像风一样吹过，落在纸上，就成了身边人、眼前事、心头情、梦里意。有时候，甚至是一句解不开的愁。在这堆砌的文字废墟里，总有一个字，或者几个词，让我纠结难解，怎么看都舍不得丢掉。于是，我只好轻轻地把它们安放在文章里，好像只有这样，它们才算真正落了地。

这就是我们坚守的源头，坚持的理由，也是坚韧的底气。

那个字，那个词，也许很平易，像田埂上的泥；也许很轻飘，像清晨的雾；也许很朴实，甚至很土拙，带着方言的生硬。可它偏偏就是这段文字的“触媒”，是我提笔的起因，也是我想保存下来、甚至妄想能流传出去的结晶。

我常常想，只为那几个字，写了成百上千字，是不是太奢侈了？妄想流播给几十上百人观看欣赏，或是希望能传布几十年才朽逝，又或者，仅仅是妄想能滋润、养育那么几个人？

但转念一想，写作这件事，原本不就是一场孤独的供奉么？供奉那一点点不甘平庸的感受，供奉那些即将被时光冲走的细节。我们守着的，哪里是文字，分明是自己这颗跳动着的、不肯麻木的心。

哪怕无人喝彩，光是看着那几个字安稳地躺在纸页上，我就觉得，这一天没有白过。

竹林听溪

当老花遇上近视

翻完2023.10《北京纪事》刘博宁《从近视到老花，真能互相抵消吗？》，破除我们的误解，不能。

以前总听人说，“年轻近视，老了就不花”，仿佛这是一种命运对“四眼仔”的补偿。看完才知，这不过是一场温柔的谎言。近视是眼轴拉得太长，老花是肌肉松得无力，它们根本不是加减法里的正负相消，而是两股乱流在同一个河道里的叠加。到了一定年纪，我们大概率会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看远要摘眼镜，看近要换眼镜，或者鼻梁上架着一副复杂的渐进片，小心翼翼地寻找那个刚刚好的角度。

更让人焦虑的是数据的庞大。6亿，这是中国的近视人口；而35岁以上，超过半数的人已经或即将面临老花。这意味着，在这个举国刷屏的时代，我们的眼睛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透支。小学生36%的近视率，大学生超过90%的近视率，这哪里是读书苦，分明是电子产品的蓝光与室内封闭的空间合谋的一场“视力围剿”。

最让我唏嘘的是那个山东菏泽的老人。70多岁，2300度超高度近视。新闻标题很抓眼球——“沉迷手机”。但我更愿意相信，那是一个孤独的老人在方寸屏幕里寻找与世界连接的窗口，只是代价太过沉重。当“老花”撞上“高度近视”，再叠加上白内障，他的世界恐怕早已模糊成一片混沌的光斑。

还有那组关于60岁以上老人的数据：三十年间，屈光不正病例数翻了一倍多。长寿本是幸事，但若晚年只能在朦胧中度过，看不清儿孙的笑脸，读不懂报纸的字迹，那种精神上的“失明”，或许比生理上的病痛更难熬。

文章最后提到了遗传。父母均近视，子女风险提升3到6倍。这像是一种宿命的轮回——我们用过度用眼换来现代生活的便捷，身体却记下了这笔账，甚至还要在下一代的基因里留下一笔债务。

合上杂志，我下意识地放下手机，望向窗外。远处的楼群在夜色中还有些模糊，但我知道，保护视力，从来不是为了看得更清这个世界的热闹，而是为了在未来的某一天，当老花不可避免地袭来时，我们还能有底气对医生说一句：“别担心，我还有底牌。”

毕竟，谁不想在白发苍苍时，还能清晰地看见一片落叶飘落的样子呢？

竹林听溪

纱帽山巅，竹溪案山，放置印帽，一阳初屮

竹林听溪

保城寨下，王家院边，满目青山，绿意逼人

竹林听溪

覆船山上元和观，郭家梁子江西馆

竹林听溪

关于散文的三重门

读盛可以《水印之城》（2025.2《万松浦》） 演讲稿，虽是断章取义，却如凿开了一口深井。她说，诗人能写散文；她说，散文要向诗学习语言与忠诚；她说，散文比小说更难。这些话像石子投入我心，激起的涟漪，拼凑出一个关于“何为真正散文”的答案。

现在的文坛，散文是泛滥的。漫天的杂志、栏目、平台，生产着海量的“散文”，却罕见真正的“散文”。许多写手以为，只要把文字分行、记事抒情，便可称作家。于是文字溃不成军，败坏了散文的清誉。

那么，真正的散文，究竟身在何处？

我想，第一重门，是诗人的语言。这并非指堆砌辞藻，而是精雕细琢后的返璞归真。要在平易中蕴含奇崛，在朴实中显露典雅，在乡野里流溢华丽，在蛮拙里透漏富贵。这看似是表面的浮泛，却是大多数写手未能尽心抵达的彼岸。

推开第二重门，便是诗人的灵魂。这是散文的骨血。若无高贵、仁慈与悲悯为底色，文字不过是精致的空壳。当眼前景、身边事、周遭物，皆能被这颗悲悯之心所观照，从笔尖流出，铺陈为文，文字才有了体温。

而第三重门，最为险峻，是独特与决绝。借前贤之言：别人写过的不写，自己以前写过的不写。这是一种近乎傲慢的忠诚——对自我体验的绝对忠诚。

或许，我误读了盛可以。但在我心中，唯有携着诗心，跨过这三重门槛的文字，才配得上“散文”二字。它们不再是流水账，而是刻在时间里的、永不磨灭的水印。

竹林听溪

踩新桥边砖瓦场

出武陵城往西，沿河溯流而上，多见沟汊溪涧。这些细碎的水脉最终汇进县治河，虽溪小水浅，但到了主河道，水流便陡然凶猛起来。于是这方水土上，便多出了许多石桥。

桥多，祭礼也多。在旧时的认知里，桥梁不仅是通行的坦途，更是连接阴阳、沟通神灵的津梁。每建一桥，必祭桥神。香烛纸钱燃起，水果糕点与米酒摆满案台，寨老立于桥头，口中念念有词，无非是求一个桥基永固、行人无虞。

距城三十里处，曾有一桥落成恰逢新妇出嫁，迎亲队伍浩浩荡荡踏桥而过，是为“踩新桥”。说来也奇，那桥至今仍坚固如初，仿佛真得了神明的庇佑。

桥南的高岗地势平缓，黄泥瓷糯细腻，是烧砖的上佳之选。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杨氏善保善国两兄弟，（大哥善才二哥善学三哥善保四弟善国，取才学保国心愿之念）凭着一份“以善良保国”的朴素心思，在此开山取泥，抟土成坯。那时节，数十村民聚在一处，号子声、打夯声此起彼伏。砖瓦成，楼房起，一方乡民皆受其惠，周遭村落也渐渐富裕起来。

只是取泥愈深，高岗愈陷，平地渐远。昔日喧闹的砖场，十余年前因好土耗尽而废弃，唯余残址遗迹，荒草蔓生。

令人唏嘘的是，当年被挖得千疮百孔的取土坑，数年前竟方便建设为蒋家堰中学的新址。朗朗书声代替了烧窑的浓烟，少年们的奔跑取代了运土的独轮车。

今日立于此处，听卢大福诸位老人谈及旧事，恍如一梦。脚下这片土地，先是托举起了一座桥，接着贡献出了一窑砖，如今又在书香中静默守望。废墟之上，未必不是新生。

——丙午年春，记于蒋家堰。

竹林听溪

雨落河口，旧桥与新碑

踩新桥西去的石板路，我逆着县治河的流向走了数里。雨不大，却绵密，把远山近水都洇得模糊。河对岸，北侧那条源自黑龙洞的山溪正汹涌澎湃地撞入县治河。这溪唤作龙堰河，据说群峰深处有龙潜伏，山溪奔腾而下，如龙行于堰渠，气势逼人。

走到两河交汇处，便看见了那座旧桥。当地人叫它“拱拱桥”，也有极少数人念叨着“尹公桥”的旧称。八十三岁的郑自勤老人曾跟我讲过这桥的往事，那是1954年的夏天，阴雨连绵，山洪咆哮，冲垮了旧有的河口木桥。那时有个叫尹维智的男人，领着人修桥。他是个厉害角色，懂木匠，通砌匠，精于算计，人也强悍。他从莲花寺运来石头，叮叮当当地修了一年多。

桥终于修好了，可尹维智却在竣工后被枪毙了。为了什么？没人细说，或是说了我也听不清历史的尘埃。如今桥头立着的碑，刻着“清修”二字，这是个不小的误会，把一段带血的当代史悄悄抹去了。站在这雨中的石桥上，我总觉得那冰凉的石块里，藏着某个能工巧匠最后的体温与冤屈。

这片水土原属莲花村，后来在1970年拆成了龙阳和莲花两个村。而对岸的县治河上，早年连桥都没有，人们靠着跳石过河。直到彭世元当县长时，才修了座三孔石拱桥，也就是后来加宽加固的河口大桥。

桥北便是莲花村的地界。雨幕中，桥南那座曾经的河口中学静默着，如今它已改作了福利院。三十年前，这里书声琅琅，我在中峰办过一张叫《豆蔻心声》的校报。赠送蒋家堰河囗中学，梁光敬先生任桥长，是个极开明的前辈。我把油墨飘香的报纸送给他，他便贴在墙上宣传，还鼓励学生踊跃投稿。彼时，该校团支部书记郑传宝正办着《绿洲》双月刊，两报并峙，一文一理，算是县内校园刊物的一段佳话。

如今斯人已老，斯文不再，唯有雨还在下。

栱拱桥东数百步有一座白老爷庙。数十年前，正殿供的是观世音，也就是俗称的白衣大士；数年前再来，正中坐着周三老爷——竹溪水坪一带的本土神仙，观音反倒退居侧位做了陪侍。今日冒雨至庙，大门紧锁，空荡荡无人看守，不知香火缭绕间，那位慈悲的观世音，是否又被请回了正朔？

雨打龙堰河，水声喧哗，像那条潜龙的叹息。旧桥无言，新碑有误，只有记忆里的墨香与雨气，在此刻交汇成一片朦胧。

竹林听溪

雨落踩新桥

踩新桥上的雨，越来越密了。

细密的雨丝织成一张巨大的网，将整个蒋家堰拢进一片氤氲的灰白里。我撑着伞，听着脚下石板路被雨水浸润的声响，恍惚间，好像听见了八十三岁的郑自勤老先生在耳边絮叨——他说的是那些旧事，是秦楚边关的露水集市，是三省八县的人马一夜之间汇聚于此的热闹。

老先生说，这山里多溪，众溪归流，才有了这条阻拦南北的大河。从前没有桥的时候，河北岸的人要去河南岸赶集，简直是登天难事，尤其是雨天，河水暴涨，望洋兴叹。那时候，方圆上下十几里，前后几百年，就靠着那么一座孤零零的桥维系生计。那桥，便是踩新桥。

当地人告诉我，蒋家堰其实曾叫“江佳堰”。这个名字藏在泛黄的党史卷宗里，藏着1952年到1984年间的行政印戳里。那时的区委驻地几经搬迁，一会儿是中峰，一会儿又是江佳堰，像是在这片土地上跳着一支复杂的舞步。直到1984年5月，尘埃落定，江佳堰老街并入了蒋家堰镇，那个带着时代印记的旧称，才慢慢退进了历史的褶皱里。

而踩新桥村，却因桥得名，活得愈发鲜活。

关于这座桥的来历，是个带着烟火气的传说。清乾隆年间，乡绅卢彩升出资修桥，桥成之日，恰逢迎亲队伍吹吹打打路过。工匠们图个吉庆，拦住花轿，请新娘下轿踩桥。那时定有围观的人群哄然叫好，也定有一位喝高了酒的秀才，摇摇晃晃地吟出那句——“新人踩新桥，新桥万年牢”。于是，“彩升桥”变成了“踩新桥”，桥名里从此嵌进了凡人的幸福与祈愿。

如今的踩新桥村，早已不是当年仅靠一座石桥通南北的闭塞模样。346国道像一条钢铁动脉贯穿全境，竹溪河依旧潺潺流过，两岸是七个村民小组、一千七百多口人。他们不再仅仅依靠土地刨食，中药材的香气开始在田垄间弥漫，魔芋产业更是让蒋家堰的名声远播。

雨还在下，我站在桥边，看着对岸的现代民居与身后的古桥相映成趣。

从“江佳堰”到“蒋家堰”，从“露水集市”到边贸重镇，从“朝秦暮楚”的兵家必争之地到如今安稳祥和的村落，时间在这里折叠。河水依旧在流，就像那些关于楚长城、关于关垭子战场的传说一样，从未真正远去，只是悄悄沉淀在了踩新桥的石缝里，等着每一个雨天，被路过的行人重新想起。

雨雾中的踩新桥，依然牢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