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年纪年

竹林听溪

底色

读 2026.9《读书》封二 李零先生《待兔轩杂记》中《五朵金花》一篇，说的是史学界的五朵金花。我却想起老电影《五朵金花》，又想到《刘三姐》。

《五朵金花》，1959年，长春电影制片厂，王家乙执导，杨丽坤主演。白族青年阿鹏在苍山洱海间寻访一位叫金花的姑娘，一路唱，一路遇人，一路误会，一路欢喜。《刘三姐》，1960年，同是长影，苏里执导，黄婉秋主演。壮族歌仙刘三姐以山歌为剑，唱退财主莫怀仁的刁难，唱出一片天。

两部片子，一古一今，都有歌，都有爱情，都明亮、热闹、喧嚣、美好。小时候看，记住的就是这些——歌声、笑脸、青山绿水、有情人终成眷属。那是当时的我们对历史的全部印象，也是打在人生底子上的第一层颜色。

后来读书、求学、认字、请教，知道的事情越来越多，越来越细，越来越深。再回头看这两部片子，读出的东西全然不同了——无奈、困扰、争斗、苦难、坚韧、执著、追求。原来阿鹏找金花找得那么欢快，底下压着的是一个时代的仓促与草率；原来刘三姐唱得那么痛快，背后是拿命在撑。

但底色没有变。

不是因为后来看到的暗面不真实，而是因为那层光先到了。先种下去的是亮，后来补上暗，不会觉得世界本来就是暗的，只会觉得——原来光也是要争的、要护的。如果顺序反过来，先看见暗，再遇见光，反而容易疑心那光是假的、是粉饰。

所以幼稚时，多看看美好的东西。

不是逃避，是打底子。

竹林听溪

黄家大院去

出竹溪城东，往县河镇富溪村。山路多岔，小路易迷，原本信了导航，结果绕进破败难行的窄道，进退不得。只好向山民问路，才知走岔了，折返回来重新寻。这一折一返，倒像是特意给这趟寻古添了个"千呼万唤"的由头。

山如马鹿卧，安稳而沉默；河如龙潜行，不声不响地绕着山脚。山石上多花纹，像谁随手刻下的旧年密码。又转过几道弯，黄家大院便在眼前了。

大院是清嘉庆年间建的，两百多年了。黄氏当年从黄州迁来，靠山货起家——生漆、桐油、木材、苎麻，沿堵河入汉江，一路卖到老河口、襄阳、汉口。道光年间极盛时，传说拥有周边五个乡镇七成的田地，是妥妥的当地巨富。如今，大院是第八批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也是竹溪第一部电影《山里山外》的取景地。

大院分上、中、下三院，一进三重四合院，坐西朝东，三面环山。先去上院，正维修，搭着架子，有工人进出。村人热心，指着那些石础和木柱讲来历。他说这上院最讲究，叫"寸木不落地"——所有房柱全用石础垫着，防潮防朽。门窗梁柱上原本全是木雕彩画，天井铺着青石。如今一期修缮工程正推进到这里，约八百四十平方米，合同金额三百五十三万五千元，修的是墙体、室内地坪、糟朽木构架防腐防潮，还有排水和天井铺装。按原计划，工期是去年腊月到今年暮春，但前几日县里还组织人大代表来"回头看"，查看整改成效。看来主体施工期虽过，收尾和验收还在推进中。

从上院出来，又去下院。下院荒败得厉害，有的屋子还勉强立着，有的已经坍毁，杂草丛生，残石乱列，像是时间随手丢下的草稿。回头再上坡去中院，外墙还算齐整，走进去才发现内里也倾毁残败，天井里落满山石花纹，和外面山上的纹路竟有几分相似。

回头再来中院，遇屋旧主，1974 购 3000 元，前数年县里 60000 元回购。残破的廊下，忽然想起黄家当年。两百年前，他们从这里把生漆运去汉口，把桐油卖到远方，深山里的这座大院，曾是何等热闹。如今只剩导航还会偶尔把人放错在破路上，只剩村人的闲谈里还留着巨富的传说。上院在修，中下院还在荒着，三百多万元修八百平方米，这数字背后，是文物保护的艰难，也是时光不肯轻易让步的固执。

山风过来，带着河水的湿气。河如龙潜行，山如马鹿卧，黄家大院就卧在这山水之间，等着被修好，也等着被遗忘。我们去的这天，上院搭着架，下院长着草，中院天井里落满花纹。两百年，不过是一瞬，而残石乱列，自有它的道理。

竹林听溪

青山寺去

从黄家大院西归，过花石沟，上马鹿山，过明家湾。山色依旧，林涛如故。同行好友忽言：“何不去看看青山寺？”

这一问，竟把四十年的光阴，生生问醒了。

四十年前，我正在此地的农职业高中任教，带的是林果茶麻专业课。那时的青山寺，不独是座古刹，更是学校的实习基地。记忆里，数十栋瓦房散落山间，青砖黑瓦里夹杂着黄泥夯土墙的石瓦房，边侧茅屋数间，山坡上歪歪斜斜立着半间庙宇，恰嵌在莽莽林地正中。数百学生散落其间，挥汗舞锄，除草担粪，施肥松土。泥土的腥味、汗水的咸味，连同青春的热力，那些难忘的日子，至今梦梦历历。

这地方，叠着几重时光。它是寺，始建于明永乐十一年，算来已有六百余岁，与蒋家堰莲花寺、水坪白云寺、独松寺并称“竹溪四大古寺”，供着“青山娘娘”，守着龙王殿，香火全凭村民自发。它曾是“共大”——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旧址，半工半读，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那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风气。1981年，竹溪县委县政府在这“共大”的废墟上，创办了第一所农业高中，唤作“青山农中”。到了1985年，又与1984年创办的原县二中农职高合并，成立了新的农职业高中。青山寺的11.8亩基地、40间房屋、45亩学农试验地、150亩林地，便这样并了进来。

它是寺庙，是共大，是农中，是基地。但在我们心里，它更是过去的日子。

后来我离开了职高，从此再未来过此地。眨眼间，三十余年矣。

今午重来，旧址残败。青砖黑瓦多半倾颓，黄泥墙经不得风雨，早已剥落。茅屋无存，半间庙宇也显得更加孤寂。林地依旧，却再无学生散落其间挥锄担粪。华年易逝，物是人非，站在这半山腰，慨叹难言。

“共大”的号子声远了，农中的锄头锈了，基地的界碑模糊了。只有青山寺，依旧深藏在县河镇青山村的半山腰，门槛低低，朴素宁静。它不再是一所宏伟的官寺，却仍是村民祈福、寄托情感的传统场所。

下山时回望，寺是古寺，山是青山。那群把青春种在坡地上的农中人，连同那四十间房屋、百五十亩林地的喧闹，都成了岁月的注脚。

唯青山在，如故人。

竹林听溪

夜读李零《〈孙子兵法〉与当代战争》

收到 2026.7《读书》，已是十月下旬。翻开首篇，李零先生的大作，上篇，急读一过。

文中有一处，令人会心一笑。李先生考出，中国盛传多年的"西点学雷锋"之说，实是一九八一年愚人节的一个玩笑。原文作"雷锋受教西点"，疑误。一个玩笑，流传数十年，竟成"美谈"，可见人们多么愿意相信某种叙事——哪怕它经不起半点推敲。

笑过之后，是更沉实的东西。

《孙子》的第一个西文译本，出自一七七二年法国耶稣会士钱德明之手。此后译本不绝。一九九三年，安乐哲出过学术性译本；二十一世纪，欧美又有若干新译。但最耐寻味的，是格里菲斯的译本——一九六三年出版，正值越战。而此前两年，一九六一年，此人刚翻译过《毛泽东论游击战》，由美国海军陆战队印刷。这不是偶然。西方之研读东方兵学，从来不是书斋里的雅事，而是带着硝烟的实用主义。

李先生一句话点破：西方崛起，说千道万，离不开战争。不是基因强大，不是文化优越。没有殖民战争，就没有欧洲崛起。这话说得直白，却把多少"文明叙事"的底子掀了。

又引汉娜·阿伦特：二十世纪的主题是战争与革命。二者有不解之缘。再引爱伦·拉莫特一九一九年《北京之尘》中的话："欧洲的战争其源头在东方。"一句，将地理与因果的方向整个翻转。

下篇刊于八月号，数月前已读过，不提。今日方得上篇，合而观之，始见全璧。李零先生下笔，史料与见识并重，冷峻中有温度，读来令人低回。

竹林听溪

执灯者与泥菩萨

读 2026.7《读书》程龙《人人想要格陵兰》，看到亨里克·考夫曼，脑子里忽然就跳出冯道。

不是刻意比的。是那种——读到一个人，他在几个强权之间周旋，保全自己能守住的那块地方，你本能地觉得"这人我见过"，然后才反应过来，见过是在一千年前的史书里。

冯道，882年到954年，活了七十二岁。五代那会儿人均寿命短得可怜，他能活这么久，本身就说明问题——这个人太知道怎么在刀口上走路了。

后唐、后晋、契丹、后汉、后周，五朝，十几个皇帝。你方唱罢我登场，只有冯道坐在那儿，安安静静地批公文。欧阳修气得骂他"无廉耻"，司马光直接扣帽子"奸臣之尤"。骂了一千年。

但你要说这人是个纯粹的墙头草，又不对。契丹灭后晋的时候，耶律德光想屠城，是冯道站出来劝住了。不是硬刚，是那种老官僚的软办法——此时百姓已如草芥，陛下何必再添新鬼。"救下多少人不好说，但确实救了。还有那部《九经》，他主持刻了二十二年。中国第一次官方大规模雕版印书，从后唐长兴三年一直刻到后周广顺三年。换了好几朝了，刻书没停。这件事的意义，往小了说叫保存文脉，往大了说，是给一个文明留底稿。

所以你看，这人复杂就复杂在这儿——他确实贪恋权位，确实谁赢了跟谁干，确实没有"君王死社稷臣子死节"的壮烈。但他也确实在每一个他待得住的位置上，做了一些具体的事，保了一些具体的人。

砺波护说他是"忠于国（天下百姓）而非忠于君"。这话漂亮，但我觉得没说全。冯道不是在选择忠于谁，他是在选择留在牌桌上。牌桌还在，就还有得谈，还有得救，还有《九经》可以刻。他要是学那些忠臣，一死殉节，史书上多一行烈妇式的赞语，但契丹刀下的百姓少一个人替他们说话，国子监的刻工少一个人给他们撑腰。

可话又说回来。

冯道这种活法，代价是什么？不是他个人的代价——他活得好得很——是整个政治生态的代价。你想，五代为什么那么乱？军阀今天反一个明天反一个，为什么？因为成本太低了。打输了投降，投降了还能当官，冯道就是活生生的广告牌："看，换谁我都混得下去。"当"失德"不再意味着"出局"，当实用主义成为唯一的通行证，那这个系统里就再也没有人愿意为任何东西付出真正的代价了。乱，反而成了稳态。

所以冯道是乱世的产物，但他也可能——只是可能——让乱世变得更可持续。这不是他的本意，但这是他这种活法的结构性后果。

欧阳修们骂他，表面上是骂"不忠"，骨子里是看穿了这件事：一个靠冯道们润滑运转的乱世，比一个充满摩擦和阻力的乱世更可怕，因为它不痛不痒地延续下去，没人觉得非改不可。

回到考夫曼。格陵兰那篇文章里，他在丹麦、美国、苏联之间走钢丝，保的是格陵兰自己的生存空间。逻辑一样——强权打架，小角色能做的就是别让自己被碾碎，顺便能护住多少护多少。你很难说他是英雄，也很难说他是投机客。他就是一个人，站在历史的夹缝里，做了他能做的选择。

但考夫曼和冯道有个本质区别：考夫曼身后有一个可以被辨认的"格陵兰利益"，他周旋是为了这个东西。冯道身后是什么？他侍奉的每一个皇帝都不是他选的，他保的百姓甚至不知道他的存在。他更像是一个没有锚的人，在激流里抓住什么就抓什么，能顺手捞几个是几个。

这大概是他最让人不舒服的地方——不是他"不忠"，是他好像什么都不忠于。连他自己都不忠于。晚年写《长乐老自叙》，列了一串官职爵位，语气平淡得像在报菜名。没有羞耻，也没有骄傲，就是"我活了，我做了，我还在"。

这种人，你没法用忠奸的尺子量他。他超出了那把尺子的量程。

我想了很久，觉得冯道最准确的位置，不是"贰臣"，不是"能臣"，而是一个文明的守夜人。他不是在点灯，灯早就灭了。他是在黑暗里守着灯盏，等有人来重新点燃。他不确定会不会有人来，但他没走。

这算不算一种忠诚？算不算一种气节？

也许算，只是不是欧阳修们要的那种。

竹林听溪

炀

读 2026.7《读书》李丹婕《意志的崩溃——重新理解隋炀帝征辽》，"炀"字涌上心头的时候，我本能地往后缩了一下。

暴，残，虐，凶——这几个字像碑上的刻痕，一笔一笔跟着它走出来。隋炀帝。杨广。教科书里那个把江山作践完的皇帝，大运河是他干的，征高句丽也是他干的，亡国也是他亡的。谥法曰："好内远礼曰炀。"一个字，盖棺定论，千秋万世翻不了案。

但读李丹婕这篇文章，读到一半，我停住了。

不对。这不是他。至少，不是全部的他。或者说，文章写的根本不是那个被谥号钉死的人，而是一台精密的、庞大的、最终失控的机器——而杨广，是这台机器里最核心也最无可奈何的那个零件。

征辽。征高句丽。这件事在隋朝君臣的语境里，根本不是什么穷兵黩武的疯狂念头。裴矩说，温彦博说，朝堂上说得明明白白：辽东那块地方，箕子封地，汉晋郡县，本来就是咱们的。人家不认这个账，那就是对大一统秩序的挑战。这叫什么？这叫"收复故土"。放在任何一个中原王朝的叙事里，这都是正当的、甚至光荣的事业。隋文帝想打，没打完；隋炀帝接着打——这不是一个人的执念，是两代皇帝的接力，是精英阶层的共识。

所以问题从来不是"为什么要打"，而是"为什么打着打着，天就塌了"。

文章里最让我脊背发凉的一个词，是"剧场治国"。

杨广这个人，太相信场面了。不是说他爱虚荣——虚荣太轻了，配不上他。他是真的从经验中得出了一个结论：只要我把阵仗摆够，对方就会服。他北巡突厥，带了几十万大军，旌旗千里，启民可汗看了，跪了。他西巡河西，在张掖搞万国博览会，西域诸国看了，服了。每一次都是这样：盛大的仪仗，精密的排场，对方被震慑，问题被"解决"。这套方法屡试不爽，以至于他真诚地相信——征辽也不过是下一场更大的演出。二百万大军，御驾亲征，受降使者跟在将军后面，只要我到了，只要他们看见了我的大隋天威，他们就会投降。

这不是傲慢。这是一个被成功经验反复强化的认知幻觉。

而战争，恰恰是最不讲场面、最不配合演出的东西。

高句丽不配合。他们不来看戏，他们修山城。辽东的山城，一座接一座，你打一座我退一座，你攻城我诈降，你请示皇帝等诏书回来我城修好了。杨广设置的"受降使者"本来是政治仪式的组成部分——你们看，我们是来受降的，不是来屠城的，这是王道——结果成了战场上的笑话。诸将不敢专断，每战必请旨，战机一次次在文书往来中流走。这不是指挥失误，这是把政治逻辑焊死在了军事机器上。

然后后勤塌了。

二百万兵，加上运粮的民夫，那是举国之力。两个人推三石米，走千里路，路上死了算谁的？没人算。田荒了，赋税没减，民力榨干了。而高句丽那边，坚壁清野，你找不到粮，运来的粮到不了，到了也不够吃。这是一场被地理和算术判了死刑的战争——但坐在指挥台上的那个人，看不见。

他不是看不见。他是不能看见。因为一旦承认失败，他整个统治的合法性就塌了。第一次征辽惨败，三十万人回来两千七百——这个数字是真实的，冷冰冰的。换一个皇帝，可能就收手了。但杨广不能收手。他靠什么坐稳天下？靠的是"天命在我"，靠的是比他爹还猛的功业。一旦示弱，关陇集团那些人马上就会重新算账。所以他只能再来一次。第二次打到一半，杨玄感反了。回师平叛，辽东功亏一篑。然后第三次。第四次。直到天下反了。

失败，再征，更失败，再征——这不是疯狂，这是一个被困在逻辑里的人在做唯一能做的事。

读到这里我忽然觉得，"炀"这个字太狠了，也太省事了。它把所有结构性的困境、所有时代的局限、所有认知的盲区，全部压缩成一个道德判断：这个人坏。于是后人就可以安心了——不是制度有问题，不是战略有问题，不是那个时代的人集体陷入了某种盲区，只是这个人坏。坏，所以亡国。亡国，所以坏。循环论证，天衣无缝。

但历史哪有这么干净。

唐太宗后来也征辽了。亲征，打到安市城，打不动，撤了。他比杨广聪明吗？也许。但更关键的是，他打了一次，知道不行，就停了。唐高宗后来灭了高句丽，但那是换了打法——联合新罗，断南援，打持久战，打了好几年，不是靠一场大戏解决的。金灭辽，靠的是骑兵机动和战略清晰。宋朝打辽，打一次败一次，也是指挥僵化、后勤崩溃那套老毛病。

所以征辽这件事，从来不是"能不能打"的问题，是"怎么打、用什么体系打、有没有算清代价"的问题。杨广的问题不是好大喜功这么简单——他是一个把政治仪式当作战术本身的人，是一个被自己的成功经验绑架的人，是一个在失败之后无法转身的人。这些加在一起，才是"炀"字背后真正的东西。

而那个谥号，是胜利者给的。唐朝给的。他们需要杨广是"炀"，这样李渊父子起兵才名正言顺，这样隋朝的灭亡才有一个干净利落的解释。历史评价从来不只是事实判断，它是权力写完之后盖上的章。

我不是要为杨广翻案。二百万人的命，三十万人回来两千七百人，这不是翻得了的。但我想说的是——当我们把一个复杂的历史进程压缩成一个道德标签的时候，我们失去的不仅是真相，还有一种能力：看清那些看起来"合理"的决策，是如何一步步走向必然崩溃的。

杨广不是疯子。他是一个在当时的认知框架里做出了"完全正确"选择的人。而恰恰是这种正确性，才是最值得警惕的东西。

"炀"字之下，埋着的不是一个人的罪恶，是一整个时代的认知边界。我们看见它，不是要原谅谁，而是要问自己：今天，我们又在哪些"完全正确"的路上，走向哪一场看不见的崩溃？

这大概才是读史真正该有的寒意。

竹林听溪

三个馒头及其他

读 2026.7《读书》周菲菲《陶渊明的菊、陆放翁的刀与河上肇的馒头》，见到河上肇自传，那段关于馒头的文字。一九四六年一月三十日，河上肇因长期营养不良去世。自传里他写，节日时获赠五个白馒头，"当场就一顿吃光了，觉得味道美得简直无法形容"，"似乎比减刑问题都重要"。周菲菲说他晚年写有十二首"馒头短歌"，馒头在诗中成了极端艰苦环境下精神韧性的象征，既是人最基本的生存需求，也隐喻着社会公平的愿景。

一个馒头，能承载多少东西？我想起另外两个馒头，便试着把它们放在一起看。

鲁迅的馒头，是蘸着人血的。出自《药》，收在《呐喊》里。华老栓的儿子小栓得了痨病，花大洋从刽子手手里买来蘸着革命者夏瑜鲜血的馒头，想给儿子治病。人血馒头没救活小栓，两个年轻人最后都葬在乱坟岗。鲁迅真正要写的不是偏方迷信，而是背后的麻木——想救大家的人，死得孤独又荒诞。现在说一个人"吃人血馒头"，多半是引申义：拿别人的苦难、灾难、死亡来消费、蹭流量、赚便宜，毫无同理心。从华老栓到今天的流量猎手，看客的基因竟是一脉相承的。

曹雪芹的馒头，是《红楼梦》里馒头庵的馒头。本名水月庵，只因庙里做的馒头好，得了这么个俗名。可这地方一点都不清净——王熙凤在这里受净虚撺掇，弄权受贿，害死两条人命；秦钟也在这里和小尼姑智能儿偷期缱绻，最后搭上性命。馒头庵的馒头，至少藏着三层意思：一是"土馒头"，指坟头，正好凑成那句"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再显赫的富贵，到头来也是黄土一抔；二是"肉馒头"，明清世情小说里常用来影射女性身体，点出这座尼庵藏污纳垢；三是"金馒头"，指欲望诱饵，凤姐吞下三千两银子，秦钟贪恋温柔，看着香甜，最后都要命。曹雪芹写馒头庵的馒头，根本不是为了写吃，而是借一个俗名，把死亡、欲望、权钱和贾府的败亡全塞进去了。

三个馒头，三种命运。河上肇的馒头是饥饿者的珍重，鲁迅的馒头是麻木者的愚昧，曹雪芹的馒头是欲望者的坟墓。一个往里填的是生存的本能，一个往里蘸的是他人的鲜血，一个往里裹的是世间的贪嗔。

再往中国文史里翻，馒头的故事竟多得惊人。

诸葛亮南征，渡泸水时以面裹肉塑成人头祭祀，代称"蛮头"，后讹为"馒头"。这传说最早见于宋代《事物纪原》，虽是附会，却赋予了馒头一种悲悯与智慧的文化底色。宋代是馒头发展的鼎盛期，《东京梦华录》记汴梁馒头铺林立，羊肉馒头、笋肉馒头、蟹肉馒头、糖肉馒头，品类繁多。其中"太学馒头"因宋仁宗品尝后赞誉而名扬天下，成了士子文化符号。苏轼曾作诗邀友人吃蕈馒头，幽默地说此美味需有品位者方能欣赏，文人的饮食雅趣跃然纸上。不过《水浒传》里孙二娘十字坡的黑店，以人肉为馅做馒头，这一笔虽是虚构，却让"人肉馒头"成了警示江湖险恶的经典意象。

馒头之名，也藏着历史的褶皱。宋代避仁宗赵祯名讳，"蒸饼"改称"炊饼"，《水浒传》里武大郎所卖即为无馅实心炊饼——这是避讳制度在饮食中的直接遗存。清代《清稗类钞》记南北差异：北方称无馅者为馒头、有馅者为包子，南方江浙仍沿袭古称，有馅者亦称馒头。一碗面食的叫法，便是一部微缩的饮食文化史。

地方上更有许多馒头成了非遗名馍。安徽阜阳枕头馍，南宋顺昌之战中百姓蒸制重达数斤的巨型馒头作军粮，兼具干粮与枕头功能，现为省级非遗。河南开封开花馍，历史可溯至晋代，蒸制时顶部自然裂开如花朵，老辈讲究"蒸饼上不坼作十字不食"，寓意吉祥。浙江金华红印馒头，以糯米酒糟发酵，顶部必盖红色"福""寿"字印，是祭祀婚嫁的"硬通货"。山西花馍，造型千变万化，是黄土高原重要的民俗艺术载体。山东王哥庄大馒头，以崂山水、老面发酵、铁锅木柴蒸制，个头硕大，底部有焦香"饹馇"，亦是省级非遗。

从诸葛亮的"蛮头"到河上肇的白馒头，从鲁迅的"人血馒头"到曹雪芹的"土馒头"，从宋代市井的太学馒头到今天各地的非遗名馍——馒头早已不只是食物。它是一面镜子，照见饥饿与饱足、愚昧与觉醒、欲望与虚无。河上肇在五个白馒头里尝到的，是活着的滋味；鲁迅在蘸血的馒头里看见的，是民族的病痛；曹雪芹在馒头庵里写下的，是繁华落尽后的那方黄土。

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

可在这"终须"之前，人还是要吃馒头的。吃的时候，有人吃出了生存的尊严，有人吃出了人间的荒诞，有人吃出了欲望的代价。一个馒头，能装下这么多，大约是因为它本就是最朴素的食物——朴素到什么都能往里填，也朴素到什么都能从中看出原形。

竹林听溪

失眼

读 2026.7《读书》 金冰、钟洁《重返一八五一：狄更斯与互联的世界》，读到文末提及狄更斯笔下的万国博览会。这位伟大的作家站在水晶宫的穹顶之下，目光扫过来自"世界"的万国展品，写到中国时，笔下却只有茶杯、香烛、花草。

茶杯，香烛，花草。

一个天才作家，面对一个拥有数千年文明、四亿人口的国度，他的眼睛最终只拣选了这三样东西。不是他没看见别的——是他以为自己看见了全部。

这让我想起1990年代《中国青年报》创办"冰点"专栏时的初衷。那个栏目的名字起得好。"冰点"，摄氏零度以下，是水不肯沸腾的温度，是热闹之外沉默的角落。它追求的正是在热点焦点之外，打捞那些被主流叙事忽略的人与事，呈现一个更丰饶、更广阔的世界。它警惕的，恰恰就是狄更斯式的盲区——以为自己站在高处俯瞰了全局，其实只是被自己的认知框架框住，把世界压缩成了几张顺手的标签。

狄更斯的失误不在于恶意，而在于无意识的傲慢。他并非有意贬低中国，他只是从未怀疑过自己的目光本身就是有形状的——一个十九世纪英国中产阶级作家的目光，天然地会把"东方"收纳进一个异域风情的标本盒里。茶杯香烛花草，恰好够他完成一篇妙趣横生的专栏，恰好够读者发出一声满足的赞叹。没有人追问：这就是全部了吗？

这就是"失眼"。不是看不见，是眼睛被训练成了某种形状，只能接收特定频段的信号，还以为自己接收到了全频。

我辈庸俗凡人，没有狄更斯的才华，却一样拥有狄更斯的盲区。甚至更甚——天才至少还有自省的本能，而我们普通人更容易把习焉不察当作理所当然。我们刷着算法推荐的信息流，读着被筛选过的叙事，在朋友圈里交换着高度同质化的观点，然后真诚地相信自己"了解"了某件事、"看见"了某个群体。

殊不知我们看见的，可能也只是茶杯、香烛、花草。

"冰点"的精神，说到底不是某种新闻理想的高调宣示，而是一种极朴素的自觉：往旁边看一步，往下蹲一点。 去那些"不值得被看见"的地方找人，去那些"不值得被谈论"的角落听声。不是因为那里藏着什么惊天动地的大道理，而是因为那里才是世界的本来面目——参差多态，不可简化，拒绝被装进任何一只标本盒。

狄更斯当然伟大。但他的失误提醒我们：伟大如他，尚且不能免于"失眼"；我们这些凡人，若不自省，只会盲得更深。

所以，着心于此吧。时时问自己一句：我此刻看见的，是真的全部吗？还是只是我愿意看见的、方便看见的、被训练去看见的那一小部分？

这问题没有终极答案。但肯问，就已经是抵抗了。

竹林听溪

把教师还给教育

读2026.9《教师博览文摘版》熊丙奇《应对“无理举报”，不能要求教师“自证清白”》，有两处文字像针一样扎了我一下。

一是那组数据：西南某基层教育局，2024年头八个月，128条举报教师的信息，查实率5%。也就是说，每二十起举报里，十九起是空的。另一处是那个细节——学校接到举报，让沈教授写说明、配合调查。文章说得很克制："虽然并不是就此认定沈教授有问题。"可写说明这件事本身，就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消耗战。调记录、找证人、组织语言、开会陈述，一件投诉平均耗掉六七个钟头。六七个钟头，够改完两个班的作文，够备出一周的课，够跟三五个学生深谈一次。

可这些时间，花在了写说明上。

我读到这里，脑子里冒出一个很朴素的念头：能不能设一个地方，专门接这些非教育教学类的事？就像医院的分诊台，把感冒的和心梗的分开，别让所有病人都挤在急诊室里，也别让急诊医生去处理挂号纠纷。

教师这个职业，说到底是用时间换人。一节课四十五分钟，你站在那里，学生坐在那里，知识从你脑子里流到他们脑子里，这件事本身容不得半点分心。可现在呢？举报一来，学校第一反应不是"这事值不值得查"，而是"先把人叫来问问"。流程启动了，教师就被拽出课堂，坐到会议室里，对着一沓表格回忆某月某日某节课到底说了什么话、用了什么语气。

这不是自证清白，这是用制度性的方式告诉一个老师：你的清白，需要你用备课的时间来换。

所以我想，得有一个缓冲层。

不是在学校里再加一个行政岗让老师兼着——那只是把骚扰从教室搬进办公室。而是在教育局层面，设一个专门的甄别口。举报件到了，先过这一关：有具体时间地点行为描述的，转核查；只有情绪没有事实的，转沟通；匿名且无任何可核查信息的，建档备查，原则上不启动对教师调查。三道筛子一过，真正需要教师介入的，可能连三成都不到。

学校那头，配一个接诉岗，最好有法律顾问。教师只做一件事：提供事实。监控不是你跑腿去调，说明不是你熬夜去写，面对举报人不是你一个人去扛。你只需要在材料上签一个"情况属实"，然后回去上课。

这听起来像天方夜谭吗？其实不是。有些地方已经在试了——法治委员会、家校矛盾调解中心、涉师争议甄别机制，名字不同，方向一致：把非教学事务从教师动线上剥离。

我真正在意的不是机构叫什么名字，而是那把尺子：教师被叫去写说明的小时数，能不能降下来？课堂时间，能不能保住？

教育这件事，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一个老师站在讲台上，心里是踏实的，学生坐在下面，眼睛是亮的，这就够了。可如果老师站在讲台上，心里还在想昨天那封举报信怎么回复，那这堂课，其实已经空了。

128条举报，7条属实。那121条不属实的背后，是多少个小时从课堂里被抽走，又有多少节课，就这样空在了写说明的间隙里。

把教师还给教育吧。让教师只做教师该做的事。其他的，交给该接住的人。

竹林听溪

“学习”与“受教”之间

读2026.9《教师博览文摘版》朱彦《古人开学那些事》一文，第一节有句话颇有趣："古时的'大学'以诗书记乐为学习内容，而'小学'则以文字训诂为教授内容。"若将"教授"换作"受学"，是否更妙？

此念无关对错，只是读书人的一点语感。前句言"学习"，立足学者；后句言"教授"，立足教者。视角一转，读来便有微瑕。若改为"小学以文字训诂为受学内容"，则"学习"对"受学"，皆从学子立场出发，前后如双峰并峙，气象贯通。

当然，朱彦先生用"教授"亦非不可。古时小学，本重"教什么"——《汉书·艺文志》载"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说的便是教学内容。教育史书写，从"教"的维度切入，自有其理。我之所言，不过是修辞上的一点偏好，算不得批评，只是读书时与作者隔空对话的一丝乐趣。

由这一字之易，竟牵出许多关于"学"与"教"的联想来。

"学习"与"教授"，是教育的一体两面。学习是输入，是内化，是把知识装进脑子；教授是输出，是传递，是把知识从脑子里拿出来放进别人脑子里。二者方向相反，却又相辅相成。《礼记·学记》早有"教学相长"之训——教的过程，往往是最深刻的学习。今人所谓"费曼学习法"，让孩子把学到的东西讲出来，讲不通的地方便是没真懂的地方，正是此理。

但若再往深里想，"学习"与"受教"又自不同。

学习是一个客观过程，关注的是"获得什么"——读了几页书，记了几个知识点，掌握了几项技能。而"受教"则是一种主观态度，关注的是"以何种心态去获得"。学习是做加法，是积累；受教是做减法，是放下——放下成见，放下"我执"，像一只倒空的杯子，才能盛入新水。

真正的"受教"，起点不是无知，而是清醒地承认自身的有限。它要求一种"我愿意"的谦卑：愿意听，愿意学，愿意被改变。古人说"满招损，谦受益"，说的便是这种心态。

然而，这里头有一个微妙的张力：既然要"空心"受教，又怎能同时保有批判性思维？若一味空心，岂不成了盲从？

我想，成熟的受教，应当包含分辨力。空心，不是没有主见，而是为了更清晰地看见和接纳。它是在谦卑聆听之后，结合自己的理性进行判断和整合。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这"不信"的前提，恰恰是已经"听"了、"受"了，然后才谈得上"疑"。没有受教的谦卑，所谓的批判往往只是固守己见；而没有批判的受教，则可能沦为思想的傀儡。

所以，读书一事，既是"学习"，也是"受教"。读朱彦先生一文，我学到了古人开学的掌故，这是学习；而生出这点关于"学"与"受"的疑议，或许也是另一种受教——带着自己的脑子去接纳，在对话中生长出新的理解。

这大概就是读书最妙的滋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