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年纪年

竹林听溪

谁给世界命了名？

读罢张宗子先生谈《兰若寺》的文章，心里先是暗笑，继而一凛。

宗子先生说编导把“兰若”（rě）误读成了“兰若”（ruò），于是顺手改了标点，硬生生造出了一个“兰若寺”。这当然是个有趣的考据，文人骨子里的较真与雅谑，跃然纸上。

但我忽然想，这真的是“误读”吗？还是一场不动声色的命名权篡夺？

在蒲松龄的书本里，《聊斋》的世界里，它是“兰若”，是梵语“阿兰若”的简称，意指寂静无诤的修行处。那是属于作者的原初世界。

可当徐克和程小东把它搬上银幕，当王祖贤的水袖一甩，当张国荣唱出“人生路，美梦似路长”，这个名词就已经死了。活过来的，是电影《倩女幽魂》里的兰若寺。此时的命名权，理应归编导所有。他们叫它什么，它就是什么，哪怕叫错了，那也是新世界的法则。

如今，宗子先生提笔一文，妙趣横生地解构了这场误会。于是乎，在这个文本的小宇宙里，命名权又悄然易主，落入了读者的掌心。

这让我想起老家竹溪中峰镇那个小小的村落。

官方地图上，它一度被冷冰冰地标注为“煤炭沟”。据说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土地普查，调查员大概嫌麻烦，或者只是依据一份错误的地质报告，随手写下了这三个字。仿佛只要勘测锤敲不出煤，这个名字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成了一个尴尬的行政笑话。

但在村民的口耳相传里，它永远是“梅探沟”。

村名的由头，是一个早已湮灭在时光里的传说：某位梅姓读书郎，寒窗苦读，一朝金榜题名，高中探花。故事的真假已不可考，但“梅探沟”这三个字里，藏着一代代人对耕读传家、对科举功名的朴素想象与尊崇。

1987年，官方终于纠正了错误，把“煤炭沟”改回了“梅探沟村”。

这不仅仅是一次地名的拨乱反正，更是一场民间记忆对行政暴力的温柔胜利。

蒲松龄失去了“兰若”，电影编导得到了“兰若”，张宗子又解构了“兰若”；

“煤炭沟”曾是行政的误判，而“梅探沟”却是人心的归处。

世间万物，大概都是如此。

谁有命名权？

不是第一个写下它的人，也不是第一个念错它的人，而是那个能让名字在时间里站得住脚的人——
是赋予它情感、故事和生命力的那个人。

所以，当宗子先生写下《兰若寺》时，他其实是在说：别管蒲松龄怎么想，也别管导演怎么念，此刻，它属于我的文章，属于我的理解。

而我此刻写下这些文字，也是在争夺一个微小的命名权——
关于如何记住一个村庄，关于如何理解一座寺庙。

读2026.3《读书》张宗子《兰若寺》

竹林听溪

那阵涌上心头的潮水

2026年3月的《散文海外版》，翻到李方毅的《找副业》，那股熟悉的感觉，毫无预兆地就漫上来了。

潮水退去又涨起，这是第多少次了呢？我已经懒得数了。

第一次泛起这种“涌上心头”，是在上世纪末。朱苏进的《绝望中诞生》，我几乎耗掉了好几个晚自习，几顿晚饭后的闲暇才给我的学生们读完。合上书，泪眼朦胧的不只是我，讲台下那一大片亮晶晶的眼睛，也跟着一闪一闪。那一刻，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被轻轻一揪——就是那里了，我想，得多给他们读点东西，不能只困在课本的方寸之间。

于是就有了墙上密密麻麻的钉子，有了穿孔的书报，挂满了我的办公室。哦，那时候还没有坐班制，不用查岗，不用签到，更不必刷脸。我的宿舍就是办公室，是一条狭窄而漫长的甬道。窗外是洼地，是丛林，是泥墙黑瓦的老屋。风从竹乡吹过来，带着野荒莽地的土腥气，也带着油墨香。

现在呢？四十年过去了。当年那个拿一个月工资豪掷书香的年轻人，如今两鬓染霜须发斑白啦。但这阵潮水还在涨。

读李方毅的文字，我突然觉得，自己这辈子的“勉强”都值了。是对自己的勉强——明明可以更轻松，却偏要啃那些硬骨头；是对孩子们的勉强——非要拉着他们看课本外的世界；是对未来的勉强——总觉得如果不这样推一把，明天就会缺了点什么；更是对这片土地的勉强——竹乡野荒莽，总得有人种点精神的庄稼。

盛满了期盼。孩子们的，我们的，父母的，这片大地的。这些期盼沉甸甸地压在心头，又被文字一次次托举起来。

今晨再读，涌上心头的，哪里只是感动。那是一种复杂的回甘：有岁月的尘埃味，有油墨的清香，有晚自习昏黄灯光下的剪影，还有那面早已斑驳却依然挺立的书报墙。

李方毅写着他的日子，我读着我的岁月。让你、让他、让我，在这一行行字句里，再一次体味领悟——原来我们都在各自的“找副业”里，找着灵魂的另一种活法。

罢了，这潮水，且让它一直涌吧。

竹林听溪

消毒

竹林听溪

那座名为“闲人”的孤岛

读2026年3月《散文海外版》，陈元武《湖边日记》里有一句：“我本就是一个闲人。”

这一句，像一枚石子，投进我记忆的深潭，荡开的涟漪，却是四十年前的倒影。

那时的我们，算不算“闲人”呢？

站在讲台上，是师，端肃凛然；走下讲坛，便是友，可亲可近。毕竟是在乡村学校，围墙不高，界限模糊。老师、学生、家长、乡邻，彼此的身影在晨雾与暮色里重叠。我们这群“闲人”，手里握着的乐器，何止是教具——二胡的两根弦，风琴的黑键白键，笛子的圆孔，甚至路边的柳叶、果核，都能被我们驯服，吹拉弹奏出生活的声响。

薄暮初起，夜色像水一样慢慢收拢。树下，墙边，三三两两的人，或立，或卧，姿态松弛得像田埂上的草。

起初只是浅浅细细的一线热意，划过寂寞的天空。渐渐地，声线多了，如织网的丝，杂而不乱。昂昂然，如龙行云中，鸟鸣天际；忽而又急转直下，似兵败如山倒，车过辙乱旗靡，轰轰烈烈，热热闹闹，愈演愈烈，最后竟盛开成一朵巨大的花。

周遭便围了一圈人。学生娃瞪着眼，家长们抿着嘴，同事们倚着锄头或自行车。忽然有人一声应和，那是这首“曲子”同步的戏剧——或许是某部电影的插曲，或许是村头老人口耳相传的民调。于是，嘈嘈切切错杂弹，歌声稚嫩的、苍老的、尖利的、淳厚的，混在一起，混沌如天地初开。

那一刻，小小的校园成了一片海，一片情绪昂昂的歌海。

然后，忽忽声息，三三二二的叫声、呼喊声，一一散开。声浪被夜风和月色稀释，归于平静。该休息了。

回头看，那时的校园，哪里只是教室？它是讲坛，是演出场，是教化园，是身传言教的杏坛，更是旋转涡流般吸引童心与野趣的中心。它是我们这些“闲人”生发地、展示台，也是我们闲情、闲意、闲乐的核心。

现在呢？

那座岛，已经沉没在水下了。

现在的校园，是打卡机，是考勤表，是量化考核的排行榜。现在的“闲人”，似乎成了一种贬义，一种不被允许的奢侈。我们再难像从前那样，随手折一根柳枝就能吹响整个黄昏，也很难再有一群人围着你，不问功利，只为听一曲不成调的歌。

陈元武说他是个“闲人”，我读着，心里泛酸。

我们失去的，或许不是那段无所事事的时光，而是那种敢于“闲”下来的底气，和那份允许灵魂自由歌唱的宽阔。

那阵风，那场雨，那片歌海，终究是留在了四十年前的泥墙黑瓦间，留在了再也回不去的梦里。

竹林听溪

地炉、土豆与那座消失的学校

2026年4月23日

读徐冰《围炉时光》（2026.3《散文海外版》），忽然就被拽回了三四十年前的那个寒夜。

那时我在竹溪中峰三合中学教书。校园不大，几间教室，几百个学生，几十位老师。宿舍围成一圈，把教室拢在怀里。夜一长，寒气就往骨头缝里钻，我们总爱往甘云华老师那儿跑。

甘老师夫妇都是教书人，只是两地分居。他守在学校，妻子欧阳琳在远处的外乡镇小学，女儿还小，总是懵懂地问：家里明明有大房子，为什么我们要挤在这小小的宿舍里？孩子不懂，大人也没法说清，路太远了，远到只能把“家”安在工作的地方。

冬夜漫长，地炉里的煤火通红。我们围着炉子，把土豆一个个埋进炭灰里。那本是甘老师一家的主食菜肴，却成了我们这群青年教师最好的零嘴。没有正经的菜，就靠那点焦香充饥；没有高深的酒，就靠热茶暖心。话题像炉火上的烟，漫无边际地生长。

后来，话渐渐少了。不知是谁先抽出了一本书，大家便各自低头。那时候，《读者文摘》和《青年文学》是硬通货，一本传来传去，书页卷了边，沾了煤灰，布满了划痕。偶尔有几本《港台文学选刊》或《中篇小说选刊》流进来，就像过节。我也曾在《读书》上发过几篇短稿，听说因为这事儿，县里的订户一度涨到了七份，后来又落回一两份。书就是这样，在人手和岁月间流浪。

炉火渐弱时，甘老师总会提议：“读一篇吧。”于是，书声在斗室里响起，沉重又轻盈。那声音好像溢出了小屋，漫过校园，最后落进白天的课堂、学生的作业本里。那是个清贫的年代，几十块钱的工资，总要花一个月的钱去买报纸杂志。可也就是这些纸页，喂饱了学校内外嗷嗷待哺的眼睛。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

如今，读书的人少了，围炉烤土豆的日子没了，连那所叫“三合中学”的学校也不见了。前些日子听说，甘老师也去了天堂。

哲人说，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我总忍不住想，他在那边，还会烤土豆吗？还会指着书页，跟身边的人漫话人生吗？

只记得，那年冬天的土豆，真香啊。

竹林听溪

花第七届春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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