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年纪年

竹林听溪

让自己流动起来

读 2026.9《教师博览文摘版》洞见《让自己流动起来》，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诚不我欺。

我辈俗人多困于一地。不是腿脚走不出去，是心先画了圈。守着一间书斋，抱着几册旧书，日复一日，以为翻来覆去就能撑开那一块"邮票大的地方"。可邮票再怎么展，也不过方寸之间。

怎么才能伸展开呢？

何妨走走。

走出去，遇见一个人。他站着的姿态、说话的语气、看你的眼神，就是一个故事。你不需要知道他的名字，那一瞬间的相遇本身就是完整的。

看见一朵花。不是公园里修剪齐整的那种，是墙角石缝里自己钻出来的，挂着不一样的露水，沾着不一样的尘土。你站在那里看它，心里就生出一种说不清的柔软。

碰到一座山。不是旅游攻略上标了星级的景点，是你拐过一个弯突然撞见的，不高，甚至有点丑，但它在那里，沉默地挡住了一半天空。

一条河，一间屋，一株树。你不知道它们等了你多久，但它们就在那里，等着你走过来，给你一个意料之外的惊喜。

人一旦走出去，世界就不是地图了，是活的。风有风的形状，光有光的脾气，路上的人各有各的难处和欢喜。你不再是旁观者，你成了这流动的一部分。

走出自己，走出狭隘，走向辽阔，走向未知——最终走向的，是生气满满的、不一样的人生。

而这一切的起点，不过是推开门，迈出去，让脚底沾一点陌生的泥土。

竹林听溪

忘记名字的她们

读2026.9《教师博览·文摘版》巫小诗《星空下的孩子》，想起了几位老师。准确地说，是想起了几个人——却怎么也想不起她们的名字了。

巫小诗写她的奶奶，那位笨拙、坚韧又温柔的"老师"。读着读着，眼前竟慢慢浮现出五十多年前，武陵城南，竹溪马家菜园子小学的样子来。

那时候的李老师教书法。没有像样的纸墨，就在青石板上，拿毛笔蘸着水写。水痕在石板上慢慢隐去，下一遍又覆上来，字迹一次次消失，又一次次重现。我那时小，只觉得好玩，却不知那一遍遍隐去又重现的水痕，竟把笔架的骨、字的脉，一点一点充溢进了我的身体里，至今没有散。

周老师——还是邹老师？我连这个都拿不准了——辫子在身后飘拂，歌声和舞姿在那座学校的小天井院里闪现、留存、定格。天井不大，天却很近。我们在那里学会了一首歌，也学会了羞耻、怯懦、试探、习练、展示——所有关于"在人前成为自己"的功课，好像都是从那个小天井开始的。

龚老师的数字敲在黑板上，也锲进了我们的课本，铭记在我们的脑海。然后忽然有一天，那个红叉出现在作业本上，刺目、狰狞。一顿竹鞭之后，那数字反而更深地锲入了心底。那时候只觉得疼，后来才懂，那疼里也有一种笨拙的认真。

还有白老师。天井院东侧那间几平米的小屋，住着这个小个子的老师。她一笔一画教我们笔画先后、字形端坐、文从句顺。多年以后，当我自己也站在讲台上，她竟然还住在那间小屋里。几平米，装下了一个人的一生。

我忘记了她们的名字。

或者说，我从来就没有用心记住过她们的名字。

她们站在乡村小学，教着、追着、盯着一群娃娃——记一句话，数好一个数，会一声歌，写好一个字，会造一句治。她们没有著作，没有职称，没有谁替她们立传。她们甚至没有被自己的学生记住名字。

可我刚才写着写着，忽然明白了一件事：

我不是忘了。我是把她们活成了自己。

青石板上的水痕还在写，小天井里的歌还在唱，红叉和竹鞭化成了讲台上的一句叮咛，那间几平米的小屋，变成了我站在讲台时的底气和来处。

她们不需要我记得名字。

她们只需要我记得，怎么做一个把字写端正、把话说通顺、把人往亮处推的人。

这就够了。

竹林听溪

礼与利的碰撞

读 2026.9《读书》蔡天新《“科学家”墨子与经验主义的重临》，蔡天新先生的文章，是一种难得的幸运。他不只是数学家，还是诗人、作家，多重身份叠在一处，让这篇谈墨子的小文既有逻辑的锋利，又有文字的温润。大贤著文，本旨从来不在炫技，而在以精妙文笔传达哲思——这一点，不提也罢，提了反倒落了俗套。

文章里说，墨子本信奉儒学，后来因反对"厚葬久丧"而别立新说，创立墨家。这桩旧事，有两处格外值得玩味。

其一，是"信奉—学习—钻研—怀疑"这条路径本身。一个人先投身于一种学说，浸淫其中，继而起疑，终至另立门户——这让人不免想起同一时空里，西方那位说出"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哲人。爱师与爱真理，竟可以并行不悖；勤思善疑，执着坚定，其来有自。东西两大哲人，隔着万里山河，竟在精神气质上遥相呼应，这大概是思想史上最动人的巧合之一。

其二，是"厚葬久丧"四字。这四个字，是儒学之基，也是墨学破土而出的裂缝。

儒家讲厚葬久丧，其实并非后世想象的那样铺张奢靡。孔子说"丧，与其易也，宁戚"，意思是丧事与其办得周到齐全，不如内心真正哀痛。孟子说"君子不以天下俭其亲"，是在礼制和财力允许的范围内尽力尽孝。儒家的本意，是以礼制来安顿情感，以丧礼来践行孝道，以哀思来培育仁德。它相信，一个人对待逝者的态度，决定了他对待生者的温度；而"慎终追远"，最终指向的是"民德归厚"——整个社会风气的敦厚良善。

这是一条"向内求"的路。它着眼的是人之为人的根本：你如何面对死亡，如何安顿哀伤，如何在仪式中完成情感的升华。儒家并非不知民生之艰，而是认定：若人心不正、风俗不厚，再多的物质积累也是沙上筑塔。

墨子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

他从厚葬中看到的是财富被埋入地下，从久丧中看到的是农辍耕、工辍作、女辍织，全社会生产活动陷入停滞。他算了一笔账：厚葬是多埋赋财，久丧是久禁从事，结果必然是"国家必贫，人民必寡，刑政必乱"。他从逻辑上追问：为何为妻、长子服丧三年，竟与为父母相同？这合乎情理吗？他从后果上质疑：长期居丧毁伤身体，禁止婚配败男女之交，这与"富之""众之"的治国目标岂非南辕北辙？

墨子的批判，不是出于吝啬，也不是不敬，而是源于一种深切的民生关怀。他看到的是活生生的、当下的苦难，所以他要"救弊"，要"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这是一条"向外求"的路——重实际效果，重经验验证，重功利计算。他由此提出"节葬"，进而延伸出"节用""非乐"，再推展出"兼爱""非攻""尚贤""尚同"一整套体系，最终聚**一个组织严密、赴火蹈刃死不旋踵的学派。

儒墨之争，说到底，是伦理情感本位与功利民生本位两种价值观的碰撞。儒家以"仁"为核心，相信教化的力量；墨家以"利"为标尺，强调实效的检验。一个重"应然"——人应当如何；一个重"实然"——事情实际如何。两者各有其理，各有其用，碰撞之下，反而照亮了先秦思想的天空。

蔡天新先生以数学家和诗人的双重视角，将墨子称作"科学家"，并谈论"经验主义的重临"，这标题本身就耐人寻味。墨子确有朴素的实证精神——他提出"三表法"，以历史经验、百姓实情和实际效果来检验真理；他在逻辑学、光学、力学上皆有具体研究，重逻辑、重实践、重效用。这种经验主义和实证精神，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是否正在以一种更深刻的方式回归？这或许是蔡先生留给我们的问题。

而我想到的另一桩事是：墨家后来逐渐衰微，儒家终成主流。这是否说明，一个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石，终究要回到伦理情感与人文教化上来安顿人心？纯粹功利主义的学说，能救急，却难以提供终极意义。但反过来说，若没有墨子这样的批判者在旁时时敲打，儒家思想是否也会在后世滑向空疏的形式主义，把"礼"变成繁文缛节，把"孝"变成表演作秀？

两家相争，看似对立，实则互补。一个管方向，一个管刹车；一个让人活得有尊严，一个让人活得下去。缺了哪一个，这车都开不稳。

读毕掩卷，窗外秋意渐深。两千年的争论，至今仍在延续——只不过今天的战场，从"厚葬久丧"换成了"生态葬""简约葬"，从"礼与利"换成了"传统与效率"。变的是形式，不变的是那个根本问题：人，究竟应该如何活着，又如何面对死亡？

竹林听溪

小子何敢让焉

读2026.10.19《光明日报》11版刘向东《求真而后传神——刘统的治史之路》，半晌不敢出声。

不是没有读过好的学人记述。是这一篇，把几个问题摁到了胸口上，躲不开。

何以著史？刘统先生梳理革命战争史料时，多了一重现实体验做参照——当年红军转战求生，处处受制于山川、气候、物资条件，其间无数艰难困苦，仅靠纸面文字很难充分体会。他走过那些路，到过那些地方，风是冷的，山是陡的，物资匮乏留下的痕迹还在。身体到了，心才到。这一重体验，是任何档案柜里翻不出来的。著史的根，扎在这里。

谁来著史？刘统先生说："我的方法是用古代史的方法去研究现代史，重细节，重考证。"辨析文献形成时序，比勘不同版本文字异同，审慎甄别各家记述，不轻易采信单一说法。这不是笨，是敬。把离我们并不遥远的往事，当成需要穷尽考辨的文明遗产来对待，这种态度本身就是对历史最大的庄重。

谁的历史？他反对拿现成结论裁剪史料，主张观点从史料之中自然生成。落实到写作上，克制主观评判，偏重叙事，尽量让史料自身说话，留给读者独立思考的空间。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也不是任人剪裁的布料。它是它自己。著史者的本分，是让它自己开口。

谁读历史？向谁传史？他倡导"站在历史的现场写作"——对革命历史最大的尊重，就是审慎完整保存峥嵘岁月的本来面貌，让真实可信的历史走出书斋，被更多人读懂、记取。这不仅是严谨的学术研究，更承担着公共历史教育与传播的功能。真实再现先辈创业的艰苦奋斗，真实反映那个辉煌的时代。

至于第五问，何需言哉？

司马迁写《太史公自序》，接过一个文明的使命。刘统先生引"小子何敢让焉"以自勉，是把这使命接到了现当代。而此刻，一个普通读者，在深秋的黄昏里读完这篇文章，心里翻涌的，也是这六个字。

面对真实，面对来路，面对那些用脚步丈量过苦难、用考辨还原过真相的人，我们谁都没有资格轻慢，没有资格退让。

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小子何敢让焉。

竹林听溪

十八岁的雯雯

今日是雯雯的成年礼。

十八年前，武陵城南马家菜园子，一声啼哭，粉粉糯糯一小团子落地。那时候谁会想到，这个皱巴巴的小婴儿，一眨眼就十八了。

竹溪一中高三，这是雯雯现在的身份。高三，成年，这两个词叠在一起，沉甸甸的。她正在人生最紧的一段坡道上，一步一步往上走。

翻看旧照片，从小学到初中的作文，那些刊在《师说》平台上的文字，心里涌上来的东西，说不清是欣慰、是欣赏、还是心疼。

雯雯是那种让人又欢喜又无奈的孩子。热爱学习，喜欢写作，乐于阅读——这是她。逛山观景，游乐戏嘻，娇嗔顽皮——这也是她。两种样子叠在一起，才是一个完整的、活生生的尚雯雯。不是只会伏案读书的乖孩子，也不是只知贪玩的野丫头。她身上有一种天生的灵动，像竹溪河里的水，清亮，有劲，拐弯的时候也欢快。

她的写作之路，从二〇一八年十月五日《荆州古城一日游》开始。那年她读竹溪实验小学四（四）班，十岁都不到，已经能写出让人眼前一亮的文字。《蚂蚁的启示》里观察自然，《我学会了跳绳》里记录成长，《这就是我》里坦坦荡荡地写自己——文字里全是童真，又不全是童真，有一种超过年龄的清醒。

二〇一九年，她获评《师说网摘》年度"校园文学之星"。荣誉证书和奖金寄到家里那天，她大概只是高兴了一阵子，又去翻她的书了。那时候她已经在读五年级，作品从个人体验扩展到团队协作、自然观察，题材越来越宽，笔触越来越稳。

《师说网摘》的"好学生"栏目里，她的名字出现过很多次。那个平台的编辑选稿严，读者互动也认真，能反复上刊，靠的不是运气，是她真的在写、在想、在活。

二〇二二年六月十日，《家乡的变化》刊出。那是她在竹溪县实验中学七（二）班时写的。此后学习渐紧，再少见作文登上平台。不是不写了，是没时间写了。高中三年，课业像潮水一样涌上来，连喘口气都要挤。但外出休息时，戴眼镜看书的样子，依旧如昨。

这副眼镜，是她这些年读过的书、写过的字、熬过的夜，一起给她的印记。

十八岁了。成年礼不是终点，是一个门槛。跨过去，就是大人了。但我想对雯雯说——你不必急着把所有童真都丢掉。那个在马家菜园子粉粉糯糯的小团子，那个在荆州古城写下第一行游记的小学生，那个获评文学之星时眼睛亮晶晶的少女，她们都没有消失。她们在你身体里，一层一层长着，长成了今天的你。

高三很苦，十八岁很重。但你有文字，有阅读，有你自己的眼睛和心。这些东西别人拿不走，它们会陪你走过高考，走过大学，走过所有你还没来得及抵达的地方。

雯雯，成年快乐。

愿你永远有逛山观景的兴致，也有伏案写作的耐心。愿你笔下的世界，和你眼中的世界一样，清亮，有劲，拐弯的时候也欢快。

竹林听溪

好文字什么样的？

读2026.10.19《光明日报》1版陈世旭《副刊文章要平易、畅晓、生动》，窗外雨飞，寒风扑面，读时心头却火热滚燙的。

不知怎么，读着读着，眼前先浮出来的不是文章，是一个人。

四十多年前，小镇上来过一位将军。我那时还小，只记得他矮小，干瘪，一脸打皱的老皮，身子佝偻着，还跛着一条腿。印象深得很，读陈先生的《小镇上的将军》，那个身影走出来了。当然，将军来小镇的时间其实比我的记忆早得多，是我把时间记混了——但陈先生的文风就是这样，不雕不琢，把东西直接搁在你面前，你接住就是了，他不多解释一句。

陈先生写文章，多实事，少空谈。不堆砌形容词，不绕弯子，不端着。把自己放低，道理反而清楚了。这说的是副刊，可又何止副刊？他所有的文字，都是这个路数，像水一样，不争不抢，却哪儿都能淌进去。

我们学写作，学的不就是这个吗？不光是文学，日常里写个通知、拟个报告、发条消息，归根到底都在做同一件事：让人看懂，让人记住，让人不费劲。平易求通，通了才能到；畅晓求懂，懂了才不走样；生动求活，活了才留得住。通俗是基本，易懂是底线，生动是让人过目不忘的本事。这三样，说起来简单，做起来是一辈子的功夫。

陈先生那篇文章，标题写的是副刊，但道理哪分什么体裁。文字嘛，写出来是给人看的，不是给人仰视的。自己往后退一步，读者就往前走一步。将军那双打皱的眼睛，大概也是这个意思——看着不起眼，看着不威风，可你忘不掉他。

好的文字也是这样。不张扬，却站得住。

竹林听溪

汇湾河边的公开课

读2026.10.19《光明日报》2版杨小敏《校外实践教学如何落到实处》，想起葛元君老师。

五十多年前，葛元君老师夫妻二人从襄阳下放到竹溪汇湾，在小河口中学教书。几年后我来了，初一，语文老师正是葛元君。

我在多篇文章里写过她。山坡上，河边，草地上，葛老师给我们上课。不只在教室里讲段落大意，她把课堂搬到了天地之间——读文章，讲地方的历史和人文，声音顺着汇湾河的水飘出去，鱼在脚边游，课文里的悲欢忽然就长了根。

那时候没有"社会实践大讲堂"这个说法，没有"每周半天校外活动"的制度安排，没有专项保险，没有形成性评价。有的只是一条河，和河两岸活着的常识。葛老师凭着一个读书人的本能，把门推开，领我们走出去。孔子说"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她不是引用这句话，她是活出了这句话。

四十年来，我接过葛元君老师的教鞭，站上讲台。三尺讲台之外，我也带着娃娃们在野外上课。认草木虫鱼，听地方传说，讲本土人物，说风俗旧事。没有课程纲要，没有教联体支撑，没有政策背书，有的只是跟葛老师学来的那点"野气"——教育不该只发生在四面墙里，世界本身就是课本。

一晃几十年。

杨小敏教授的文章，谈社会实践大讲堂，谈每周半天校外活动，谈盘活在地资源，谈安全机制，谈家校社协同。措辞更系统，表述更正面，定位更官方，设计更教材化，实施更课堂化。这是基层老师们几十年一直在追求、在探索的事，如今落地成了制度，成了政策。

读着读着，我心里冒出一句话：新的是制度，熟的是汇湾河。

五十年前，葛老师把课堂搬出泥砖教室，靠的是一个知识分子对山水的信任。四十年来，我接过教鞭，在应试的时钟里硬挤出一条缝，把娃娃们带到田埂上、老街口、河滩边，靠的是一种不肯把教育关进笼子里的执拗。今天，政策把这条小路拓成了大道，顶层设计给"走出去"安上了护栏和路标。

这是好事。制度解决"能不能出去"的问题，让校长不再因安全责任缩手缩脚，让家长不再因分数焦虑质疑"不务正业"。但制度落地之后，最终靠的还是那个愿意蹲在田埂上给学生讲一棵苗的老师。纲要再好，落到竹溪、落到汇湾、落到任何一所山村学校，需要的是人的体温。

葛元君老师当年不会想到，她那条汇湾河边的"野课"，有一天会被写进政策文件。她只是觉得，语文不该只在课本里，世界不该只隔着一扇窗。

教育让生活更美好，校外让教育更完善。而完善的教育，从来都该听见水声。

竹林听溪

写作的两道关隘

读2026.10.19《光明日报》8版邹晓菁  苏雁《13岁中国女孩获第55届国际少年书信写作比赛金奖——一封写给家乡的书信，何以打动世界》，文章里有个细节：小姑娘觉得家乡的一切都太新鲜了，哪个都舍不得丢。老师孙烨给她的建议是——围绕"蜂蜜"这条线索来写，"最重要的是把真挚情感写出来，而不是面面俱到"。

一句话，道破了写作里最朴素也最难的一课：取舍。

这让我想起魏巍写《谁是最可爱的人》。他在朝鲜战场采访，收集了二十多个生动事例，最初写成《自豪吧，祖国》，二十几个故事排在一起，自己读着都觉得像流水账。后来大刀一砍，只留三个。

松骨峰战斗，一个连打到弹尽粮绝，全体牺牲——这是恨，是对敌人的钢铁意志。马玉祥三次冲进火场救出朝鲜孤儿——这是爱，是对异国百姓的人道情怀。防空洞里战士就着雪吃炒面，说"我在这里吃雪，正是为了我们祖国的人民不吃雪"——这是忠，是甘愿吃苦的朴素信念。

三个事例，恨、爱、忠，从对敌、爱民、报国三个维度，把一个宏大的命题撑得立体而结实。

从二十多个到三个，魏巍经历了什么？我想那一定是一个个都舍不得。每一个故事都是他在战场上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每一个都带着体温和硝烟味。删掉任何一个，都像是在否定那段经历本身。

但好文章恰恰诞生于这种"否定"。正因为砍掉了十九个，剩下的三个才获得了呼吸的空间。 每个故事都能被充分展开，每个细节都能被读者看见、记住。如果二十个都塞进去，读者的注意力被稀释，最后记住的反而可能是零。

司芝元小朋友面对的是同样的困境，只是尺度不同。一个13岁孩子对家乡的感知是铺天盖地的——气味、声音、食物、人、街道、方言，全部涌过来。她本能地想把它们全写进去，因为每一个都是真实的、珍贵的。但老师告诉她：选一条线，把蜂蜜的甜、蜂蜜背后的家乡、蜂蜜串联起的情感，写透。

两代写作者，一个大作家，一个小女孩，面对的是同一道关。

写作的第一道关隘，是无话可写。没素材，没感受，坐在纸前面脑子空空。过了这一关的人，以为前面就是坦途了。其实不是。门后面，第二道关隘是什么都往里写。

第一关要你打开，第二关要你收拢。这两道关是一对矛盾。很多人第一关过了，第二关反而卡得更久。因为"舍不得"背后有一种隐秘的贪心——总觉得每个细节都来之不易，删了就是浪费，就是对不起自己的经历。

但写作不是展览，不是把收集来的宝贝一字排开让人参观。写作是选择，是拿一个核心去筛所有素材，是让留下来的东西彼此支撑、彼此照亮。魏巍拿"谁是最可爱的人"这个判断当筛子，筛出了三个不可替代的角度。司芝元拿"蜂蜜"当线索，筛掉了所有跟这条线无关的新鲜感。

先定中心，再筛材料。求典型，忌堆砌。多角度支撑，详略得当。这些道理说起来不复杂，做起来难，因为每一次删除都是在跟自己的贪心搏斗。

至于第三道关隘以后的路，这里先不说。先把第一步走踏实，把第二步站稳。能过这两关的人，已经不多了。

竹林听溪

蜜蜂与蝼蚁

读2026.9.《读书》解扬《蜜蜂与蝼蚁：文明进程中的反省方式》，开篇拈出曼德维尔悖论——私人追求私利，经制度与竞争，或可致公共繁荣。其经典表述见于《蜜蜂的寓言》副题："私人的恶德，公众的利益"。曼德维尔将社会比作蜂巢：蜜蜂个个贪婪、虚荣、奢侈，蜂群却富足强盛；及至它们改弦更张，变得诚实节俭，商业反而萧条，终致衰败。此处所谓"恶德"，并非杀人放火，而是骄傲、虚荣、贪欲、奢侈这些私心。曼德维尔之意，并非"越缺德越好"，而是说私欲本身不天然等于公共利益，关键在有无法律、竞争与制度去"修剪约束"。此说常被视为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思想源头之一，亦影响及于哈耶克的自发秩序理论。沿"文明怎样反省自己"这条线索看去，一个社会能否将私欲的破坏性转化为可问责、可计算的公共力量，或许正是文明反省的关键所在。

文中提及同时期明代中国之"蝼蚁"意象。其源头可溯至蔡邕《让高阳侯印绶符策》中"臣蝼蚁，无功德"一语，用以指代个人诚悫。解扬先生原文主旨，在比较中西方面对奢侈问题时，以蝼蚁与蜜蜂为象征的两种不同应对方式，此且按下不表。

读至此处，我却忽然想起数十年前旧事。彼时我初涉网络，在荆楚网东湖论坛十堰分区开了一个文集，取名"蚂蚁之辈　鸿鹄情怀"，所有文字图片，皆以跟帖形式发在那里。

"蚂蚁之辈，鸿鹄情怀"非固定成语或经典文献原句，是对"蝼蚁"与"鸿鹄"两个经典意象的创造性组合，用以表达一种身处平凡却心怀远志的精神状态。其意重在"反差"与"统一"——蚂蚁之辈"象征个体之渺小、平凡、力量微薄，或指涉于庞大社会结构中普通人的位置；"鸿鹄情怀"则象征远大志向、高远格局与不屈精神（"鸿鹄"典出《史记·陈涉世家》，本指天鹅，后喻志向远大）。二者相合，表达的是一种"虽处低位，心向高远"的人生态度：承认自身之平凡与局限，却不因此放弃对卓越、理想或精神高度的追求。

意象之源，各有来路。"蝼蚁"自古用以比喻生命之渺小或力量之微弱；"鸿鹄之志"则出自《史记·陈涉世家》"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为表达远大抱负之经典典故。将二者并置，其意不在自贬，而在自明——明乎己之微末，而后知志之不可夺。

今读解扬先生文章，见"蜜蜂"与"蝼蚁"并提，忽觉数十年前那八个字，竟与此暗通。蜜蜂以私欲成就公共繁荣，蝼蚁以卑微自守其诚悫，而"蚂蚁之辈，鸿鹄情怀"者，则是以蝼蚁之身，存鸿鹄之心。三者路径不同，却皆关乎一己与天下之间那微妙的张力——如何在认清平凡现实的基础上，依然保持高远之志向与积极之精神追求。此或亦是一种个体层面的"文明反省"罢。

竹林听溪

无债不来？——从《最后的账单》说起

读2026.9《读书》王艺《最后的账单》，我想到那句流传甚广的俗语——“儿女是前世债主，今世来要债”。许多人大概会像我一样，下意识地将这句话的出处归到《聊斋志异》头上。毕竟，蒲松龄笔下那些光怪陆离的故事，似乎天然盛产这类因果报应的母题。

然而，这实在是一个美丽的误会。

“儿女是前世债主”并非出自《聊斋志异》。在蒲松龄现存的所有篇目中，我们找不到这句原话。但为何我们总会把它与聊斋挂钩？因为聊斋确实提供了最鲜活的“讨债儿”叙事原型。

《四十千》里，管家梦到有人进门宣告：“汝欠四十千，今宜还矣。”随后妻生一子。他备好四十千专供孩子花用，钱将花完，孩子随即死。篇末异史氏点破：“生佳儿，所以报我之缘；生顽儿，所以取我之债。”而《柳氏子》更绝：儿子败尽家产，死后附魂骂父：“初与义为客侣，不图包藏祸心，隐我血赀……何父之有！”前世被侵吞本钱的合伙人，今生化作儿子来清算。账算清了，父子名分也断了。

聊斋给了“讨债儿”的皮相，民间便顺水推舟，将“儿女=债主”的标签贴了上去。但真正撑起这观念骨架的，却是佛教的因果轮回观。

东晋译经《五苦章句经》中，早已将人与人的缘分（包括亲子）分为五种因缘：“一曰怨家，二曰债主，三曰偿债，四曰本愿，五曰真友。”注意，经文本是五种并列，债主只是其中之一，还有“偿债”（子养父母）、“本愿”（宿世善念相牵）、“真友”（同道相济）。到了近代，印光大师进一步浓缩为“讨债、还债、报恩、报怨”四义。大师说这话的现场，是安慰一位丧子的父亲，本意是劝人坦然面对不同缘分的子女，尽好本分，而非消极认命。

可悲的是，民间流传时，往往只放大了“怨家”与“债主”这两端，把“本愿”“真友”悄悄删除了。一句“儿女是前世债主”，把双向互缘的复杂关系，简化成了单向的讨债账本。

王艺《最后的账单》一文让人深思，不在本文，而在浮想连翩之余的我们自己，想到了的一切。当“养育”被量化成账单，我们很容易陷入“被要债”的错觉。但真要把账单看清，得把被删掉的三项补回去——偿债、本愿、真友。

《柳氏子》的结局是个警示：若只算经济账、债务账，清账之时便是恩断义绝之日。而《五苦章句经》提醒我们，亲子之缘，更多是“本愿而来”，是“真友相济”。我们总怕孩子来讨债，却忘了自己也可能是那个欠债未还的人；我们总盯着账单上的赤字，却忽略了那些无条件的爱与陪伴，才是缘分里最珍贵的“本愿”。

所以，下次再听到“儿女是前世债主”时，不妨微微一笑。聊斋给了故事，佛经给了框架，但生活的账单，得我们自己一笔一笔去写。补回那些被删掉的“偿债、本愿、真友”，我们才能在“无缘不聚”的缘分里，少一些怨尤，多一些感恩。

这是《最后的账单》真正让我算清的账，却与王艺先生写作本文宏旨无关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