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丨黎红雷：成人达己，中华商道源自何种文化基因？

人生苦短何须

(东西问)黎红雷：成人达己，中华商道源自何种文化基因？

中新社北京6月7日电 题：成人达己，中华商道源自何种文化基因？

——专访中山大学中外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黎红雷

作者 马帅莎

中国绵延5000多年的历史文化孕育了独特的中华商道，其伴随商贸活动的发展演变至今。从春秋时期的儒商鼻祖子贡到清末状元实业家张謇，商界君子的故事广为流传。

中华商道源自何种文化基因？如何影响中国人从商的义利观和社会责任？中西企业家精神有何异同、如何互鉴？中新社“东西问”专访中山大学中外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博鳌儒商论坛理事长黎红雷，解读中华商道的“文化密码”。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从古至今，中华商道推崇超越一己私利、以责任为本的家国情怀一以贯之。在您看来，中华商道的内涵是什么？在哪些方面受到传统文化影响？

黎红雷：中华商道是中华“大道”在商业领域的表现，实际上是从商业、企业角度展现中华“大道”的内容。

中华商道蕴含“天人合一”的精神信仰，即敬天、法祖和爱人。就像西方人遇事爱说“My God”，中国人遇事也会说“我的天啊”，敬畏天道是我们的信仰根源；法祖则是信仰依据，春节拜祖、清明扫墓……敬重祖先是中国人的族群特色，中华商人亦是如此；爱人惜物是信仰实践，中国商人对顾客、员工乃至万物都抱着一种仁爱的精神，这是传统文化之中“仁者爱人”思想在商道领域的体现。

中华商道追求“德礼合一”的管理文化。孔子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道之以德”是指人文教化，“齐之以礼”强调制度规范，这是德治思想的体现。并非只有西方企业注重制度，中华商道同样强调制度层面的管理，如晋商几百年前创造“身股制”，现在仍被很多企业效仿。

位于山西省祁县乔家大院景区的晋商珠算博物馆。中新社发 陈晓东 摄

中华商道包含“义利合一”的经营哲学。中华传统文化讲求“义以生利，利以平民”，这不是口号，而是蕴含以义致利的经营目标。儒家主张创造利益，更主张利益要为全体民众所共享。义是精神价值，利是物质价值，精神价值创造物质价值又制约物质价值。“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是用智慧创造更多财富并与社会大众共享财富。

中新社记者：中国古代儒商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能否展开谈谈儒家思想在中华商道中扮演了何种角色？

黎红雷：儒家思想是中华商道最核心的文化基因，是中华商道的根基和灵魂，对中华商道的塑造具有根本性影响。除了前述德治思想和义利思想的影响，还有其它表现。

比如，中华商道的品牌理念与儒家的诚信思想密切相关。中华商道依据儒学内诚于心、外信于人的理念，提出人品、企品、产品“三品合一”，是一种更为高超的品牌营销学。儒商坚信，真正有内涵的产品是经得起考验的，赢得的是消费者对品牌的信赖与赞誉。

儒家三达德“智、仁、勇”则对中华商道的创新、组织、奋斗理念产生影响。中华商道依据“智者不惑”理念，智以创新、与时俱进，打造时代的企业；依据“仁者不忧”理念，仁以爱人，厚德载物，构建企业、社会、自然的共同体；依据“勇者不惧”理念，强调企业要敢于担当、勇于奋斗，价值分配要激励奋斗者，导向真正为企业作出贡献的人。

中华商道还立足于儒家处世哲学。孔子提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中华商道强调，企业既要为员工创造幸福，更要为社会创造价值，成为提升能量造福众生的“公器”。成人而达己，成己而成物，企业经营形成良性的循环。

这些理念，从多个方面形塑了中华商道的“精神面貌”。

北京孔庙举行祭孔大典。中新社发 郭海鹏 摄

中新社记者：中华商道对经济伦理有其独特理解，这与西方经济学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管理模式是否不同？传统文化如何塑造中华商道的社会责任观？

黎红雷：2013年，我在哈佛大学讲学时，有美国学者问我，中国改革开放早期的民营企业家基本未受过现代管理科学教育，他们靠什么创业？我当时回答四个字：“文化资本”，指的是几千年来影响中国人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

儒家数千年商业文明，有其内在逻辑。当接触和了解西方市场经济理念、企业精神后，就会发现其中很多内容也是我们祖先不断追求的东西，只是表述不同。

中华商道的社会责任观强调，道德要规范，法律是底线，良心最值钱；价值认识上要见利思义，行为准则上要取之于义，实际效果上要先义后利，价值评判上要义利合一。判断一个企业是否真正坚守中华商道思想，主要看其是否做到义利合一，而不是唯利是图。

关于企业社会责任，西方这几十年来大有争论。中华商道强调“责任连续体”，这一概念来自儒家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其逻辑是从自身出发推而广之。企业家严于律己是对自己的责任担当，德以治企是对企业的责任担当，仁以爱人是对员工的责任担当，信以立世是对顾客的责任担当，博施于民是对社会大众的责任担当，万物一体是对自然环境的责任担当。中华商道的责任意识会让企业认识到，其发展不仅要惠及社区和更大范围的周边，还要坚持绿色发展以保护环境等。

技术人员在浙江一生产户外LED照明产品的企业数字车间内操控自动化设备。中新社发 谭云俸 摄

中新社记者：中华商道与西方企业家精神有何异同？中西方企业家精神如何互鉴？

黎红雷：西方企业家精神有三个突出特点，冒险是企业家精神的天性，创新是企业家精神的灵魂，竞争与合作是企业家精神的精华。中华商道精神也有三个特点：自强不息，即奋斗精神；厚德载物，即包容精神；与时偕行，即应变精神。三者均来自儒家经典《周易》。

奋斗就会有冒险，包容就会有合作，应变就会有创新。由此看来，中华商道在行为表现层面，与西方企业家精神并无二致，基本相通。但欧美主要以基督教文化为基础，中国以儒家文化为基础，文化基础不同，思想内涵上就存在很大差异。西方企业家冒险的动机主要是个人主义，为了满足个人利益；而中华商道指向的奋斗动机中，集体主义是主流，近代民族企业家张謇产业报国、救国利民的故事一直为人称道，就是中华商道主流意识的经典表现。

位于江苏南通张謇故居内的张謇雕像。中新社发 宋诚林 摄

当代市场经济和社会文明发展证明，企业不但需要竞争，也需要合作。现在有一个新理念叫“竞合”，英文是co-opetition，竞争中有合作，合作中有竞争，这正是中西方文明和企业家精神包容互鉴的结果。

中新社记者：中华商道历经数千年，对当下的国际合作有哪些借鉴意义？中外企业家可从中得到何种启发？

黎红雷：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商道可以大有所为。中国传统文化主张“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为中华商道在企业、社会、自然等不同层面构建共同体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

理解儒家共同体的理念，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意义。中国的发展不是关起门来发展，也绝不会像近代西方资本主义一样搞殖民掠夺，而是希望大家一起发展，共享成果，这是儒家“四海之内皆兄弟”“民胞物与”等思想的当代实践。

浙江宁波舟山港联动服务保障“一带一路”疫情下供应链稳定畅通，集装箱码头一片繁忙景象。中新社发 姚峰 摄

已有不少有识之士提出，原有的商业文明不能适应21世纪人类的发展，应当建立新的商业文明。

中华商道致力于创立独特的经营和管理机制，把社会、他人、自身的利益融为一体，从而形成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底蕴的崭新的企业治理模式，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世界级企业管理制度融为一体，形成中西合璧的企业文化。中华商道能够适应当今世界建构新商业文明的需求并为之作出独特贡献。(完)

受访者简介：

中新社发 受访者供图

黎红雷教授，中山大学哲学博士、美国夏威夷大学比较管理哲学博士后，中山大学中外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博鳌儒商论坛理事长，全国新儒商团体联席会议秘书长，中国孔子基金会名誉副理事长兼企业儒学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著有《论语集译》《先秦儒学》《儒家管理哲学》《人类管理之道》《东方管理智慧》《儒家商道智慧》《现代管理与儒家智慧》《企业文化概论》《国学经典九百句》等；译著有《美国企业文化》《比较哲学》等；主编《企业儒学年鉴》《治道新诠》《中国管理智慧教程》《中国人的精神三十讲》《中国传统治道研究丛书》等。另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管理世界》、美国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等杂志发表学术论文20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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