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老百姓共同整肃官场，朱元璋的这一壮举堪称前无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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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年间，朱元璋颁布了诏令，联合民间的“年壮豪杰”及“有德耆民”，共同整肃官场吏治。很多朋友觉得，朱元璋的政策堪称壮举，他不但赋予民众监督权，还破天荒地给了老百姓执法权，让欺压百姓的官吏无所遁形。
最为人称道的，则是《大诰》中“绑缚赴京治罪”这几个字。此令一经颁布，老百姓的处境发生剧变，无为无德的官吏，随时有可能被民众押解入京。按照明律的规定，倘若官吏不肯就范，或派人阻拦，则满门获罪。
从这项举措上，我们能够看到朱元璋的聪明之处。用政治上的手段，影响甚至改变司法，发动一切能发动的社会力量，对官场展开肃清运动。最后，还能在治下留下由各级官吏、百姓构建的监视网，杜绝有可能发生的官场腐败现象。
从这一点上来看，朱元璋的举措堪称前无古人。

我们知道，洪武皇帝出身劳苦大众，他的文化底子颇为有限。从他亲自撰写的诏书中，我们就能看出，朱元璋的水平非常一般，其诏书虽是亲笔写就，但其中有不少借鉴的成分。例如在《大诰》的名字乃至内容中，我们能够明显发现朱元璋参照了《周书》。
《周书》中的《大诰》用意是教化百姓，以该书为训诫。“诰”的意思是教化，也就是讲道理，用鲜明的事例给老百姓打比方，晓之以理。明初的《大诰》虽然沿袭了周诰的格式，其中引用了不少具体事例，但目的性却截然不同。朱元璋旨在用这篇《大诰》警示、严惩，而不是说服、教化，可以说明当初的大诰充满了血腥气。
从洪武十八年开始，一直到洪武二十年，短短三年的时间里，朱元璋先后颁布了三部《大诰》。当然，这三部的内容大同小异，后两部是对第一部的补充和修正。在最后一部《御制大诰三编》中，总共囊括了二百多个条令，其中针对官吏的就有一百二十条之多，占所有条目的六成。
从这就能看出，朱元璋颁布《大诰》的目的，虽有教化子民的意思，但整顿吏治的目的更加明显。

关于“绑缚赴京治罪”的部分，主见于《御制大诰》（也就是最初版的“大诰”）的第五十九条，范围限于城乡，京都不在此列。主要针对的对象为在职的官吏、赋闲的官吏、“老奸巨猾”的顽民，只要他们敢做出灭词讼、与其他官吏合谋诬陷、教唆百姓，民间的“方正豪杰”就有权将这群人押赴京城。在押赴的过程中，所有官吏不得阻拦，但凡阻拦一律斩首。该条令的主体在于“绑缚赴京”，而对沿途官吏阻拦制定的禁令，则是一种配套制度。
第一部“大诰”，就已经将范围扩大到城乡，不过其内容却仅限于官吏合谋诬陷、教唆百姓、灭词讼等。到了《大诰续编》，其内容更加完善，涵盖的情况也更广。所有压迫老百姓的官吏，均会受到民众制裁。
值得一提的是，在“续编”之中，被赋予执法权的对象发生了改变，不再是那些“方正豪杰”，而是德高望重的“耆民”。由此猜测，应该是“大诰”初版颁布之初，因血气方刚的“方正豪杰”获得了执法权后，闹出了不少乱子，所以在“续编”之中，将执法权交给了更加稳重的“耆民”手中。
当然，“耆民”的年纪比较大，通常他们没有绑缚官吏的能力，所以在“续编”中还有这样的补充：“率精壮拿赴京来”。“民拿官”的圣旨虽然颁布了两道，但这时的老百姓只是拥有执法权，仍没有越级上诉的权力。也就是说，他们可以捉拿那些欺压百姓的官吏进京，但若想进行诉讼还得按照既定的规矩逐级进行。

在最后一部《大诰三编》中，内容更加完善，越来越多的条目被加入其中，民众也获得了更多的权力。只不过，在《大诰三编》颁布之前，就有许多“刁民”开始利用《大诰》之中的制度，公报私仇，将那些与自己有仇怨的地方官绑缚入京，造成不少冤案。
因此，在《大诰三编》之中，“臣民倚法为奸”的条目被写在了前面，且加入了许多恶意利用“民拿官”制度的案例，总共收录了十八个。在这十八个案例中，我们发现这些恶意利用制度的案件主要集中于江浙地区，此外江西、南京、山东等地也发生了类似的案例。
从这里就能看出，正所谓“山高皇帝远”，只要是远离京师，皇帝目不能及的地方，总会有人钻制度的空子。相比于在“民拿官”制度下伏法的庸官、贪官，那些因此蒙受不白之冤的清白官吏显然更多。
从那些典型事例中，不难看出朱元璋有点“玩砸了”，好心办成了坏事。从这三道《大诰》的颁布过程中，朱元璋展现了不成熟的行政思维。通过“民拿官”制度，让群众成为监督者，出发点是好的，但朱元璋的准备不够充分。

说到这，可能有朋友会反驳，这一制度的结果很好，“不一年之间，贪官污吏尽化为贤矣”。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研究历史切莫偏听一家之言，我们还需查阅更多文献。在其他文字中，笔者找到的是“凶顽之人，不善之心犹未向化”以及“恶人以为不然，仍蹈前非”。除此之外，“民拿官”的制度还造成了一种恶性现象，那就是越来越多的“刁民”靠着这一制度，刻意抓人把柄，向地方官吏索要钱财。
当然，仅靠空泛的描写，无法让我们了解得更透彻，所以还得拿出具体事例。洪武十九年，常熟地区的农民陈寿六响应朝廷号召，首次完成了“民拿官”的壮举。因陈寿六的表现比较突出，所以朱元璋将其收录入下个版本的《大诰》中，将陈寿六作为标杆，鼓励老百姓继续“民拿官”。
常熟县令欺压良善，陈寿六等农民的利益受到侵害，陈寿六找到自己的弟弟和外甥，三个年轻人一起闯入县令的家中，将其五花大绑，将其押送到京城。前文中我们已经详细介绍了《大诰》中关于“民拿官”部分的具体内容，显然陈寿六绑缚县令的流程是违背了条令的。
我们且来看看陈寿六的身份，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既不是德高望重的老人，又不是“方正豪杰”。更离谱的是，此案的证人是陈寿六及其弟、其外甥，均属陈寿六的亲族，没有旁人作证，这与明律中的规定是不合的。
这桩案件更令人称奇的部分在于，该案并非由司法机构会审，而是由皇帝亲自审理。

在这起案件中，“第一个吃螃蟹”的陈寿六成为最大的获益人。朱元璋审理了案件后，陈家得到了二十锭银两的赏赐，绑县令的三人各得御赐衣裳两件，陈家免除农赋、兵役三年。陈寿六的故事被朱元璋无限放大，向各城乡传诵。
甚至于，为了防止有官员对陈寿六进行报复，朱元璋还三令五申报复者一律斩首。到了最后，陈寿六还获得一项殊荣，那就是将来若他落罪，禁止官吏对其进行审理，需将其交到朝廷，由朱元璋亲自“问其由”。
从这一系列的“民拿官”制度，结合“治胡党”、“空印案”等事件，朱元璋为官场带来长达七年的“恐怖期”，在此期间有十万名无辜或有罪的官吏及其家属被诛杀。死了这么多官吏，明初的基层行政又是如何进行的呢？总不能由皇帝亲自打理或由百姓自立吧？
所以，明初一度出现了这样的奇观，获罪的官吏“戴罪行政”，戴着枷锁脚镣办公。

朱元璋认为，国内所有“积年民害”全部始于官场。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朱元璋以《大诰》作为最高指示，开展了一场大清洗运动。单松江府一隅，就有九百多名官吏遭到整顿，经整顿后该地仅剩三百名官吏。从全国来看，超过一半的官吏遭到整顿。
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好现象。但是，办公的官吏数量减少，待办的事务却丝毫不会减少，朱元璋的举措大幅降低了国家机关的办事效率。除此之外，一系列肃清举措真的行之有效吗？从结果来看，效果非常一般。正所谓“不究其习之所由成而徒用其威，必终于威竭而不振也”。朱元璋的举措，终究治标不治本。
归根结底，“积年民害”的本质还在于官场本身的风气及官员自身，吏治的重点也不在监察制度上。显然，终朱元璋一生，也没办法看透这一点。所以，饶是他始终致力于整肃官场，但最后仍落得“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暮犯”的结果。也难怪到了仁宗登基后，这些充满朱元璋主观情感的政策被逐渐废止。
参考资料：
【《明史》、《大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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