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通,即酓达。
《楚居》载:“至武王酓达自宵徙居大(按:原文有人释作“免”字,亦可从。免,本义冕。疑“大”系地貌之象形,本文故从“大”字。大,楚地名),焉始称王。”这里有两个问题提出来,一个是“大”在哪里?另一个是熊通为什么不在“宵”称王,而在“大”称王?
同样在回答这两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先来厘清楚武王家族世系的问题。
楚武王家族世系
《楚世家》载:“二十七年,若敖卒,子熊坎立,是为霄敖。霄敖六年,卒,子熊眴立,是为蚡冒。蚡冒十三年,晋始乱,以曲沃之故。蚡冒十七年,卒。蚡冒弟熊通弑蚡冒子而代立,是为楚武王。”
按司马氏所记,其亲缘关系:若敖传子霄敖,霄敖传子蚡冒,蚡冒弟楚武王杀蚡冒子而代立。若敖至武王的君位继承顺序是这样的:
若敖(熊仪)——宵敖(熊坎)——蚡冒(熊眴)——武王(熊通)
《国语》韦昭注则称:“蚡冒,楚季紃(即熊徇、酓徇)之孙、若敖之子熊率(酓帅)。”即认为熊徇和若敖、若敖和蚡冒都是父子关系,并非《史记》所说的祖孙关系。
《左传》:“先君蚡冒所以服陉隰也。”杜预注云:“蚡冒,楚武王父。陉隰,地名。”指出蚡冒和楚武王是父子关系,并非《史记》所说的兄弟关系。
《楚居》载:“至酓延自旁屽徙居乔多,至酓甬及酓严、酓相及酓雪及酓训、酓咢及若敖酓义,皆居乔多。若敖酓义徙居鄀,至焚冒酓帅自鄀徙居焚,至宵敖酓鹿自焚徙居宵,至武王酓達自宵徙居大。”
《楚居》简文中的“及”指兄终弟及,因此酓甬(熊勇)与酓严(熊严)是兄弟关系;酓相(熊霜)、酓雪、(叔堪)、酓训为四兄弟;酓咢(熊咢)与酓义(熊仪)是兄弟关系。自若敖之后,《楚居》给出的在位顺序是:
若敖(酓义)——焚冒(酓帅)——宵敖(酓鹿)——武王(酓达)
《春秋左传正义》:“蚡冒,楚武王父。”宵敖与武王实际是兄弟关系。前文已经讲过,《楚居》作于楚悼王时,为楚人所作,可信度较高。若敖传位于焚冒,而不是宵敖,宵敖在位仅有6年,就被弟弟武王夺位。
若敖和蚡冒不是祖孙关系,霄敖并非蚡冒之父,武王也不是蚡冒的弟弟,司马迁于史记载有误。其云“蚡冒子”,实际是宵敖。
宵敖属于非正常死亡,其怎么死的历史没有记载。关于弑君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亲手所杀;二是逼迫先君自杀;三是令手下人动手。这三种都可以被认定为弑君之罪。《楚世家》用“代立”二字很值得寻味。疑宵敖酓鹿在位6年无甚作为,楚族人对其不满,让武王酓达代立为“敖”。酓达有较长一段时间居“宵”,我认为在称王之前,其称号也是“宵敖”。
熊通称王的缘由
公元前740年熊通即位,在析(宵)水、丹水和汉水一带,进一步扩大和巩固若敖、蚡冒取得的成果,灭掉若国,令若俘观丁父为军率;与邻国交好,与邓国联姻,娶邓女邓曼为夫人;用两年的时间抓生产、操练军队;即位不足三年,便向南国第一强国“申国”发起进攻。
《竹书纪年》载:“(周平王)三十三年(公元前738年),楚人侵申。”但没有得手,于是熊通转而沿汉水南下,帅军攻打江汉平原西部,灭掉权国(今湖北当阳市)。兴利除弊,始开县制先河,设置权县,任命斗缗为权尹。后来,斗缗占据权县而叛楚,楚武王派兵包围权县并杀死斗缗,并迁权于那处(在今湖北沙洋县),改派阎敖治理那处。实际上在这之前,熊通联合夷屯一带的楚族人,已经夺取了今宜城市一带的邔国,控制了汉水以西大部分地区,打通了自析水至丹水、再至汉水、直至长江岸边,这条纵贯南北的水上大通道。
《竹书纪年》又载:“三十六年(公元前735年),王人戍申。”说明熊通又对申国发动了第二次攻击,但由于周平王“戍申”,这次依旧没有成功。随后转而攻打汉东的“汉阳诸姬”。《左传·哀公十七年》:“观丁父,鄀俘也,武王以为军率,是以克州、蓼,服随、唐,大启群蛮。”
《楚世家》:“三十五年(公元前706年),楚伐随。随曰:‘我无罪。’楚曰:‘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随人为之周,请尊楚,王室不听,还报楚。”《说文》:尊,高称也。这里作动词用,即赐封。“敝甲”,即军队。“欲以观中国之政”,即跟随周王参与国家管理事物。
司马迁在记载“楚伐随”这件事上,用笔是非常精彩的,可惜长久以来人们只浮在文字的表面上,没有读懂楚武王“话中的含义”。“我蛮夷也”,并不是单纯地说“我是蛮夷之人”,而是含蓄地暗指“我没有封号”,用现在的话说“不在编”。既然不在诸侯之列,就无权参与国家政事,无权辅佐周王平定诸侯之乱。名不正则言不顺,“请王室尊吾号”,楚武王用意甚明,而这也正是楚人被灭国之后,几代人念念不忘的“复国梦”。
随国,又名曾国,是一个姬姓诸侯国,为西周初期周王分封,故地在今湖北省随州市。在周之南邦属第二大国,为周镇守南方。从楚武王三次攻打随国都未成功来看,随国的势力还是很强大的。这次熊通伐随,实际是想借曾侯之口,让周桓王册封自己为诸侯,恢复楚人“楚国”之号。
自若敖酓义被削爵为敖以来,恢复楚国诸侯的地位是楚人耿耿于怀的大事。熊通以自己的雄才大略,敢作敢为,在若敖、蚡冒“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之后,又辟疆拓土,“大启群蛮”,他认为是时候可以实现这一目标了。彼时虽然“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但熊通此时并没有叛周之心。熊通让曾侯传话于王,请求封侯,虽然具体求封什么历史没有记载,但肯定不会是原来的“子爵”。遗憾的是周桓王没有答应楚人的要求,楚人抱着一颗归顺的心遭到了冷遇,这为熊通日后称王找到了借口。
《楚世家》:“三十七年(公元前704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蚤终。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蛮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为武王,与随人盟而去。于是始开濮地而有之。”“王不加尊”,此“加”非加减之加。《增韵》:“加,施也,著也。”这里“加”与“尊”同义,均为动词,有施与、册封之意。
“始开濮地而有之”,学者普遍认为濮地在长江以南的今贵州及云南境内,但这一观点争议很大。据凌智民先生考证,2007年在郧县出土的李泰墓,为我们解开了濮地之谜,濮地就是现在十堰市汉水以北地区,大概范围应包括郧西县的天河峡谷(古长利谷)和郧县汉水北的西部。
《左传·文公十六年》载:“蒍贾曰:‘……夫麇(今湖北郧县五峰)与百濮,谓我饥不能师,故伐我也。若我出师,必惧而归。百濮离居,将各走其邑,谁暇谋人?’乃出师。旬有五日,百濮乃罢。”从“百濮离居,将各走其邑”来看,濮地并非一处,百濮也不是说有百家,而是极言其多。百濮更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由众多同姓部落组成的联盟。
总之,濮地应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其范围大致在十堰市的郧西、郧县,向东沿汉水直至老河口市一带,东与邓接壤,北与分布于丹淅之地的楚人相交。楚人部族与濮人部落,在汉水与丹水区域,系毗邻而居。《左传》所记之事,发生于公元前611年(楚穆王九年),实际是楚司马蔿贾粉碎了濮人的一次叛乱。
若敖、蚡冒时,楚人只是打通了由“若”通往“宵”的通道,而熊通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向通道两侧拓展空间。濮地,这片区域对楚人来说是片全新的地方,所以用了“始开”二字。
《楚居》载:“至武王酓达自宵徙居大,焉始称王,祭祀致福。众不容于大,乃渭疆浧之波而宇人,焉抵今曰郢。”
公元前740年酓达自宵即位,公元前704年在大称王,历时36年,与其一生来讲,足见称王之路的艰辛与漫长。
那么“大”在哪里呢?
大,在荆州。
目前大的具体位置尚待考,下面依据已有的证据,对其作一个大致的推断,以期当地的文史人员做进一步的考证。
首先,我们可以把荆州古城排除在外,先秦时期这里应是一片沼泽,沮漳尚未合流,漳河从此处流过,经今郢城镇,向东在关沮口入疆浧(按:今长湖,汉名阳水。《汉书地理志·漳水》:“东至江陵入阳水,阳水入沔行六百里。”)。荆州古城,又称江陵城。陵,即陆。江陵,指江边陆地。据考荆州城的城郭,在战国末年形成。汉代已有城墙。说明在战国末年此处还是一座防御性城池,担负着郢都的安全,并负责管理江边水运码头,即郦道元说的“楚船官地”。此亦证明荆州古城不是春秋早期的楚渚宫位置。西汉初年,临江王刘荣被封于此地,始建此城。
其二,郢城遗址,也排除在外。郢城位于今郢城镇郢城村,坐落于古沮漳河北岸。现为土城垣,城垣为正方形,周长5.5公里,边长1.4公里,城垣高3至6米,宽15至20米,垣顶宽7至10米,城门及烽火台等遗迹可见。据考此城是秦代、汉代时期的遗址。虽然在城垣的东、西两侧建有两座大碑,碑名书有“郢城”二字,但此处并非郢城。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拔郢(疆郢,即今纪南城),秦置南郡,筑此城,为秦时南郡郡治,西汉时置郡县,王莽篡汉后城遂废(按:此时南郡已迁至长江边的江陵城)。从卫星地图看,郢城遗址轮廓非常清晰。
其三,纪南城遗址,亦不是大之所在。此城位于荆州古城北约5公里处,东临长湖。因在纪山之南,汉以后史称纪南城(西晋人杜预在《左传》注释中始将郢都改称纪南城)。
纪南城址规模宏大,东西长4450米,南北宽3588米,城垣周长15506米,总面积17平方公里。城外有壕,城内有河,护城河与城内的3条水系(朱河、龙桥河、新桥河)和城外的长湖相连,并通过内湖通往长江。城墙由夯土筑成。城的四周辟有七座城门,已发掘的西垣北段城门有三个门道,南垣及北垣的古河道出口处,是两座水门。纪南城的轮廓从卫星地图上也能清晰看出来,尤其是穿城而过的南北古河道非常明显。
城内有夯土建筑台、古井、窖址、筒瓦、板瓦等建筑材料,俯拾皆是。陶器多为灰陶,主要有鬲、釜、盆、盂、豆、瓮、汲水罐、长颈罐等。其他出土物有镰、凹口锄、斧、凿、削、鱼钩和木身铁口耒耜等铜铁工具和铁釜、铜带钩、铜兵器等。
1976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纪南城内的一些遗物,进行了碳十四年代测定,纪南城的兴建时间大致于公元前455年左右,正是楚惠王在位时期,因此,纪南城也与大无关。
这三个地方均非大,大应另有所在。
《楚居》记载的很清楚,武王酓达“自宵徙居大,焉始称王,祭祀致福”。“居大”是称王的开始。“众不容于大,乃渭疆浧之波而宇人,焉抵今曰郢。”因称王之后,各路人马汇聚和前来投靠的人员暴增,造成居住上的困难,“众不容于大”,即大容纳不了众人之意。武王不得已扩建了“大”,用的办法是溃疆浧的陂堤,泄水造地。渭,即溃。波,通陂。宇,本义是屋边、檐下,这里通“寓”,指房屋。疆浧,即江浧,今长湖。此可证明大临近疆浧。建成后,武王将“大”更名为“郢”,而这正是楚人语境中(出土的楚简)为什么把单字“郢”作为楚都的主要原因。然而楚武王时期的“郢”,却仅是一座城,而非楚都,楚都在其即位之地——宵。
《楚居》:“至文王自疆郢徙居湫郢,湫郢徙居樊郢,樊郢徙居为郢,为郢复徙居大郢,焉改名之曰福丘。”依此我们知道,“郢、疆郢、大郢、福丘”为同一地望。
《左传·文公十年》:“(子西)沿汉泝江 ,将入郢 。王在渚宫 ,下,见之。”泝,即溯。顺水为沿,逆水为溯。后人多根据这句话来考证“渚宫”的位置,判定“渚宫”必南邻长江,郢在渚宫北。《春秋左传正义》亦云:“沿汉水顺流而下至江,乃溯流逆上渚宫,当郢都之南,故‘王在渚宫,下见之’也”。郦道元也认为:“今江陵城楚船官地,即春秋之渚宫”。我认为这些观点都不正确。一是商公斗宜申(字子西)从北方到郢都去见楚穆王,属非常之事。斗宜申是不会从汉水下来,再绕道长江逆水入郢的,那样非常费力和费时。二是从安全的角度考虑,楚王也不会把王宫建在江边,而把郢城建在宫北。三是在楚武王时,江陵城地尚不宜居住,应是一片汪洋或沼泽,所以他才居“大”,即便如此武王扩建大,采取的办法仍是开堤放水。
“沿汉泝江”,我认为此“江”并不是长江,而是指江浧(今长湖)。斗宜申的行程路径应该是这样的:自商出发,沿丹水进入汉水,顺汉水南下,在沙洋县沙洋镇离开汉水,向南沿西荆河进入宋湖(或借粮湖。古时二湖应为一湖),再逆水往西,经江浧入郢。在他还没有到达疆郢时,听说楚穆王在渚宫,当即下船求见。斗宜申“将入郢 ”,说明两点:一是郢与渚宫很近;二是郢在渚宫之西。
基于以上两点,经慎重考量、反复测算,参照春秋初期楚国郢城的建置原则、规模、形制等,考虑彼时江(疆)浧的水文环境(与今天的长湖变化很大),渚宫应位于今荆州区郢城镇海湖村一带。渚宫,盖王宫处于渚。《尔雅·释水》曰:小洲曰渚。古文洲通州。《说文》:水中可居曰州。州,即水中的陆地,亦称洲渚。《释名》:渚、遮也。能遮水使旁廻也。廻,转也、绕也,迂回之意。郢城镇海湖村三面环水,北临今海子湖,湖水自西往东“旁廻”其前,其地理环境与此释读极其相似。
循着渚宫这一坐标,沿湖水西去,可发现在渚宫的正西方位即纪南城遗址;在渚宫的西南方位有郢城遗址、荆州古城,三者且在一条直线上。而在郢城遗址正西、纪南城与荆州古城之间,一座古城的影子隐约可现,纵贯纪南城南北的古河道从南垣出来,直接进入该城。该城为长方形,东西长约3400米,南北宽约2600米,总面积约8. 8平方公里,是纪南城面积的一半。
为了尊重历史,又使下文叙述方便,我把该城用“福丘遗址”表示,因为自春秋前期(楚文王时)至春秋末期(楚昭王时),此城一直用福丘之名;而把纪南城遗址用“疆郢遗址”表示,因为自战国初期(楚惠王时)至战国中后期(秦将白起拔郢),该城一直用疆郢之名。
福丘、疆郢地理位置示意图
以上,回答了“大”在哪里的问题。现在再来看第二个问题:
熊通为什么不在“宵”称王,而在“大”称王呢?
其实,这个问题非常好回答,楚武王主要是为了远离周王室,躲避周王的讨伐。当然“大”还有地理环境、社会环境上的优势,但这都不是关键。
有人认为“周室东迁以后,诸夏大一统、小分裂的局面已改变为小统一、大分裂。周王丧失了军事盟主的实力,周公东征、昭王南征之类赫赫扬扬的壮举已没有重演的可能,楚人再也用不着为来自中原的威胁而担忧了。”然而,果真如此吗?
《竹书纪年》载:
(周桓王)二年,王使虢公伐晋之曲沃。晋鄂侯卒。
(周桓王)十二年,王师、秦师围魏,取芮伯万而东之。
(周桓王)十四年,王命虢仲伐曲沃,立晋哀侯弟缗于翼,为晋侯。
《楚世家》亦载:
(楚武王)五十一年,周召随侯,数以立楚为王。
事实上,楚文王即位之初,“楚强,陵(通“凌”)江汉闲小国,小国皆畏之。(《楚世家》)”只是小国害怕楚国,大国并不惧怕。“(楚文王)十一年,齐桓公始霸,楚亦始大。”楚国才大有起色。直到楚成王时,仍需要与诸侯修好结盟、向周天子进贡以巩固王位。
楚武王时,在南邦还有两个比楚还要强大的国家:申国和随国。申国,于后文中会有较长的篇幅涉及,这里只谈随国。
楚武王末年,楚对随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左传·桓公六年》:“楚武王侵随,使薳章求成焉。……汉东之国随为大,……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随侯惧而修政,楚不敢伐。”彼时军事实力雄厚的随国,依然是楚人东进的主要障碍。一个“季梁”的存在,楚都不敢动随。之后,随国拒不参加楚人主持的沈鹿之会,更加引起了楚人的不满,楚武王再度伐随,最终卒于伐随的路上。
以上事例说明,春秋之初,周王室的号召力仍不容小觑,周王仍能联合诸侯讨伐逆己,动辄训斥大国诸侯。楚武王虽然称王,但国力依旧不够强大,他不可能不识时务,在周王眼皮子底下的“宵”地僭越称王,徒惹周王室和诸侯愤慨,因此熊通才会出离中原,远远地跑到江边去称王,即使周王举兵来伐,也会因路途遥远,舟车劳顿,兵困马乏,很难成功,况且在丹淅、襄樊、宜城、荆州,即汉水至长江沿线一带多为楚人势力,伐楚的兵力少了肯定不行,多了必劳民伤财、国库难以度支,所以熊通在“大”称王是个最好的抉择。
熊通称王,是楚武王个人智慧、胆识和能力的体现,更是楚先族几代人在析水、丹水、汉水、蛮水、江水、及沮漳河流域,筚路蓝缕、苦心经营、奋勇拼搏的结果。
小结
西周初期,楚人从析水旁的穴穷出发,首先在汉水流域的夷屯完成了建国,并扎稳了脚跟;之后举族南下,在江旁的发渐、旁屽、乔多迅猛发展;但很快厄运到来,楚国覆亡,楚人被迫北迁于若。
西周末期,在汉水之畔的若地、荆山丛林中,楚人并没有气馁和消沉,而是再次出征北上,向着第一次出发的地方奋进,最终他们回到了祖居地;在丹淅之地楚人重新获得了新生,又经过多年的不懈征战,在散居于江、汉一带楚族人的帮助下,终于占领了汉江两岸,打通了南北水上大通道,楚国称王已势在必然。为了一张能够进入“诸侯大院”的门票,周桓王拒绝了楚人的请求。历史没有假设,唯有果然,楚人得以称王。
事实证明,只有承前启后,通过多代楚子的努力,才能擎起楚武王的雄霸之心。自武王始,富饶的江汉平原渐归楚有,奠定了楚国争霸中原的强盛之基,同时也为楚文王迁都创造了条件。
注:为了阅读顺畅,参考文献具略。
作者简介:
景广海,男,1965年5月出生,笔名溪河子,山东省邹平市人。先秦姓氏名学爱好者,著有《景氏源起与楚史若干问题考辨》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9。《老子其人与宋国历史若干问题考辨》著作权登记号:鲁作登字2022—A—00769184
景广海著,中国书籍出版社,2019年12月
本书主要看点:
1、首次揭示先秦“姓氏学”根本要义,提出“分族命氏”原则及模型。
2、首次全面破解景氏、昭氏、庄氏、悼氏、黄氏..........源起及世系传承,对于研究其他楚贵族具有借鉴指导意义。
3、首次厘清楚惠王封君制的内涵与实质,其不同于传统学术认知。
4、首次破解“楚都丹阳”之惑,将彻底结束千余年来寻找楚都丹阳,而至今仍一无所获的尴尬局面。
5、首次解决了困惑学界的“郢、郢都、郢城”的问题,解决了“楚都”到底在哪里,及其变迁的问题。
6、首次提出楚国的政权体制“都”与“邦”的建制问题(即“一都一邦”制);另楚有□,而无郡;郡为秦所首创。
7、首次破解“若,上鄀、下蠚”之谜,拿到了破解众多谜团的钥匙,而这一问题大家仍在苦苦探索之中。
8、首次提出“颛顼故里在襄阳”、“襄水即若水”这一命题。
9、首次揭示楚国历史发展的路径:立国(酓绎)——亡国(酓咢)——称王(酓达)——灭国(负刍),此观点颠覆了传统学术认知。
10、首次揭示了楚君的迁徙路线图:夷屯(酓绎)——发渐(酓巨)——若(酓义)——宵(酓达)——福丘、疆郢(文王)——陈郢(顷襄王)——寿郢(考烈王)。
11、首次揭示楚先的源起之谜(三楚先)。对楚先“得姓(嬭)”“得氏(酓)”问题,以及“楚先人的迁徙路线”提出了新看法。
12、首次破解在传世文献中,楚王为何被称“熊”氏之谜。
13、首次提出“屈氏源起猜想”、“屈氏故里”命题,对“莫敖”、“左徒”进行了释考。
14、首次破解《楚居》中隈山、穴穷、发渐、乔多、旁屽、宵、夷屯......等罕见地名及其地理位置。
15、首次破解《楚居》中疆郢、为郢、樊郢、若郢、鄢郢、湫郢........等十余座郢城的地理位置,对于暂无证据的提出刍论。
16、首次提出宜昌市博物馆藏的“秦王卑命钟”与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编钟中“有铭、最大的那枚”原为一套,并对铭文进行了释读。
17、首次发现在青铜器铭文中有“左右合文”的情况(《大市铜量》)。
18、首次论证《大招》为景差所作,并提出《哀郢》《九辩》亦为景差所作的观点。
19、首次论证了钱穆宗师关于春申君黄歇是“芈姓黄氏”,而非“嬴姓黄氏”的观点(钱氏提出而没有证明),同时否定了他关于“楚庄王即顷襄王”的看法。提出了“楚宣王”即“楚庄宣王”的新发现。
20、首次论证“春申君故里”在常德。
21、首次提出“春申□的猜想”这一命题。
22、首次破解春申君黄歇家族覆亡之惑(黄歇之后还有一代春申君)。
23、首次系统地考证了战国景氏家族人物,对他们的“身世、爵位、官秩、作为”等进行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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