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计四川现代化①丨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对四川意味着什么？这两个问题值得思考

一个人。

来源：【四川日报-川观新闻】

编者按

党的二十大深刻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坚持的5条重大原则，把我们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高度，也为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谋划推动四川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方向指引。川观智库以此为引领，重新审视和思考推进四川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重点课题，推出《问计四川现代化》特别策划，以求为我省努力走出一条把握时代大势、符合发展规律、体现四川特色、服务国家全局的现代化之路提供智识参考，敬请关注。

四川正迎来第二次人口红利？

川观智库研究员 熊筱伟 饶雪琪

人口规模巨大，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特征之一，也是四川的基本省情。

这是一个涵义丰富的概念，其中既包含优势与红利，也蕴藏考验与压力；这也是一个与时俱进的概念，会随经济社会发展所处阶段和侧重点的变化而改变。在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引领，加快推进四川现代化建设的当下，我们认为有必要立足四川当前现状，对“人口规模巨大”进行系统性再认识，为我省推动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提供多角度的参考。

对“数量型人口红利消减”的再认识

●数量型人口红利消减，整体而言不会对四川经济发展造成大的负面影响

●进一步发掘第二次人口红利，四川还有较大空间

作为人口大省，四川到底还有没有人口红利？这个问题，其实有官方答案。

去年5月，时任省统计局副局长陈智在四川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发布会上表示，四川的传统数量型人口红利即将消减，但是结构性红利将长期存在。一句话引出了两个概念：数量型人口红利、结构性人口红利。

关于第一个概念，有人将它简单理解为“劳动力供给数量多”。这并不准确。综合受访专家观点，数量型人口红利不是看人口绝对值，而是看比值——一个国家或地区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之比。比值越高，说明当地创造财富的劳动力就越多、抚养老幼的“担子”就越轻，形成一个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结构。

厘清概念，是为了更好认清现状。多位受访专家提出，“四川的数量型人口红利即将消减”的判断，不是说四川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值会迅速减少，而是说抚养老幼的“担子”越来越重，有利的人口结构在消失。前述发布会提到四川总抚养指标超过49%，高于全国平均，且已经非常接近50%这个数量型人口红利消失的临界点。

认清现状，是为更好理解其影响。前述发布会并未详细解读“数量型人口红利消减”的后果。川观智库在采访省内外专家后，发现大家基本判断高度一致：整体而言并不会对四川经济发展造成大的负面影响。

有意思的是，虽然结论一致，但专家给出理由却各不相同。

相对常见的理由，是“基数决定论”。西南财大社会发展研究院人口研究所教授张俊良、省社科院研究员盛毅、省经济和社会发展研究院社会所所长张玫晓等专家大体持该观点。他们认为，四川现有的劳动力规模（公开数据显示，全省劳动年龄人口超过5100万且数量趋于平稳）就决定了劳动力供给依然会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相对充裕，不会出现严重短缺，因此对我省经济发展的影响可控。有专家进一步提出在智能制造等技术的排挤效应下，四川可能还会出现劳动力过剩现象。

在此基础上，有专家进一步提出“人口质量贡献论”。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西南财大人口研究所原所长杨成钢就提醒，一个不能忽视的事实是，人口数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然相对次要——根据团队一项全国性研究，2010年起全国人口质量红利对经济的贡献率开始超过人口数量，“到现在，（经济增长）已经主要是靠人口质量了。”他估计四川情况应与全国类似。

在省统计局一篇旧文中，川观智库找到了该论点适用四川的佐证，根据这篇2013年发表的稿件预计，“四川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年下降，由2011年的12.3%下降到2018年的7.92%”。多位专家谈到这和四川产业结构转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占比下降有关。

稍作思考会发现，上述观点其实并没有正面回应由“数量型人口红利消减”本义延伸出的影响——由于老龄化等使四川抚养老幼“担子”重，总抚养指标接近数量型人口红利消失的临界点。要说这不会对四川经济发展造成大的负面影响，理由是什么？

结合最新研究成果，杨成钢和人口研究学者宋飞给出了新解释：第二次人口红利。

所谓第二次人口红利，即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储蓄积累等对经济增长带来的积极影响。他们认为由于低龄老人（指年龄在60—69岁之间的老人）在四川60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一半，这使我省第二次人口红利有潜力。具体而言，至少可带来以下利好：一是低龄老人有劳动经验和技能，是潜在劳动力；二是有退休工资，有消费和储蓄能力，能拉动社会消费和投资；三是可创造“影子红利”——通过帮子女带小孩来保证青壮年人口较高的劳动参与率，“和日韩甚至欧美国家相比，中国育龄期女性的劳动参与率都是最高的，这背后就有低龄老人提供的代际支持。”专家建议四川可进一步发掘低龄老人红利。

随着低龄老人年岁增长，“第二次人口红利”是否会很快消失？受访专家认为不用担心。综合专家观点和公开研究，四川经历过两个人口增长高峰期，一是1949年至1957年左右，二是1963年至1975年左右——也就是说第二高峰期出生的老人，最年长的也要明年才步入60岁。等他们整体度过低龄老人阶段，中国已经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对“结构性红利将长期存在”的再认识

●人口质量不是简单的越高越好，结构性红利更多还是强调匹配

●人口结构性红利也有窗口期，用好它要有紧迫感

至于“四川结构性红利将长期存在”的判断，又该如何理解？

首先，什么是结构性红利？常见解释是“人口质量红利”，即劳动力具备相对更高的受教育水平、生产技能和协作能力等等。而这类人口的产出，通常会明显高于技术程度相对较低的人口。显然，四川情况符合这一定义。仅以高等教育而论，据公开报道，四川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如今已超过1100万人，且和2010年相比每10万人中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数翻了一倍。

对概念的理解，还可以再往前走一步。多位受访专家提到，人口质量不是简单的越高越好，结构性红利更多还是强调匹配——人口的专业技能结构和水平，要和经济发展的水平相匹配。如果不匹配，就可能出现人口素质高但产业“接不住”，可能出现大学生就业难与“民工荒”并存的尴尬场景。这显然也不是有利于经济的人口结构。

基于上述认识，受访专家围绕四川更好发挥人口结构性红利给出以下两点建议：

一是建议两手抓。一方面从供给侧出发，建议政府积极通过教育改革等调整劳动力供给以匹配市场需求，尤其是注重职业教育的体系化发展；另一方面从需求侧出发，各地核心就拼一点：谁能更好承接和发展更高层级的产业，“不管是技术密集型产业还是传统产业的高价值环节，谁发展更好，谁就能开出更好工资、吸引更多人才集聚，就能更好承接人口结构性红利。”

二是建议抢抓窗口期。该观点包含两层含义：第一，四川人口数量红利还没完全消失，这为我省进一步发掘人口结构性红利提供了转变过渡的时间和空间；第二，人口结构性红利也有窗口期。杨成钢认为，人口结构性红利不会一直存在，“人口素质提高，通常就会对经济增长有正常贡献。但所谓红利，应该是指超出正常时期的利好。”他认为在过去一段时间，由于各种原因，少儿人口抚养比相对较低——孩子少，家庭对孩子教育投入就很集中，高投入带来人口素质加速提升。综合上述两点，专家建议要有紧迫感，用好这段窗口期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等相关工作。

无论数量型还是结构性红利人口红利，专家都提醒要注意区域间的不平衡性。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许彦、省人口学会秘书长蒋华都提到，我省人口红利主要集中在成都，而相对欠发达地区则要更多面临数量型人口红利消减、结构性红利增长不足的挑战。建议更好发挥川东北、川南等地区域副中心的带动作用，加大教育资源等倾斜力度，以缓解人口红利分布不均衡带来的问题。

加速让“农民工成为历史”？

川观智库研究员 熊筱伟 饶雪琪

推进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农民工无疑是重点人群之一。

他们诞生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为现代化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同时随着时代变迁，也带来了一些待解难题。对此有观点认为：当前中国式现代化的一大重点，就应该是让“农民工成为历史”。对四川来说，尤其如此。

该如何看待这个观点？我们有认真思考的必要。作为农民工大省，四川去年依然有约2600万农民工在外务工。解决好农民工问题，事关四川现代化建设成果的最终成色。为此川观智库邀请省内外专家进行了讨论。

让“农民工成为历史”有这三点理由

●这是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也是符合经济增长动力转换、推动乡村振兴的现实需要

首先，让“农民工成为历史”究竟是什么意思？

综合相关意见，有两点值得一提：一是希望成为历史的，不是“农村人口进城”。专家普遍认同：大量人口从农业转移出来，在城乡间流动就业，这种现象将在我国长期存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合作社研究院院长孔祥智告诉川观智库，未来我国还会有超过1亿人从农村进入城市；二是希望成为历史的，是农民工不能享受与城镇户籍人口相同待遇的现象。可理解为让“农民工成为历史”就是要推进农民工市民化，使其平等享受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等权益。

相关工作其实很早就有。为什么当前要特别关注？为什么又要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大重点？川观智库梳理相关观点，得出以下三条理由——

第一，这是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有专家谈到“农民工”这个称谓本身，就蕴含着一种矛盾——其中“农民”是农村户籍，“工”是在城里打工。这种尴尬身份，意味着他们人在城里，却享受不到和城镇户籍人口一样的待遇。对雇主而言，因为不用负担农民工养老、子女上学等成本，能节省不少支出。这客观上强化了四川乃至全国相当时期内产业发展的低成本优势，但也给农民工群体带来种种困扰。多位专家谈到，中国现代化的过程，某种程度上就是农民参与工业化、城镇化进而融入城市文明的过程，这就决定了农民工不应该、也不会成为现代化建设中被边缘化的群体。

第二，这是符合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现实需要。西南财大经济学院副教授李怡乐谈到，中国经济发展逻辑正在从出口拉动向消费驱动、向内需拉动转变。相应的农民工角色也在逐渐变化，从“廉价劳动力”变为“新的消费潜能”。而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就是消费需求不断释放的过程。近年来我们看到从“规模城镇化”向“以人为本的城镇化”转型，都和上述经济增长动力转变有关。

第三，这也是乡村振兴的需要。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张利庠告诉川观智库，要通过城乡融合去解决中国的农村问题。这句话该怎么理解？有专家进一步解释：农民工市民化如果长期滞后，将对农业经营规模扩大、村落布局优化等工作造成阻碍。比如一些已经长期在城市工作生活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愿退出承包土地，即便他们愿意把土地拿出来流转，也容易出现土地流转期限短、土地租金高等问题，使实际经营者不敢进行长期投资。省社科院研究员郭晓鸣也表示，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有利于解决农村土地细碎化等问题。

让“农民工成为历史”要把握节奏

●建议保持历史耐心，稳定有序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工作

所有受访专家都认同，“农民工”这个特殊名词终将走入历史。

存在争论的，是“节奏”问题。不过多数受访专家还是认为应保持历史耐心，稳定有序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工作，而不是一味大干快上制定明确时间表、急着给这一历史进程“踩油门”。

一个直接理由，是部分农民工自己就不愿意市民化。事实上四川除成都外早已全面放开城镇落户限制。对此多位专家提到和过去被动接受不一样，现在当农民工更多是主动选择的结果——自愿保留农民身份，同时进入城市工作。

为什么会这样？这背后有利益和风险的双重考量。就利益而言，一是农民工基于本集体经济组织享有农村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等权益，这些权益不想放弃；二是城市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近年来加速覆盖农民工群体，城乡间“待遇差”客观上不断缩小。就风险而言，部分农民工希望能给自己留条“退路”。多位专家亦提到，农民工进城工作存在相对较高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尤其当经济出现波动时，部分农民工受影响较大，只能退回农村，这在某种程度上为经济社会发展和稳定提供了重要的回旋余地。

这是农民工的理性选择，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背后有待解决的问题。省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曾旭晖特别提到，要推动进城农民完成市民化的转变，不是拿走他们在农村的权益，相反，更应该从制度上保障其农村权益，同时，通过制度创新来激活农村要素。比如扩大农村土地产权的交易权能，提高产权的流动性等等。多位专家建议进一步破除制度障碍，推动建立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优化配置的体制机制。这方面四川已在探索，但步伐还可加快。四川农业大学统战部部长杨锦秀提出无论农民工最终进城还是返乡，建立起支持农民工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都非常有必要。这需要破除农民工群体在技术技能、素质结构等方面还存在的一些障碍。郭晓鸣表示相关部门为农民工提供的现有培训体系，在应对市场需求变化方面还相对迟缓，建议围绕电商、快递等新兴产业，返乡创业等新兴趋势加强针对性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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