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面式”相亲,直接摆条件,成不成就在三五分钟……
这些年轻人在直播间“速配”找对象
当下,为了扩大社交范围,尽快“脱单”,一些单身青年选择进入短视频直播间。在直播间,相亲者的身高、颜值、职业、收入、房子、车子等基本条件摆在明面上,被一轮一轮地打量和筛选。一些幸运的年轻人在这里找到了合适的相亲对象,但也有人遇到了“套路”和“陷阱”。
“1号,宁夏泾源人,28岁,有车无房,企业青年;2号,甘肃天水人,34岁,有房有车,个体户……”1月28日22时50分,70后红娘马姐在直播间里反复介绍着8名青年嘉宾的基本信息。1名红娘与8名男女青年嘉宾的“群面式”相亲,正在直播间的九宫格画面上进行。
按照马姐设置的规则,3分钟内,如果有嘉宾对她念的某位青年感兴趣,就申请加入她设置的群聊,可进一步获得对方联系方式,进入一对一交流环节;如果无人应答,就开始邀请下一批征婚嘉宾进直播间连麦。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原州区32岁女青年刘欣媛,去年曾与3名男青年线下约见并短暂接触,但均未能发展为恋人关系。为了推进人生大事,她最近开始进入直播间寻找相亲对象。
“直播间里信息更新得快,能不能找到合适的人,可能就在三五分钟。”刘欣媛说,这种同城的相亲直播间,她刷到过十几个,主要就是看看男青年的颜值、听听红娘介绍,感兴趣就多聊一聊,没兴趣就切换到其他相亲直播间。
当下,为了扩大社交范围,尽快“脱单”,一些单身青年选择进入短视频直播间。在直播间,相亲者的身高、颜值、职业、收入、房子、车子等基本条件摆在明面上,被一轮一轮地打量和筛选。一些幸运的年轻人在这里找到了合适的相亲对象,但也有人遇到了“套路”和“陷阱”。
直播相亲,颜值、表达、物质条件是三大考量因素
“我今年32岁,在陕西定边油田工作,在老家按揭了一套房,还没买车,家里一个姐姐出嫁了,还有个弟弟在读研究生。”
连麦直播间右下角的小方框里,身穿黑色毛衣的圆脸男嘉宾在作自我介绍。刘欣媛看到对方身后的背景,是昏暗的灯光和简易的宿舍环境。“对方工作收入不错,但油田工作辛苦,应该不常回家吧。”刘欣媛推测。
她本想进一步问问对方的职业规划,又转念一想,“还是别找异地工作的”,最终没有与对方互动交流。
刘欣媛2014年大专毕业后在一家公益机构从事社工工作,月薪近4000元,想在同城找个年龄相仿的小伙子谈婚论嫁。
红娘马姐的本名叫马娟,是宁夏固原市一名70后家庭主妇。五六年前,她曾给一些年轻人当过线下红娘。2021年,考虑到年轻人喜欢看短视频,她就把说媒业务转到了网上,开始做起网络红娘。
白天,她把收集到的待婚男女青年个人信息发到短视频平台上,还会发一些成功案例,视频画面里有一摞摞的彩礼钞票、琳琅满目的陪嫁物品,标注“有意者加微信私聊”。晚上,她就开直播间组织男女嘉宾连麦视频聊天。
在相亲直播间,她设置的“玩法”包括付费一对一,以及1名红娘带8人连麦露脸直播,具体形式是在她的主持下,男女青年嘉宾在短暂的十几分钟内,介绍各自的基本情况、择偶要求、未来婚育生活规划等。直播间全程公开,连麦者不能开美颜滤镜,任何网友都可点击进入观看。
马娟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介绍,在她的相亲直播间,加入连麦直播的男女嘉宾年龄主要在25-28岁。男嘉宾学历以高中、高职为主,个体从业者和务工青年居多,工作不够稳定、收入不高;女嘉宾职业和收入情况大多更好,大专、本科甚至研究生学历的都有,有的在体制内工作,有的月薪比当地平均工资高一倍多。
据她观察,连麦的男嘉宾总是多于女嘉宾,实际上经常没有女嘉宾进直播间。因此,每开一场“1带8连麦直播相亲”,她至少会给女嘉宾保留两个连麦位置。“男嘉宾一般比女嘉宾抱有更大的耐心,有的人为了等到一次‘上麦’机会,愿意排队等半个小时。”
年轻人进直播间相亲,颜值、语言表达、物质条件是三大考量因素。“颜值决定了对方愿不愿意连麦聊天,语言表达决定了连麦聊天的时间长短,物质条件决定了能否进一步联系。”马娟说。
马娟笑称,做网络红娘,就要当好“气氛组”,组织一场连麦相亲,尽可能让8个男女嘉宾都参与聊天,引导他们聊最近天气、新近发生的新闻、职场话题、日常见闻等。“总体来看,生活在小城镇和农村的单身男青年想获得与女嘉宾的相亲机会,姿态往往要放得比较低。”
马娟总是“规劝”女嘉宾别太“颜控”,也别太“向钱看”,多感受男嘉宾的言谈举止,她也提醒男嘉宾别“社恐”,积极主动参与连麦聊天、向女嘉宾展示自己。
暗藏在相亲直播间里的“套路”
34岁的周轩是四川省德阳市的一名基层教师,近两年,为了尽快“脱单”,她经常主动进直播间寻找合适的人。
周轩发现,对于征婚嘉宾,有的相亲直播间要求提供身份证照片,有的则没有审核机制,就会有“情感骗子”混进去。
去年8月,周轩对直播间里一名自称体制内工作者的男青年感到满意,主动联系红娘博主索要并添加了对方微信,保持线上聊天近一个月。
对方一开始显得很真诚,两人聊得很投机。但令她感到“差点儿意思”的是,对方一直没有主动邀约她线下见面。她一度自我安慰,“或许人家只是最近比较忙”。
直到有一天傍晚,该男子给周轩发微信,称自己朋友出了点事,想找她凑两万元。
“未曾谋面就找异性借钱,我感觉很不可信。”尽管周轩对已经付出的时间和情绪成本感到可惜,但还是理性地与对方断了联系。
两个月后,周轩又向另一个红娘博主付费100元,参加了一次“一对一”线下相亲见面。见面地点是借用的一处房产中介会客室,见面的时间不到20分钟。
在红娘的主持下,周轩与对方互相介绍了籍贯、家庭、工作等基本情况,互加了微信。这名36岁的男子自称因为工作太忙而迟迟未婚,最近5年唯一一段感情经历是“曾和前女友短暂共同生活过”。
周轩对此半信半疑,本着谨慎的态度,托朋友辗转打听得知,实际上,这名男子于2021年离异,8岁的儿子由前妻抚养。
周轩无法接受对方刻意隐瞒的行为,很快与对方断了联系。当她对红娘博主说起这件事,红娘表示对此并不知情。
“相亲直播间什么人都有。”周轩说,有时连麦聊得好好的,突然就有人加入直播间,有的甚至不开摄像头,就说些“擦边内容”。
她还在相亲直播间见过一名男嘉宾的镜头里突然闪现一名与其年龄相仿、穿着睡衣的女子,但该男子辩称这是“自己的亲戚”。
“这是什么情况呀”“已婚人士在相亲直播间找什么存在感”……直播间评论区顿时被在线观看的网友刷屏了。周轩记得,为了维持秩序,红娘博主将该男子“请”出了直播间。
吴忠市95后工厂青年杨志青工作近5年了,因为生活圈子小、交友途径窄,经常通过直播间认识异性朋友。他第一次进相亲直播间时,“刚连麦几分钟,有个女嘉宾就问‘买房了吗,全款还是按揭,结婚的话愿意出多少彩礼’”。
去年11月,杨志青通过相亲直播间认识了一名同城女青年。两人相处的3个月里,杨志青承担了2000多元的线下吃喝娱乐消费。但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该女子突然告知杨志青“感觉两个人不合适,不处了”。
“当时是抱着谈恋爱的态度相处的,现在想想,真是有点儿不对劲。”杨志青说。
杨志青记得,第一次进相亲直播间时,一名红娘博主除了反复介绍男女征婚嘉宾的个人信息外,还强调:“红娘只负责促成婚姻,要是两个人线下恋爱结婚期间发生矛盾纠纷特别是牵扯到经济问题,红娘概不负责。”
不能让直播相亲成为逐利的噱头
2022年4月,浙江省嘉善县人民检察院在办理一起主播与女嘉宾在直播间演“双簧”诈骗男嘉宾的案件期间,从犯罪嫌疑人背后查出200多名涉案的同行和女嘉宾,进而发现该交友平台对直播间的监管存在漏洞,还曾向这个交友平台制发了检察建议,要求其严格落实用户注册、主播管理、举报受理等管理制度,切实加强网络直播行业正面引导和规范管理,保护网民的合法权益。
“显然这些乱象背离了相亲直播的初衷,不符合清朗网络空间的要求。究其原因,有参与者的问题,更有平台监管的失责。”人民网人民数据研究院研究员吴汉华建议,直播平台应加强相亲直播间准入门槛的设置,对直播“红娘”、相亲者、围观者严格把关,防止相亲直播间成为“藏污纳垢”之地;要做好资金的安全把关,保证用户信息和隐私安全,让相亲者无后顾之忧;应主动接受各方共同监督,共同发力、真正地办好事办实事,不能让直播相亲成为逐利的噱头,而真正想“脱单”者却难以梦想成真。
为了解“云相亲”青年对亲密关系和婚恋情感的需求,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社会学博士张楠楠曾对一个副省级城市30名35岁以下用户就线上婚恋交友体验与实践展开访谈。
张楠楠认为,在传统的婚恋交友方式中,年轻人情感关系的建立是从普通朋友逐渐转向婚恋伴侣。而“云相亲”用户以平台为媒介,可以迅速实现陌生人的“相遇”。平台提供的年龄、家庭、学历、喜好及相貌等信息的匹配服务,省去了年轻人在自由恋爱时探寻对方基本情况的环节,理论上帮助年轻人提高了择偶效率、扩大了择偶范围、减少了婚恋中的信息不对称。
不过,张楠楠提醒,线上相亲平台将“青年婚恋择偶条件”前置,有些相亲青年在平台中依据“条件”进行选择时,会幻想找到“完美”伴侣,导致因对“完美”的追求而陷于情感“快餐化”。
张楠楠注意到,当下很多“云相亲”青年,不太愿意在这段关系中毫无保留地付出全部真心。他们并不认为这种情感关系可以与亲密关系划等号,彼此间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也不会花费更多的精力维护情感关系,“人为和技术的嵌入,部分取代了传统的情感关系实践,对青年的情感认知产生了影响,这可能会影响年轻人婚姻的稳定性”。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张睿认为,在线青年相亲交友平台应承担起社会责任,调整匹配算法,使更广泛的青年用户提供信息,而非只服务那些在相亲市场上被认为“最优秀”的个体,“要为年轻人建立正向的情感表达和反馈机制,打造健康的情感交流网络环境”。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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