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年纪事

竹林听溪

中国故事：在雅俗之间流淌的叙事长河



当我们谈论“中国故事”时，我们究竟在谈论什么？它并非一个单一、凝固的文本，而是一条由无数溪流汇成的叙事长河。它的源头，既在庙堂之上的典章文献，也在阡陌之间的街谈巷语；它的作者，既是青史留名的文人墨客，也是默默无名的市井百姓。理解中国故事，就是理解这种雅与俗、文与野、书斋与田野之间生生不息的对话与共生。

一、源头的双重奏：子部小说与民间活水

中国故事的古老基因，深藏在传统的目录学体系与鲜活的民间社会里。

• 子部小说：被正史遗忘的“边角料”。正如我们此前探讨的，在《汉书·艺文志》中被归于“小道”的子部小说，恰恰保存了最生动的历史细节与人情世态。《世说新语》里名士的狂放与机锋，《搜神记》中鬼神的幽怨与情仇，这些“丛残小语”构成了正史宏大叙事之外的另一部“心史”。它们是中国故事最早期的“非虚构写作”与“微小说”实践，其魅力不在于体系的严整，而在于片段的真实与传神。

• 民间文学：永不枯竭的母题库。与此同时，在更广阔的民间，神话、传说、歌谣、谚语口耳相传，成为一个巨大的、流动的“故事母题库”。牛郎织女、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这些故事在千百年的流传中不断被重塑，寄托了民众最朴素的情感、愿望与价值观。它们是中国故事最深层的土壤，充满了野性而强大的生命力。

雅与俗的初次交融，在《诗经》时代就已发生。“风”是民歌，“雅”“颂”是贵族乐章，但孔子“删诗书”，使其共同成为经典。这一行为本身，就象征了中国文化一种强大的整合能力：将民间的声音纳入文明的典律。

二、文人的重塑：从“讲故事”到“写小说”

“故事”与“小说”的区分，在这里显得关键。民间流传的是“故事”，它有强劲的骨架和引人入胜的情节。而文人的介入，是为这骨架填充血肉，注入灵魂，使之升华为“小说”。

• 从“说书场”到“书斋”。罗贯中、施耐庵等人，将宋元话本、民间三国故事、水浒传说，用精湛的文人笔法进行整理、润色与再创造，成就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这样的煌煌巨著。他们完成了从“听觉艺术”到“视觉艺术”的转变，使中国故事具备了更复杂的结构、更立体的人物和更深刻的思想内涵。

• “乡村叙事”的集大成。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红楼梦》。它虽是一部彻底的文人小说，却无处不渗透着民俗生活的肌理：节庆、礼仪、饮食、俗谚……曹雪芹将贵族家庭的日常生活与深厚的乡土中国文化底蕴融为一体，构建了一个几乎可以触摸的真实世界。这正是文人创作从民间土壤中汲取养分，并结出的最璀璨的果实。

三、现代的变奏：启蒙、寻根与回望

进入二十世纪，中国故事的主题变为“启蒙”与“救亡”。鲁迅笔下的“鲁镇”与“未庄”，是用知识分子的理性之光照亮乡土中国的蒙昧角落，故事成为批判的武器。而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则是在现代性的冲击下，对即将消逝的乡土文明唱出的深情挽歌。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寻根文学”，可以看作是一次集体的文化返乡。韩少功、阿城、莫言等作家，试图重返民族文化的源头，在民间传说、奇风异俗和乡村野史中，寻找现代文明缺失的原始生命力、野性与智慧。莫言的“高密东北乡”，将魔幻的民间想象与厚重的历史叙事结合，让中国故事获得了世界性的表达。

及至当下，梁鸿的《中国在梁庄》等非虚构作品，则以冷静而深情的笔触，记录下巨变中的乡村现实，延续着知识分子对乡土的关切。而网络文学中蓬勃发展的仙侠、玄幻题材，其世界观设定也大量汲取了《山海经》《搜神记》等子部志怪小说的养分，实现了传统故事元素的现代转生。

结语：何谓“中国故事”的精神？

纵观这条叙事长河，中国故事的精神或许正在于它的 “包容”与“化生”。

它包容了子的智慧、史的严谨、集的辞章，也包容了民间的朴野与叛逆。它既能是阳春白雪的诗词歌赋，也可以是下里巴人的戏曲小说。

它总是在“化生”：将街谈巷语化为文学经典，将民间故事化为民族寓言，将古老的母题化为当代的启示。从子部小说的笔记片段，到文人巨著的恢弘篇章，再到非虚构笔下的现实观照，其核心始终是关注人、关注社会、关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与其深厚的文脉。

因此，讲好“中国故事”，并非简单地复述古老的传说，而是要继承这种“包容与化生”的精神。它需要我们既深耕传统的沃土，打捞起子部小说、民间文学中的智慧密码；又具备现代的视野，用新的叙事技巧和人文关怀，去书写当下中国人鲜活的生命经验与精神世界。这条流淌了数千年的长河，正因为不断有新的活水注入，才得以奔流不息，奔向更为广阔的天地。

读2025.10.25《光明日报》12版

竹林听溪

从新华书局到新华书店：一盏油灯到万家灯火

1937年，延安的窑洞里，一盏小小的油灯下，一个名为“新华书局”的机构诞生了。它的名字里带着“局”的庄重与使命，那是革命岁月里播种机的起点，每一本从这里印刷、散播出去的书籍报刊，都像是思想的火种，旨在点亮沉沉的暗夜。

很快，“书局”变成了“书店”。一字之差，意味深远。从侧重出版发行的“局”，转变为面向大众的“店”，它意味着从生产走向服务，从革命的宣传堡垒，走向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粮站。这一步，仿佛预示着它未来的道路：不仅要传播真理，更要贴近生活。

从延安到全国，这是一条随着胜利步伐延伸的路线图。解放一片土地，建立一种新秩序，同时也会在城市的中心、街巷的角落，种下一颗文化的种子——那就是一家家新华书店。红色的招牌，如同一种统一的信念标识，在百废待兴的年代里，成为最具象、最温暖的文化灯塔。它不仅是买书的地方，更是整整几代中国人知识启蒙的圣殿。多少人曾在这里垫着脚，仰望高高的木质书架，指尖划过书的海洋，第一次窥见更广阔的世界。

时光流转，从1937到2025，近九十载春秋。我们见证了它从一盏窑洞里的油灯，变成遍布神州的万家灯火。这期间，世界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剧变。互联网的浪潮、数字阅读的冲击、独立书店的特色化生存……新华书店这个“共和国长子”，也曾面临困惑与挑战。它那略显严肃的格局，曾经标准的配置，似乎与追求个性与体验的新时代有些隔膜。

但它没有缺席。走进2025年的新华书店，我们能看到一场静默而深刻的转型。它不再是千店一面的模样，有的化身时尚的文化综合体，融合阅读、咖啡、文创与沙龙，成为城市的新文化客厅；有的在坚守图书主业的同时，变得更轻盈、更专业，专注于服务社区或特定读者群。它学会了在坚守与创新中寻找平衡——红色的基因未变，但服务的形式却在生生不息地迭代。

从新华书局到新华书店，从1937到2025，从延安到全国，这不仅仅是一个企业的编年史，更是一部缩写的中国现代文化普及史。它是一代代人对知识的渴求、对文明的向往最忠实的见证者。它的故事告诉我们：有些灯火，一旦点燃，便不会熄灭。它从战火中走来，在市场大潮中嬗变，必将承载着民族的记忆与未来的希望，继续照亮更多人的精神世界。


2025.10.27《光明日报》1版《他们……》

竹林听溪

竹溪有河，名曰洛河。人们也叫它洛阳河。这里头，是有一段乡愁的。

说起这名字的由来，恍惚间能听到千年前的马蹄声。相传唐代有位洛阳的守将，他的后裔一路迁徙，最终在这片与故乡地貌颇有几分神似的山水间停下了脚步。他们为新家取名“洛阳河”，那轻吐出口的三个字，是沉甸甸的、化不开的故土之思。这情愫，便成了此地最初的底色。

如今的洛河，早已不是那个寄托哀愁的符号，而是一幅活色生香的“风物长卷”。车子沿沟谷行进，景致便如画卷般在眼前次第展开。先是塔二湾的垄垄茶山，绿意沁人，那是“茶香小镇”的呼吸；转过山弯，是洛家河平整的烟田，名曰“烟海”；待到麻河塘、鸳鸯池一带，景色又倏地明媚起来，成了“花香小镇”，春夏有牡丹与金丝皇菊的热烈，秋日有脆李的甘甜。一村一品，各自成趣，又和谐地连缀成一条充满生机的沟域经济带。

来此游玩，脚步不妨慢下来。若在春日，定要去牡丹谷，看千亩云霞般的花朵如何将山野点燃；若逢采茶时节，便可去体验一下指尖沾染清香的乐趣。累了，就寻一处农家乐坐下，“有点味”的辣子鸡香辣生猛，一碗地道的懒豆腐，能熨帖所有疲惫的肠胃。若有余兴，还可去探访那些散落在时光里的痕迹：徐家大院的老墙，独松寺的幽静，还有那唐朝古塔的遗址，都默然讲述着此地悠长的故事。

这便是竹溪的洛河了。它既承载着一段关乎洛阳的、厚重的记忆，更生长着一个关乎乡村振兴的、鲜活的现在。它美得具体，也美得从容，正等着你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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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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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一阁

天一阁，位于浙江省宁波市，又名“宝书楼”，据说是现存亚洲第一、世界第三古老的家族图书馆（与意大利马拉特斯塔图书馆、梵蒂冈图书馆并称），创建者是明代兵部右侍郎范钦，始建于嘉靖年间（1561-1566）。新中国成立后，范氏家族将天一阁及藏书捐献给国家。

1961年4月15日，浙江省人民委员会公布天一阁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2年2月23日，国务院公布天一阁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余秋雨先生在《风⻗天一阁》中提示：二百年的时间内，获准登楼的大学者也仅有十余名，他们的名字，都是上得了中国文化史的。

读2025.10.22《光明日报》13版《天一阁……》

竹林听溪

大地艺术在中国


从最初对西方艺术形式的借鉴，逐渐走出了一条与本土文化、社会需求深度融合的独特路径，特别是在助力乡村振兴方面展现出显著活力。


核心理念        从对抗、批判转向融合、共生，强调“天人合一”的东方哲学，注重艺术的社会赋能功能        -
常见形式        多表现为大地艺术节/季，集展览、旅游、社区互动于一体，而非孤立的巨型地景作品        “艺术在浮梁”（江西）、广东南海大地艺术节、广东蕉岭大地艺术季
社会功能        紧密衔接乡村振兴国家战略，旨在激活乡村活力、传承文化、带动经济发展        日本“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模式的本土化实践
创作伦理        倾向“最小干预”原则，追求作品与环境和解，从“征服自然”转向“与自然合作”        胡泉纯《天坑地漏》（贵州，兼具排水功能）
面临挑战        文化内涵表层化、运营可持续性难题、商业与艺术价值的平衡、生态保护的实践困境        蔡国强西藏烟花项目引发的生态伦理争议

发展脉络：从“荒野独白”到“村落对话”

中国大地艺术的演变路径清晰可辨：

• 早期引入与本土化调适：20世纪80年代，大地艺术随西方现代艺术思潮传入。但中国艺术家并未全盘接受西方那种在荒野中对抗式的“独白”，而是不自觉地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等哲学思想相呼应，并与中国乡土社会相融合。

• 与乡村振兴浪潮深度结合：进入21世纪，特别是受日本“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成功经验的启发，大地艺术在中国找到了最重要的实践场域——乡村。艺术成为激活乡村、修复城乡联结的一种方式，形成了独特的“在地性”面貌。

典型案例：艺术如何激活乡土

以下几个案例可以让你更具体地感受中国大地艺术的实践：

• “艺术在浮梁”（江西浮梁）：通过邀请艺术家驻地创作，将艺术作品融入茶田、民居，把寒溪村变成一座“没有屋顶的美术馆”。它不仅吸引了大量游客，更关键的是通过“茶旅融合”等模式，切实带动了当地茶叶等产业的发展，增加了村民收入。

• 广东蕉岭大地艺术季：立足“世界长寿乡”的生态与文化底蕴，作品深度融入客家村落的生活场景。例如《悬天之镜》等作品，不仅成为视觉焦点，更引导人们慢下来感受乡村的宁静与万物生长，试图找回“静观生命”的东方哲思。

• 功能性创作《天坑地漏》（贵州）：艺术家胡泉纯在贵州喀斯特地貌村落，用当地石头打造了一个兼具排水功能和视觉美感的“巨型漏斗”。它解决了实际内涝问题，也成为村民休憩和儿童玩耍的场所，是艺术“功能化”的典范。

面临的挑战与思考

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中国大地艺术也面临一些成长中的烦恼：

• 文化内涵的表层化：部分项目为追求“网红”效应，引入的作品与当地文化缺乏内在关联，显得生硬和符号化。

• 运营可持续性难题：许多艺术节依赖政府拨款，社会资本参与度低，导致初期热闹过后，长期运营资金匮乏，一些作品后期维护不足甚至成为环境负担。

• 生态伦理的实践困境：尽管“最小干预”成为共识，但如何在具体项目中严格落实生态评估、使用环保材料、做好后期清理，仍是巨大挑战。蔡国强在喜马拉雅地区的烟花项目所引发的巨大争议，正是这一困境的集中体现。

未来可能的方向

展望未来，中国大地艺术可能会更注重以下几点：

• 深化“在地性”：不仅仅是艺术家的单向创作，而是更深入地与村民共创，让艺术真正从土地中“长”出来，讲述本地的故事。

• 探索多元可持续模式：在政府支持之外，探索更健康的市场化运营机制，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平衡。

• 坚守生态伦理：将低干扰、可降解、全过程环境评估作为创作不可逾越的底线，使艺术真正成为生态的守护者而非破坏者。

竹林听溪

文章与文学



一、概念演变：从“文类差序”到现代分野

1. 先秦至汉代的“文”与“学”

  ◦ “文学”的初始含义：先秦时期“文学”指学问博识（孔门四科之一），如子游、子夏以礼乐之学著称。汉代“文学”仍泛指学术，尤以儒学为核心。

  ◦ “文章”的早期范畴：先秦“文章”指文采彰明；汉代扩展为一切文字作品，涵盖奏议、碑铭等实用文体及辞赋等审美文体。

2. 魏晋南北朝的文体自觉

  ◦ 文笔之分：刘勰《文心雕龙》提出“有韵为文，无韵为笔”，首次按形式划分审美性韵文（诗赋）与实用性散文（奏章）。

  ◦ 功能分化：萧绎《金楼子》强调“文”需“情灵摇荡”，而“笔”重政务功能，标志文学审美独立性的萌芽。

3. 近代西方影响下的重构

  ◦ 20世纪初，西方“纯文学”观念传入，小说、诗歌等被归为文学，公文、史书等则被划入文章范畴，传统四部体系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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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质特征：七组对立性差异

根据王泽龙研究，文章与文学的本质差异体现在七个维度：

1. 反映对象

  ◦ 文章：覆盖自然、社会、思维三大领域（如《时间简史》释宇宙规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定法律框架）。

  ◦ 文学：聚焦以人为中心的社会生活（如《红楼梦》映射封建家族生态）。

2. 功能侧重

  ◦ 文章：以实用性为内核，直接服务社会运作（如新闻传递事实、公文规范行政）。

  ◦ 文学：以审美性为本质，通过情感共鸣间接影响社会（如诗歌言志、小说讽喻）。

3. 思维方式

  ◦ 文章：依赖概念思维，追求逻辑清晰（学术论文的论证链、说明文的因果链）。

  ◦ 文学：运用表象思维，构建意象系统（《庄子》寓言以形象喻哲理）。

4. 真实标准

  ◦ 文章：要求实录性（史书《史记》强调“不虚美，不隐恶”）。

  ◦ 文学：允许艺术虚构（《西游记》神魔世界折射现实矛盾）。

5. 内质统摄

  ◦ 文章：以理智主导（政论《论持久战》以数据分析战局）。

  ◦ 文学：以情感驱动（屈原《离骚》“发愤以抒情”）。

6. 表达亮度

  ◦ 文章：追求简明直白（应用文“一事一文”原则）。

  ◦ 文学：崇尚含蓄多蕴（李商隐无题诗“相见时难别亦难”的隐喻张力）。

7. 成品形态

  ◦ 文章：需符合文体规范（公文格式的法定性）。

  ◦ 文学：鼓励形式创新（现代派小说的意识流手法）。

特例辨析：报告文学、杂文等“两栖文体”虽具文学性，但因核心功能为实用（如鲁迅杂文的社会批判），本质仍属文章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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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体系统中的互动与张力

传统四部分类下的交融

部类    代表典籍    文章性体现    文学性渗透
经部    《诗经》    政教伦理载体（“经夫妇，成孝敬”）    比兴手法开创抒情传统
史部    《左传》    历史实录功能    “郑伯克段于鄢”的叙事戏剧性
子部    《庄子》    哲学思想阐述    寓言故事的形象思维
集部    《文选》    应用文范本（诏策、书论）    诗赋的审美独立性

现代文体分类的割裂与反思

• 文章体裁：

  ◦ 记叙文（新闻、传记）→ 求“事信”

  ◦ 议论文（社论、学术论文）→ 求“理直”

  ◦ 说明文（科普、说明书）→ 求“物明”

  ◦ 应用文（公文、信函）→ 求“用达”

• 文学体裁：

  ◦ 诗歌（抒情言志）、小说（叙事塑人）、散文（自由抒怀）、戏剧（冲突呈现）

• 症结：西方学科划分割裂四部关联，如《文心雕龙》原属子部文论，今被归入文学理论，弱化其“弥纶群言”的整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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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现代性转化：在融通中重建中国文论

1. 返本开新

  ◦ 黄摩崖《头颅中国》融合经史智慧重构先秦文化，鲁迅《故事新编》化用《庄子》意象进行现代叙事。

2. 双重视野的整合

  ◦ 文字学传统：守护汉字雅化能力（如“民本”“天人合一”等概念的现代转译）。

  ◦ 语言学方法：兼容西方叙事学理论（如《白鹿原》对史诗结构的吸收）。

3. 教育体系的再平衡

  ◦ 杜泽逊指出现代教育“散经史子集之格局”导致人文素养缺失，需重建四部互参的教学框架。


结语：文章与文学如文化DNA的双螺旋——文章是文明存续的实用载体，文学是精神世界的审美结晶。二者在“大文学观”（章学诚《文史通义》）下本属共生体系。当代文化创新需超越西方“纯文学”迷思，于经史子集的融通中提炼“理-事-思-文”的中国话语，方能在文明对话中彰显主体性。正如钱锺书所言：“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

读2025.10.20《光明日报》13版之《文学遗产》

竹林听溪

五峰书院

竹溪书院在明以前有儒学者个人建立，清代变为官立教育机构。乾隆二十年（1755年），知县宋焕主持建立于城东龙山，名“五峰书院”（现图书馆文昌阁处）。乾隆二十三（1758）年因隔河不便（现月弓池处旧为护城河道，使得龙山与县城相隔），书院迁于城东三官庙。乾隆二十八年（1763），道光十五年（1835）两次水淹，竹溪四大家之谌家祖琏公，捐西关房屋改建（现在县食品厂处）。光绪三十一年（1905）停科举，三十三年（1907）改书院为高等小学堂，移迁到现在实验小学处。
五峰书院有山长，讲席各一人，首事（管理财务）四人。其上有学监一人，为知县兼。书院招生费用等项，自行酌定。后收归官方后，为地方官管理。年取学子２０名，光绪十年（1884年），分课内生（住读生），外课生（走读生），加课生（附读生或旁听生）三等。入院必须考试合格，审查过关。
自创书院以来，竹溪明代有进士3人，举人5人，贡生71人；清代进士3人，举人8人，贡生160人。

邓洪波在其《中国书院史》一书说：书院出现于唐代。书院集自修、研究、教育、讲学于一身，作为文化载体，书院为传播、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做出了其它文化形式不可取代的历史性贡献。
元、明两代的统治者对书院采取了抑制政策。明代的统治者对“东林书院”致力于讽议朝政，裁量人物，大为恼怒。为了加强思想控制，封建统治者制造了明末四毁书院的政治事件。第一次是嘉靖十六年（1537年）；第二次是嘉靖十七年（1538年）；第三次是万历七年（1579年）；第四次是天启五年（1625年）。清初统治者鉴于明末书院“群聚党徒”、“摇撼朝廷”的教训，继续对书院采取了抑制政策。直到雍正十一年（1733年），才允许在政府严密控制下创建书院。
宋、明两代书院，既是教学机关，又是学术研究机关。但到清朝，书院除少数仍保留着书院的讲学传统外，多数同官学无大差别。
书院的教学内容不是以讲求理学为主，而是以考课为主，是为封建的科举制度服务的，故教学多围绕科举考试选择内容。以“四书”、“五经”为主，比较重视“八股文”的教学。
光绪二十七年（1901），把原有书院都改为学堂，以涤除腐败积习。清政府接受他们的建议，下令书院按等级改制，省会书院改为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书院改为中学堂，各州县书院改为小学堂。
现代以降，传统书院被体制化的学校所取代，书院绝迹。

竹林听溪

山二黄的在地性

民间生活的真实镜像
剧本首先体现在对民间生活的真实观照上。它们不再只是讲述帝王将相的遥远故事，而是将镜头对准了普通人，特别是农民的真实生活与情感世界。
以代表作《山茶花》为例，它讲述的正是茶乡女性单茶花在家庭遭遇变故后，凭借坚韧不拔的毅力学习炒茶技术，最终不仅还清债务更带领乡亲共同致富的故事。这样的故事原型就来自于民间，剧情围绕脱贫致富、诚信担当等主题展开，生动反映了当代农村的生活变迁和农民的精神追求。
剧本深深植根于竹溪作为“中国有机绿茶之乡”的土壤。围绕“茶”这一核心元素，竹溪还创作了《村官拜师》《茶乡情缘》等一系列“茶戏”，以及向坝民歌新唱段《齐心协力奔小康》等作品。这些创作将当地的主导产业与百姓的日常生活转化为艺术素材，使得戏曲充满了浓郁的地域风情和乡土气息。

民间艺术的活态传承
在艺术表达上，竹溪地方戏的创新体现在对传统艺术形式进行了当代转化，使其更符合当下民间的审美习惯。
创新不仅限于剧本内容，还延伸至表演形式。例如，在武陵不夜城文旅街区上演的大型沉浸式戏曲情景剧《武陵梨园情》，打破了传统舞台的界限，采用行进式、互动式的表演，让观众可以近距离感受戏曲魅力。这种形式将戏曲从剧场重新带回到街头巷尾，与民间游乐活动相结合，更接地气。
山二黄剧种本身唱腔“通俗易懂，明快流畅”。在《山茶花》等剧目中，在继承传统声腔特色的基础上，也融入了现代戏音乐的表现手法。向坝民歌则没有固定的乐谱，曲调相对稳定，依靠口口相传，这为其与时俱进地填入反映新生活的新词（如《文明旅游三字经》）提供了可能，充满了灵活的民间智慧。

民间教化的温润路径
这些创新剧本也承袭了中国民间文艺“高台教化”的传统，但摒弃了生硬的说教，转而以温情质朴的方式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剧目通过感人的故事，潜移默化地弘扬自强不息、诚实守信、廉洁奉公等传统美德和时代精神。例如，一些清廉题材的小戏如《春风化雨》《拍案》等，将廉洁文化融入剧情，通过“送戏下乡”活动，将这些理念播撒到乡间村落。
这些戏曲作品不仅是娱乐，更承担了“文化扶贫”的使命，旨在“富口袋”与“富脑袋”相结合，通过艺术提振群众脱贫致富的信心，为农村发展提供精神文化支撑。

总结
目光向下的回归与关怀，它让古老的非遗艺术在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中重焕生机，在扎根民间土壤的过程中，实现了真正的活态传承。

读2025.10.22《光明日报》

竹林听溪

竹溪地母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