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年纪年

竹林听溪

关于“初版”与“定稿”的一点妄断

读 2026.2.28《光明日报》苖徳岁《以好奇心叩问生命本源——谈《物种之眼：达尔文传》的创作过程》一文，想起金庸先生修订小说旧事，两事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内里竟有一丝灵犀相通。

世人常以为著书立说，当以“定稿”为尊，仿佛最后一刻的涂改，便是作者盖棺前的终极智慧。实则未必。

达尔文那本惊天动地的书，偏偏是1859年的初版最“具革命性”。彼时的他，心中只有真理的锋芒，尚未被后世潮水般的诘难与反驳磨去棱角。到了第六版，虽然增补了许多辩词，引入了“进化论”一词，却多少有了些“违心的妥协”。那是一种智者在声名之累下的退守。

金庸先生的江湖亦然。

连载版太野，像山间初出的溪流，泥沙俱下，带着一股不管不顾的草莽气，那是“失于识见”——眼界虽阔，笔法未精。

新修版太拘，像晚年书家，每一笔都想着要合乎法度、交代因果，生怕后人挑错，反倒失了神韵。这便是“败于执见”——心有所执，笔端便滞涩了。

最妙的，往往是介于“无知”与“有执”之间的那个版本。

《物种起源》的第二版，金庸的三联版，皆属此类。

那是一个创作者最好的年纪：既已摆脱了初写时的生涩与仓促，又还未染上大师的暮气与固执。他心中有读者，有世界，有分寸，但尚未被“必须如此”的念头捆绑。那是一种“为人”的谦逊与热忱，而非“为己”的孤高与偏执。

由此推之，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

或许真正的完美，只存在于那个“刚刚好”的瞬间——既真诚，又清醒；既热烈，又懂得收敛。

初版是少年气，末版是老来心。

而我独爱那二版，那是中年人的温厚与坚定。

竹林听溪

在答案过剩的年代，守住那团“不知”的火

读 2026.2.26《光明日报》11 版苗德岁先生《以好奇心叩问生命本源——谈《物种之眼：达尔文传》的创作过程》一文，，顺带引了爱因斯坦和达尔文的两句话。两位站在人类智力顶峰的人，竟都不约而同地把自己成功的底色归结为——好奇。

合上报纸，身为教师的我却有些羞愧。

我们从小就被教导要有“求知欲”，可走着走着，却发现教育不知不觉变成了“去惊奇化”的过程。就像文中说的，学生失去好奇，往往不是因为笨，而是因为太“聪明”——聪明到知道标准答案在哪里，聪明到懂得避开那些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

想起瓦特盯着跳动的壶盖，想起牛顿追问苹果为何落地。在今天，这样的孩子大概会被贴上“注意力缺陷”的标签吧？在课堂与试卷的缝隙里，我们的孩子已经没有余裕去关心“蒸汽为什么会顶起壶盖”，他们只需要在考卷上写出“内能转化为机械能”就算过关。

知识的速食化，正在杀死好奇心。

成年之后，情况并没有好转，反而更糟。我们拥有了谷歌、百度、ChatGPT，拥有史无前例的“答案获取权”，却失去了问出“愚蠢问题”的勇气。职场上，我们追求KPI和确定性，好奇心被视为一种危险的奢侈品——“别问那么多，按流程走”成了潜规则。社交网络上，算法投喂着我们已经认同的观点，我们被困在信息的茧房里，懒洋洋地刷着，不再想去触碰那个“完全未探明的真理之海”。

牛顿说他像海边捡贝壳的孩子，可现在的我们，连弯腰的力气都省了，只想等着海浪把珍珠送到脚边。

文中有个提醒让我心头一亮：期待新时代的年轻人，能永葆那份“永不泯灭的好奇心”，在这条道路上继续勇敢前行。

它像是一块肌肉，只是萎缩了，并没有坏死。也许我们不需要立刻去搞发明创造，只需要在日常里，试着找回一点点“不合时宜”的较真：

比如，看到地铁进站的音调变化，不再滑手机，而是想一想“多普勒效应”；

比如，面对一个司空见惯的规则，多问一句“为什么一定要这样？”；

比如，像詹天佑小时候那样，哪怕只是拆开一个旧闹钟，听听齿轮咬合的声音。

达尔文说自己是“充满好奇”，而不是“充满知识”。在这个AI都能替我们写诗的时代，也许“我不知道”才是人类最后的尊严与荣耀。

毕竟，只有当我们承认自己的无知，那双名为“好奇”的眼睛，才会重新亮起来。

竹林听溪

读2026.2.13《光明日报》13 版乔忠延《溯源中国文化中的年》，岁、祀、年、载，这些字眼在古籍里都能找到，说的其实都是“一年”的意思。只是夏朝人叫“岁”，商朝人叫“祀”，周朝人叫“年”，到了唐尧虞舜的时代又叫“载”。如今我们都说“过年”，倒是统一了。岁星轮转，祭祀频仍，禾谷一熟，万象更新，古人用不同的字眼标记着时间的流逝，如今只剩下一个“年”字，承载着所有关于时间的记忆。

春节和元旦，这两个词的关系最为有趣。古时候的元旦就是农历的正月初一，是一年之始。可现在呢？元旦成了公历的一月一日，春节反倒成了农历新年的专称。我常常想，这种名称的置换背后，是否也暗含着一种文化的更迭？我们既过元旦，也过春节，两个新年，两套历法，倒也不显得矛盾。元旦是世界的，春节是自己的；元旦是公历的，春节是农历的。这种并存，大约也是文化交融的一种体现。

说到农历，许多人称之为“阴历”，其实并不准确。农历是阴阳合历，既看月相盈亏，又顾太阳运行。月亮圆了又缺，缺了又圆，这是月份；寒来暑往，秋收冬藏，这是节气。古人想得周到，既要看着月亮过日子，又不能误了农时，于是就有了这样一套复杂的历法。置闰月的方法尤其巧妙，硬是把月亮的周期和太阳的周期调和到一处，让农耕生活有了准绳。夏历、农历、阴历，几个名称纠缠不清，说到底还是今人图省事，懒得细究罢了。

纪年的方法更是五花八门。西元纪年如今是通行的，从耶稣诞生算起，倒也简便。可我们还有干支纪年，甲子乙丑，六十年一循环，周而复始。黄帝纪年则更为久远，要从黄帝即位那年算起，算来已是四千多年了。这些纪年方法并存不悖，官方文件用西元，传统节日常提干支，偶尔也会有人提起黄帝纪年，多半是出于文化认同的需要。时间被划分成不同的段落，每段都有自己的计算方式，就像同一条河流，有人量它的长度，有人记它的深浅，有人只管掬一捧水起来，看太阳底下闪烁的光。

时间的计量，说到底是人类给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我们用各种方法标记时间，划分年份，计算周期，无非是想在这浩瀚宇宙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岁祀年载，春节元旦，农历公历，干支西元……这些名称背后，是一代代人观察天象、总结规律、传承文化的努力。如今我们随手翻看日历，或许不会想到，这薄薄几页纸里，竟藏着几千年的智慧与记忆。

时间在走，历法在变，但人们对新年的期盼，对时光流逝的感慨，大约从古至今都没有太大变化。

竹林听溪

那一棵，或十棵

读《光明日报》（2026.2.13） 简默先生的《故乡是两棵树》，心突然就软了一下，像被早春的风吹过的柳梢。于是想起二十年前自己胡乱写下的“十棵树”——竹溪河边，马家菜园子北院旁，那些在河边扎了根、护了堤的树。若把它们拼起来，大约也可以厚颜叫一声“故乡是十棵树”吧。

那河水是有灵性的。白杨站得笔直，松树青翠如碧玉，枞树落下针叶供我们引火，棕树扯出长丝捆扎端午的辽叶粽子。它们不言不语，却见证了小城多少代人的生息。我那时不过是个在河水边光着屁股打滚的孩子，后来也没做成什么“有益家乡”的大才。能做的，大概就是把记忆的碎片捞起来，晒一晒，让大家知道，有这么一个地方，曾被竹溪河这样温柔地养过。

然而，今天的笔端，却只想落在一棵树上。

不是那十棵，是这一棵。

它就站在我住了二十多年的院子里——鼓楼社区71号，东半截三十年前地税局，十余年前曾经的旅游局，主体西半截就是老地税局家属院。院子外是东门街，侧畔是钟鼓楼，脚下踩着昔日戏楼的旧址。北院花园多植青松。

它没有名木的铭牌，也没人在意它的岁数。可它比我更高，高过三层楼，像个沉默的守望者。冬雪压下来，它不弯腰；夏雨泼过来，它不低头；秋风扫落叶，它只是静静站着。我总记得那个画面：老旧的楼房、杂乱的花园、疯长的杂草，还有老人们随手撒下的青菜苗，一派天然野趣。而在这片生机里，唯有它，挺拔、苍劲，带着一种不合时宜的孤傲。

去年，旧房改造来了。推土机轰隆隆开进院子的时候，这棵树倒了。

那一刻，院子突然变得空荡荡的。没有了树影婆娑，没有了鸟雀啁啾，没有了那抹四季常青的底色。取而代之的，是灰白的地面，和齐齐整整停进去的三四十辆车。

社区曾设想过两个方案：一是中心留一片绿地，车停四周，像众星捧月；二是四周植树，车散落在林荫下，像满天星斗。那样，哪怕不是原来的那棵松，至少，绿意还在，呼吸还在。

可现实是，这里变成了一个临时停车场。车挤着车，头碰着头，像一场永不停歇的会议。

我常常想，那棵树若在，今年又该添一圈年轮了吧？

如今，我只想知道：何时才能再见松青耸立此院内？

哪怕只是一棵新的小苗，只要它能站起来，向着钟鼓楼的飞檐，向着竹溪河的方向，告诉后来的人：这里，曾经有一棵树，和一个关于故乡的故事。

竹林听溪

竹溪地名里的“孝”与“义”

读罢程黧眉女士《孝义的年味》（2026.2.13《光明日报》15版），目光便在那“孝义”二字上停留许久。地名往往藏着一座城的魂魄，山西孝义因“孝”与“义”得名，而我的家乡竹溪，亦在这方水土间，以另一种方式诠释着同样的伦理温情。

竹溪不大，却因山形水势分割出许多自成体系的村落。城南有武陵山，山下多马姓人家聚居，旧时多以种菜为业，于是便有了“马家菜园子”这个朴素的名字。无独有偶，竹山县城外亦有同名之地。马氏族人勤耕好学，以蔬食供养城镇，也以此安身立命。在他们身上，“温和顺孝”与“忠勇刚强”并不矛盾，甚至曾赢得“武陵数百年三大狼”之称。只是如今回望，这些骁悍善斗的往事终是末节，反倒是那一畦畦青翠、那份踏实种菜养活城乡的突兀显豁，成了最恒久的记忆。

出了城南，翻山越岭六十里，便是另一番天地——鄂坪慈孝沟。这里没有平原的开阔，只有狭窄深长的峡谷与大河奔流。若论起名字的由来，倒有一段铁骨铮铮又温情脉脉的往事。明嘉靖年间，为修故宫三大殿，光化知县廖希夔奉旨入山采楠木。事毕，他在沟中石壁刻下七十二字诗章，将原本荒僻的“刺小沟”更名为“慈孝沟”。这一“慈孝”，既是对皇室的臣属之忠，亦暗合了此地山高水长的敦厚民风。当然，民间更愿意相信，是因沟中先民父慈子孝，才得了这名号。如今，那摩崖石刻已是国保单位，静默地诉说着五百多年前的斧斤声与“慈孝”心。

与慈孝沟的“硬核”历史不同，位于龙坝镇的红庙，则是竹溪孝文化的柔软腹地。这座古称“汇泉寺”的庙宇，被誉为竹溪孝文化的发祥地。庙内壁画石刻，多为“芦衣顺母”“扇枕温衾”之类的二十四孝故事。多少年来，像鄢达惠这样的乡贤踏访此地，像刘忱这样的学者以此为样本探讨乡村治理，将红庙从一个地理坐标升华为一种精神符号。

而今，这份流淌在地名里的孝意，并未止步于古籍与石刻。李清创立的“百善孝道文化传播中心”，喊出“厚养薄葬”的口号，用文明的礼仪重构生命的终点；竹溪县建起家风文化展厅，将散落在各村的家规家训辑录成册。从明代采木的摩崖石刻，到今日红庙公园的孝廉长廊，竹溪人似乎总在用一种温和而坚韧的方式，将“孝”字刻进日常的肌理。

地以人名，人以地显。无论是马家菜园子的勤恳，还是慈孝沟的忠勇与温情，抑或是红庙的谆谆教化，都在告诉我们：所谓故乡，不仅是户籍上的归属，更是那些沉淀在地名里、刻在骨子里的道德基因。这，或许就是竹溪年味里，最醇厚的一缕。

竹林听溪

泉溪记：水声里的光阴

读罢二月十三日《光明日报》上谢宗玉先生的《泉水坝》，心湖便莫名漾起一圈涟漪。那文字像一根引线，瞬间点燃了我记忆深处关于“泉溪”的潮湿片段。

说来也巧，我案头正摊着同治年间的县志与一九八二版的地名志，关于那个叫“泉溪”的地方，白纸黑字写得明白——武陵城南百里，“全溪”。光听这名字，就仿佛能听见水的轰鸣。那里山多坡陡，抬头是悬泉瀑布，低头是蜿蜒溪流，远眺山色空蒙，近看溪涧纵横。古人不欺我，所谓“泉溪”，确是因“泉多溪丰”而得名。

我想象中的泉溪镇，是藏在鄂渝陕三省交界的大巴山褶皱里的。那里平均海拔九百一十米，高寒，多雨，昼夜温差大。旧时的泉源村，曾是公社驻地，想必也是一番热闹景象。万江河、石板河、泉溪河，像大地的血脉；深溪、坝溪、黄柏溪，连村落的名字都带着湿润的水汽。还有那些叫“回水湾”“灯盏凹”“蛟湾”的地方，单凭揣测，便知那是一片怎样的水源丰沛之地。

历史的烟云，总喜欢在山水中留下斑驳的印记。翻检泉溪的沿革，竟也有一种流水般的流逝感。

明代成化年间，它属南江社；清朝晚年，归入浪河社南乡。民国的风一吹，它又成了新四区、泉葛乡、松鹤乡。新中国成立后的区划变动更是频繁，从新丰区到第六区，从黄柏溪区到泉溪区，名字像溪水中的石头，被时间的流水冲刷得圆润又陌生。直到一九五二年九月，它才第一次正式被称作“泉溪区人民政府”，区公所迁到了泉源村——这个“泉源”，倒像是给这片土地的灵魂找到了一个妥帖的归处。

后来，人民公社的号角吹响，它变成了“满山红”，又改回“泉溪公社”。一九八七年九月，撤区并乡，它终于定格为“泉溪镇”。这一路走来，从“社”到“区”，从“公社”到“镇”，变的是体制的壳，不变的，是那一脉山水。

如今的泉溪镇，早已不是旧时模样。两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森林覆盖率高达近百分之九十，那是真正的“动植物王国”。万江河里游着大鲵，八卦山上藏着康养的秘密。昔日的烟叶、魔芋、洋芋，如今换作了螺丝椒的火红与黄连的金黄。“合作社+农户”的模式，让山里的好东西走出了大山。

更难得的是，在这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源头，泉溪人守着水，也护着水。石板河的非遗工坊，八卦山的森林康养，让“泉溪”二字，从地理名词变成了一个生态品牌，一种生活方式。

合上资料，窗外的城市正喧嚣。但我耳畔，却似乎响起了大巴山深处的泉溪之声——那是一眼泉的叮咚，是一泓溪的呜咽，是一个地方在时代变迁中，对自然最温柔的坚守。

谢宗玉先生笔下的泉水坝，或许已随岁月沧桑；但竹溪南山的这眼泉、这泓溪，却依旧在光阴的河道里，清澈地流淌着。

竹林听溪

王国祥和他的娃娃们

翻到2026年2月13日的《光明日报》，第15版上谢伦先生一篇《写年对儿》，像一根火柴，“刺啦”一声，就把我记忆深处那个属于竹溪腊月的、暖融融的场面给点亮了。

近年腊月始，天寒地冻，竹溪县城的文化广场上却人头攒动。主角不是别人，正是艺海阁书画院的王国祥老师和他的娃娃学生们，写春联咧。

王老是县设计院退休的老干部，也是一位书画教育家。他总是一身藏青色的中式对襟褂子，头发花白却梳理得一丝不苟，眼神清亮。身边簇拥着的，是几十个十岁左右的娃娃，小的连桌子都够不着，踮着脚尖，一脸郑重其事。

广场上支起的长桌铺着红纸，墨汁在寒风中冒着热气。王老不发一言，只是轻轻挽袖，饱蘸浓墨，笔锋一转，一个“福”字便有了筋骨。孩子们有模有样地跟着，小手握着毛笔，冻得通红，却在红纸上写出稚嫩却有力的字迹。那是真正的“写年对儿”，不是印刷品的千篇一律，而是带着呼吸和体温的年味儿。

这场景，让我想起王老的过往——70年代在三观碑小学教书，76年入伍，在部队里把书法练得炉火纯青。这些经历似乎都沉淀在了他后来的教学中。

他不甘于让孩子们只在东城角那几间小教室里临摹。春暖花开时，他会带着一队娃娃去郊外写生；有大型书画展，他又带着他们去县城甚至市里的大展厅里“开眼”。那时候，我和几位家长轮流当志愿者，跟在队伍后面，一边看风景，一边盯着这群精力旺盛的“小神兽”，生怕走丢了一个。

记得有一次，一个孩子画得不好，急得掉眼泪。王老没有半句责备，只是蹲下来，指着窗外的树说：“你看那树枝，不是直愣愣的棍子，它有弯折，有情绪。”那一刻，我觉得这位老人教的不仅仅是技法，更是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

如今，学生更多了，王老也更年迈些了。但读到《写年对儿》时，我脑海里浮现的，依旧是近年腊月的广场，寒风中的墨香，和那一群被老先生领着、在红纸上描摹未来的小小身影。

那大概就是所谓的“传承”吧。不惊天动地，就藏在每年的这一副副对联里，藏在孩子们的笑颜里，也藏在谢伦先生的文章里，久久不散。

竹林听溪

街角书摊与钟鼓楼的墨香

读罢2026年2月《咬文嚼字》上张德民先生那篇《报恩是结草不是街草》，心头猛地一颤——“结草衔环”这个典故，像一把生锈的钥匙，竟一下子捅开了我尘封四十多年的记忆。

那是1980年代初的一个深秋，竹溪的天气已透着凉意。我穿着一双开了胶的破鞋，站在县汽车站候车室的大门口等车。那时的车站还在武陵城南门外，后来变成了会计核算中心，如今则是农商银行的地盘。

门口有个修鞋摊，摊主是个干瘦的中年人，后来才知道他姓柳。他手艺利索，补鞋的动作像在演奏某种古老的乐器。但我目光所及，却不在他的锥子和麻绳上，而在摊位角落那几卷堆着的古书。那些书纸张泛黄，墨色沉郁，秋风吹过，书页哗啦啦地翻动，仿佛里面藏着的人影正在晃动。

鬼使神差地，我伸出手想去摸一摸。正要碰到封面时，柳老突然抬起头，厉声道：“不准！学生就是学习哦，不要看闲书！”

我缩回手，有些尴尬。书皮破损卷曲，依稀可见五个字——《东周列国志》。

他低头继续穿针引线，嘴里却抛出一个问题：“你说，‘结草’与‘衔环’，哪个是报恩的？”

父亲是县里有名的“秀才”，新华书店里常客，在邮局订阅的报刊极多，我从小在故纸堆里打滚，虽读得杂乱琐碎，但底子尚在。于是脱口而出：“结草衔环都是报恩，结草出自魏颗，衔环出自杨宝。”

柳老手中的锥子顿了一下，抬头看了我一眼，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亮光。“答对了。”他说，“修鞋这会儿功夫，你可以翻翻。”

那一小会儿的阅读，成了我们友谊的开端。后来我才知道，柳老住在钟鼓楼二楼，是回民。他在街边修鞋糊口，肚子里却装着墨水。课余闲暇，我便常往他的摊前跑，有时也上钟鼓楼他那狭小的住处借书。

他的藏书不多，却多是古籍旧本，小说杂史为主，恰好补足了我只读现当代文学的短板。一来二去，我们成了忘年交。

1980年代末，我参加了工作。某个春节，我特意登钟鼓楼拜年，还塞了几块钱压岁钱给他的小女儿。那时候的竹溪人，读书风气极盛，哪怕是路边修鞋的老者，挑担下乡的农夫，言谈间也常有书卷气。

后来我辗转于各个乡镇教书，一路读书、抄书、写书，甚至自己掏钱买书报奖给学生。如今想来，这条与文字纠缠的路，源头或许就在那个秋风乍起的午后，在那个修鞋摊前，在柳老那句“学生就是学习哦”的呵斥里。

感谢张德民先生的文章，让我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重新记起了那位在城南街头，用“结草衔环”拦住我去路的老先生。

竹林听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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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林听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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