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与竹溪武陵的渊源

连结的青春

公元前202年，中国版图上出现了南北两个武陵。600多年后，东晋诗人陶渊明写下 《桃花源记》，文中“武陵人”让武陵之名闻名至今，并在中国文化史上埋下了一个谜团。《桃花源记》是写东晋流民避乱、避世的故事。南北分裂时期的东晋，北方边境上的南雍州（今襄阳、十堰）山区是流民涌入之地。且鄂西北竹溪县的前身武陵县与陶渊明渊源颇深，因而，竹溪县更接近“武陵人”中的“武陵”。

发现武陵县城

1995年初春，农历正月，我去竹溪县城东郊的三堰坝（现竹溪县水坪镇船形寨村）拜年“走人家”。

在三堰坝初春的田野边，我遇到了那位最早发现三堰坝秘密的罗姓老人。当时，他刚吃完午饭，因饭间喝了几杯酒，似已微醺。攀谈中，他说起三十多年前“见鬼”的故事。那是某年夏耕，他在平坝中心的一块田里干活，连续往田里放了三次水，都是很快就没了。他赶忙叫来儿子帮忙，捆了几捆稻草，要堵住田边的一个大洞。但数捆稻草放进去就不见了，水泻不止。如今已过去三十多年，谈到此事，罗姓老人仍心有余悸。

经人指点，在平坝中心，我看到了罗姓老人说的那块田，田里的小麦长势很好，中间还有一小块油菜地。田埂由残砖垒就，砖呈长方形、赭色，砖上有细绳纹、鱼纹、方格纹。这不是现代的砖，而是年代久远的汉砖。田边一幢房屋边也有不少这种砖。据该房屋的主人说，这些砖是前些年整地时挖出来的。

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省、市、县三级文物部门在三堰坝及其西边的山冈上挖掘、采集到大量文物，有细绳纹、方格纹、兰纹等各种花纹的鬲、罐、壶等陶器残片，红陶为主，灰陶次之，多是龙山文化的典型标本；有鼎、釜、瓢、钫、匙等各种铜器，多为生活用品；有几何形、梭形、回形、莲花形等各种纹饰的秦砖汉瓦；还有朱红漆的木器、布帛及大量汉五铢、大臬五十等汉代货币。

不难得出结论，竹溪县城东郊三堰坝及其西边的山冈密集地累积着从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直到西汉、东汉的内容丰富的多个文化层面。以此为基础可以推断出，在三堰坝，曾屹立过一座交通和排水系统完备、建筑整饰、街市繁华的古代城池。

这就是西汉始设的武陵县。1992年版《竹溪县志·建制沿革》记载：“公元前202年（汉高帝五年），析上庸之地，置武陵县，属汉中郡，故城在竹溪县（城）东。”《古今地名大辞典》又载：“（武陵）故城，在竹溪县（城）东。”1992年新版《竹溪县志》更具体地指出：“武陵故城在今竹溪县城东三里。”

两个武陵之谜

无巧不成书。公元前202年，即汉高祖五年，在中国的版图上，同时出现了两个武陵。

除竹溪县城东郊的武陵之外，西汉时期，中国还有一个武陵郡。《后汉书·郡国志》“武陵郡”下原注：“秦昭王置，名黔中郡。高帝五年更名。”西汉武陵郡，改自秦代黔中郡，其辖区包括今湖北西南部、湘西及黔、桂各一部分。武陵郡于西汉后期取消，东汉光武帝恢复，西晋仍设，不过郡境渐次缩小，以今日湘西常德为中心，至唐朝废弃。

西汉设置的武陵县，到东汉时并入上庸县（今竹山），仍隶属汉中郡。公元227年，魏国魏明帝复置武陵县，经陶渊明生活的时代——东晋和南朝宋，直到南朝梁（公元502年至557年）之后，武陵县方被废弃。

公元421年，即南朝宋之永初二年，诗人陶渊明写下《桃花源记》。文中写到：“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桃花源记》中这个“武陵人”所在之武陵，与当时现实中存在的两个武陵有何关系呢？

陶渊明（公元352或365年至427年）的一生，经历东晋（公元317年至420年）到南朝宋（420年至479年）两个朝代，主要生活在东晋。在陶渊明生活的时代，乃至到他写下此文的这一年，两个武陵皆存在，且已存在了600多年。

从文学的本质特性上讲，《桃花源记》虽并非完全虚构，但也不是完全纪实。所谓内容决定形式，《桃花源记》文风朴实，恰是文章纪实成分的体现。就此文的时空而言，除了武陵的现实存在，文中所谓“晋太元”也是真实时间，即东晋孝武帝司马曜的第二个年号，从公元376年至396年。

因此，1936年，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著《桃花源记旁证》指出，《桃花源记》为“寓意之文，亦纪实之文”，是在原型基础上的理想化的虚构，并非一篇毫无根据的文章。陶渊明生活的那个时代，其现实中的武陵应是《桃花源记》中“武陵人”之武陵的原型。那么，这个原型，应是南北两个武陵中的哪一个呢？

实际上，陶渊明以及其曾祖父陶侃、外祖父孟嘉、祖父陶茂，与东晋、南朝时期的荆州（今湖北大部）以及毗邻的武陵县所隶属的南雍州（今襄阳、十堰）多有长期、深度、近距离的接触与了解。长江以南的那个武陵郡（今湘西常德），在陶渊明的家族史和其本人履历中反而难见踪迹。

陶侃经略鄂西北

陶渊明的家族里有一位风云人物，即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陶侃虽出身寒微，生于乱世，但屡建军功，官至大司马，成为东晋开国元勋。读陶侃的履历，处处可见荆州（今湖北大部）以及南雍州（今鄂西北之襄阳、十堰）的名字。

先说东晋至南朝时期武陵县的隶属。西晋灭亡后，北方陷入十六国到北朝的分裂与战乱局面。东晋偏安南方，大致以秦岭、淮河一线为北方边界（后期有南移），其版图已无西北地区的雍州，便把今湖北襄阳和十堰一带设为南雍州，武陵县隶属该州上庸郡（辖今湖北十堰竹溪县、竹山县及陕西安康平利县、镇坪县）。

陶侃年轻时，先是被举为孝廉，经推荐补为武冈县令（荆州南部一县）。继而平叛有功，被任命为江夏郡（今湖北安陆）太守、鹰扬将军。随之升迁武昌郡（今湖北鄂州）太守。后被任命为荆（今湖北大部）湘（今湖南大部）雍（今湖北襄阳、十堰）梁（今云贵川部分地区）四州都督、荆州刺史，加封征西大将军，驻于江陵（今湖北荆州江陵县）。

公元327年，陶侃为主帅，率兵平定了苏峻、祖约的叛乱，东晋政局危而复安。进而，陶侃被加封为侍中、太尉，都督荆、雍、梁、交、广、益、宁七州军事，兼荆州刺史，封长沙郡公。东晋咸和五年（公元330年），江州刺史刘胤被后将军郭默所杀。陶侃率兵夺得江州 （今江西大部及湖北东南一带），然后移师进驻武昌（今湖北鄂州）。此时的陶侃都督八州，兼荆、江二州刺史，享有“剑履上殿”的特殊待遇，控制长江上游和中游流域（含汉江流域）。

陶侃于公元334年去世，作为陶家的家族骄傲和家业奠基者，其事迹及言行深为陶家后人尤其是陶渊明所熟知和敬仰。因而，陶渊明对曾祖父重点关注、经略过的南雍州（今襄阳、十堰）地区之历史、地理、民情，包括所辖之武陵县这个地方非常了解。

此外，因陶侃的遗泽，他的儿子，即陶渊明的祖父陶茂，还任过武昌郡太守（辖今鄂州）。

总之，陶渊明的曾祖父、祖父长期任职并驻于荆州（今湖北大部），与东晋北方战略要地——南雍州上庸郡（辖武陵县）不仅非常近，还有军事经营、政治管理的重要“交集”。

孟嘉深知武陵事

陶渊明的一生，只为两个人写过情深意切的纪念文章，其中之一就是他的外祖父孟嘉。陶渊明为之写了《晋故征西大将军孟嘉长史孟府君传》。

孟嘉，长期在今湖北境内工作，荆州、南雍州的地名也常出现在他的履历表中。公元334年（东晋咸和九年），征西将军庾亮都督江州 （今江西大部及湖北东南部）、荆州（今湖北大部）、豫州（今河南南部）、益州（今重庆、四川大部）、梁州（今云贵川部分地区）、雍州（今襄阳、十堰）六州之军事，兼江、荆、豫三州刺史，孟嘉为其所部之从事。后孟嘉被举为秀才，又任安西将军、荆州刺史庾翼的功曹。继而，又被征西大将军、荆州刺史桓温任命为参军，后升迁为长史。

孟嘉对陶渊明的一生影响极大。陶渊明的母亲是孟嘉的第四个女儿。陶渊明年幼时，家庭衰微，九岁丧父，与母妹共三人长期寄居孟嘉家中，直到陶渊明二十岁时外出做官。这段时期，陶渊明不仅受外祖父孟嘉庇护，而且深得孟嘉言传身教。

陶渊明在其传记里写道：孟嘉“行不苟合，年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乱；至于忘怀得意，傍若无人。”陶渊明后来的性情、行为、思想与孟嘉非常相像。

综前所述，东晋、南朝时期的雍州（今襄阳、十堰）及荆州（今湖北大部）与孟嘉的家乡、陶渊明早年生活地——武昌郡（今鄂州）同在今湖北辖内。且作为两州军政长官的幕僚、秘书（长），孟嘉非常了解这一带的地理、军情、民情。在与孟嘉的交流中，陶渊明也获悉了南雍州（今襄阳、十堰）的诸多信息，其中就应有武陵县的情况。

陶渊明寄情武陵人

陶渊明的人生履历中，两次出现与南雍州上庸郡武陵县近距离的接触。其一是公元398年至400年，陶渊明任东晋权臣桓玄的幕僚。桓玄，获封爵南郡公，都督荆、司、雍、秦、梁、益、宁七州之军事，任后将军、荆州刺史，其治所在荆州江陵（今湖北荆州江陵县）。由此，陶渊明应该到过江陵一带。

陶渊明与湖北的不解之缘，还见于其另一篇文章，即《祭程氏妹文》。程氏妹是陶渊明同父异母的妹妹，比陶渊明小三岁，因嫁给程家，故称程氏妹。程氏妹于东晋义熙元年（公元405年）在武昌郡（今湖北鄂州）去世。陶渊明当即辞去彭泽令，前往奔丧。过一年半之后，陶渊明祭奠之，写下这篇祭文，赞扬程氏妹的言行品德，并追忆往日兄妹之情，寄托深切哀思。

因此，荆州（今湖北大部）、武昌郡以及毗邻的南雍州（今襄阳、十堰）对陶渊明来说，是故人之地，甚至是桑梓之地，那里倾注过其曾祖父及外祖父的心血，留下过祖辈及亲人的足迹，联结着陶渊明的家族情结与家人亲情。

身逢乱世及乱政之局的陶渊明，灵魂里融汇着儒家的仁爱思想、道家的出世精神。那么，陶渊明关注、向往“桃花源”中人，实则是悲悯东晋乱世中的的避乱、避世之民，寄托着自己的忧思与理想。而武陵县所隶属的南雍州（今襄阳、十堰）恰是那个时代流民的渊薮。

相较于长江以南、东晋腹地的武陵郡（今湘西常德），南北之交的南雍州 （今襄阳、十堰）战略意义更加突出，流民历史更加深厚。那一带的深山老林在秦末及汉末的历代乱世中，都是周边关中、江汉等地流民的避乱之地。

譬如，在西晋“八王之乱”后期，关中雍、梁、秦诸州人民成批迁入汉中、巴蜀，其中一部分流民辗转迁入十堰地区，另外还有一些流民是从洛阳和中原其他地方躲避战乱而来。又如，西晋与东晋之际的永嘉之乱中，北方流民自汉水上游汉中一带向樊沔 （汉江中游）迁徙，其中一部分留在了十堰。

所以，陶渊明选择“武陵”作为他理想之地“桃花源”的所在，写那里的人民及故事，最有代表性，最能寄寓他的情感。

桃花源的现实版

考求《桃花源记》原型所在地的人，常拘泥地对照原文，考察具体的方位及山形水势，未免牵强和虚妄。其实，《桃花源记》成为经典，除了它包含穿越时空的理想性，更有东晋、南朝乃至中国历史上的普遍、深刻的现实性。漫长的岁月里，武陵县所属南雍州（今襄阳、十堰）地区，恰是这种现实性的典型。

北宋文学家苏轼在《和桃花源诗序》中云：“考渊明所记，止言先世避秦时乱来此，则渔人所见似是其子孙，非秦人不死者也。尝意天壤之间若此者甚众，不独桃源。”意思是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人，是避秦时动乱之人的子孙，历史上类似情况很多，“桃花源”只是其中典型代表。

诚如苏轼所言，秦末、汉末至东晋、南朝，时局动荡，战乱频繁，如武陵之“桃花源”中人那般，避乱深山的民众很多。乱世中，中原百姓成群逃进巴蜀、荆州之交的秦巴山地，选择山深林密处辟地垦田而居。

然而，大山深处亦非乐土。东晋、南朝时期的贵族、豪强们，诸如东晋时的王敦、桓温、殷仲堪、桓玄等世家大族，朝廷无法从其地盘（封藩之地）上征发赋役，故针对藩外农民的赋役十分繁重。深山避乱者，亦为避赋役者。当时朝廷或豪强为发现或争夺逃户的聚集地，以纳入征发赋役之编户，常悬赏以求，而山民则力求不被发现。

这就是以南雍州上庸郡武陵县为代表的流民避乱的山区所折射出的东晋、南朝时重要的政事、突出的民情！如果说，“武陵人”发现桃花源的故事折射了当时的现实，而桃花源终不被世人发现，则是陶渊明最大的心愿、终极的理想。

《桃花源记》文末意味深长地提到一个人，并给了他一个可悲的结局——“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这段话的意思是，南阳的刘子骥听闻桃花源的故事后，前往探寻，可没寻得结果，郁郁寡欢，最终病死。刘子骥“高尚士也”，大约是地方权贵，若他真找到了桃花源，桃花源中人恐怕要苛政临头、在劫难逃了。刘子骥寻桃花源而不得善终，于是“后遂无问津者”。

《桃花源记》的中“太守”，即上庸郡郡守。上庸郡，东汉设，隋朝废，辖武陵县等五县，辖域相当于今湖北十堰竹山县、竹溪县及陕西安康平利县、镇坪县，治所在今竹山县城西南四十里处的堵河北岸。其周边的两竹南部山区多有“桃花源”所在地的说法；竹溪县南山深处，至今还有一乡名为桃源。

可见，《桃花源记》确乎是一篇“记”，其主旨除了要塑造一个理想的世外桃源，更是要以此“记”记录东晋时期一种突出的社会现实或现象，即乱世流民逃往大山避乱，并苦于官府或豪强的繁重赋役，躲在深山，隐而不出。

文章：十堰日报/阚韶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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