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游东京汴梁，被丰富的夜生活震撼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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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播电视剧《清平乐》中，宋仁宗、曹皇后一家三口同游夜市，与寻常百姓一样对相扑力士下注押宝、吃喝游玩，在女儿赵徽柔机敏的“助攻”下，宋仁宗与曹皇后的感情也逐渐升温。

电视剧《清平乐》截图，宋仁宗与赵徽柔（左）在夜市押宝相扑手

同游夜市的契机，为剧中帝后感情带来了转折，我们也看到了一千年前东京汴梁的夜间生活画卷。那么，两宋时代的都市夜生活因何而兴？“东京不夜城”又是怎样的丰富多彩？

坊市不分，城市进化

首先，夜生活需要配套大量的休闲娱乐场所，且这些场所在城市空间分布上要错落有致，与城市中的居民区不能相隔太远。宋以前的统治者大多实行坊市分离的城市制度，这种城市形态几乎不存在。

唐都长安，是坊市分离制度的典型案例：居民住宅区的坊与商业活动的市分开，坊有坊墙包围，居民的住宅全在坊内。《唐会要》记载，唐代宗大历六年（771年）时曾经下诏：“京城内诸坊市宅舍，辄不得毁拆，有犯闻奏。”坊内住宅且不得轻易改建，城市的丝毫变动都牵动着统治者的神经。

唐长安城平面图。长安城在隋大兴城基础上改建而来，宫殿区位于城市北部中心。长安以朱雀大街为中轴线，道路、东西两市、一百余个坊对称分布，白居易登高赞曰“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

因为坊内没有市场、酒楼、店铺，所以市民购物娱乐要前往东西两市。顺带提一句，今天我们所说的“买东西”，就是从东西两市衍生而来。

东西两市，每个面积大约相当于两个坊，四面各开两门，市也有高墙包围并配有相应的管理措施，《唐六典》记载：“凡市，以日中击鼓三百声而众以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声而众以散。”市的交易时间被严格控制，体现了唐代在城市管理上贯彻重农抑商的政策。

唐朝中后期，坊市分离制度逐渐打破，不时有侵占街道的情况发生，政府严令禁止。入宋之后，经历了五代时期的战乱，东京城内的坊墙逐渐破败，宋徽宗崇宁年间默许了民间侵占街巷，收取“侵街房廊钱”。在侵街过程中，店铺不断建立，《东京梦华录》记载：“坊巷院落，纵横万数，莫知纪极，处处拥门，各有茶坊酒店，勾肆饮食。”可见坊市不再有明确的界限，坊市分离制度崩溃。

北宋东京汴梁平面图。东京因汴河而兴，在五代都城基础上改建而来，汴河穿城而过，自发形成临河大街。东京已经不见唐代分割独立的坊和东西市，商业区星罗棋布分散其中，为都市夜生活提供了大量娱乐场所

坊市制度下，都市临街只能看到坊墙和坊门，如同一座座小型军事城堡，而长安城就是若干个城堡的集合。这种设计便于统治者管理，但限制了商业娱乐场所的空间。

宋代坊市不分，城市更加开放，中古时期的城堡城市逐渐进化为具有近代都市雏形的商业城市，在空间上，宋代为都市提供了夜生活的场所。

宵禁松弛，夜市繁荣

如果说坊市不分为市民夜生活提供了发展空间，那么宵禁制度的松弛，则是在时间上使夜生活成为可能。

为了便于管理，宋代以前，政府在坊市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了宵禁制度，夜间禁止百姓出行，以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违规夜行，被称为“犯夜”。白天结束，顺天门击鼓四百声关闭长安城门，之后击鼓六百声关闭坊门。宵禁制度极其严格，唐宪宗时期，宦官郭里旻喝醉了酒没有及时回宫而“犯夜”，被活活打死。在这种情况下，百姓听闻击鼓，便早早回家。

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截图。唐都长安实行宵禁，后期逐渐难以控制，出现了坊门“或鼓未动即先开，或夜已深犹未闭”的现象，长安南崇仁坊更是日夜喧闹

宋代建立之后，宵禁制度逐渐松弛，在一些地方甚至取消了宵禁。北宋立国不久便下诏“未及三鼓不得禁止行人”，将宵禁推迟到“三鼓”开始，即夜晚11点左右，这比唐朝刚一入夜就宵禁的“昼漏尽”要晚多了。宋神宗熙宁年间，宵禁进一步松弛，时人记载“二纪（24年）以来，不闻街鼓之声”。

宵禁的松弛，推动了夜市的繁荣，宋代市民的夜生活大为丰富，民以食为天，夜市中各种小吃异常丰盛。北宋东京的诸多夜市中，以州桥夜市和马行街夜市最为著名，《东京梦华录》记载，州桥夜市小吃价格低廉，“当街水饭、熬肉、干脯、王楼前獾儿、野狐、肉脯、鸡，梅家鹿家鹅鸭鸡兔、肚肺鳝鱼、包子鸡皮、腰肾鸡碎，每个不过十五文”。夏日时节，州桥夜市还提供败火生津的清淡小吃，“砂糖冰雪冷元子、水晶皂儿、生淹水木瓜、药木瓜、砂糖绿豆甘草冰雪凉水、荔枝膏……杏片、梅子姜、莴苣、笋……香糖果子、间道糖荔枝、越梅、刀紫苏膏、金丝党梅……皆用梅红匣儿盛贮。”

《清明上河图》中的虹桥是交通要道，商贩不失时机地占道经营，而夜市也一般不限地点

马行街夜市比州桥夜市更加闻名，白天的马行街周边是中药铺一条街，到了夜晚这里才真正焕发活力：“（夜市）直至三更尽，才复五更又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夜市比州桥又盛百倍，车马阗拥，不可驻足”，夜市各种小吃种类繁多，许多小吃如今已不可考，“夜市亦有燋酸豏、猪胰胡饼、和菜饼、獾儿野狐肉、果木翘羹、灌肠、香糖果子之类。”夜市人头攒动，直至夜半三更，仍“有提瓶卖茶者”，来东京公干的人往往在马行街夜市流连，深夜才回到住所。

电视剧《清平乐》截图。宋代饮食空前繁荣，《武林旧事》记载，宋高宗的御筵食单中仅下酒菜就有15盏（30道），荔枝白腰子就是第1盏的第2道菜

夜市里毕竟是小吃居多，而享用大餐，酒楼是首选。东京城云集北宋的达官显贵，他们白天公干，晚上才能消费，庞大的消费能力让东京酒楼林立，店家也营造奢华的酒楼招揽显贵，饮食业空前繁荣。东京著名酒楼有72座，被称为“七十二家正店”，这些酒楼都用彩帛装饰大门，进门后是一条长约百余步的主廊，南、北天井两边都是雅座包间。晚上酒楼“灯烛荧煌，上下相照，浓妆妓女数百，聚于主廊槏面上，以待酒客呼唤，望之宛若神仙。”

勾栏瓦肆，市井行乐

酒足饭饱并不能让宋人的夜生活就此结束，勾栏瓦肆的娱乐活动才是夜生活真正的开始。瓦肆，又称瓦子，是固定的娱乐中心，因游人来时如同瓦合，去时如同瓦解而得名。勾栏是设置于瓦肆之中的固定演出场所，设有戏台，最大的勾栏可容数千观众。《东京梦华录》中记载的瓦肆有10座，《武林旧事》中记载的临安城瓦肆有23座，大量的瓦肆分布在都市之中，是宋人夜间娱乐的好去处。

电视剧《清平乐》截图。解除宵禁的东京街头人来人往，文彦博与韩琦在瓦肆就朝堂政事展开讨论

瓦肆中的娱乐表演主要有讲史、小说、小唱、杂剧、傀儡戏、小儿相扑、散乐、杂技等等。讲史中，最流行的是三分（三国）和五代史，讲史者技艺高超，苏轼在《东坡志林》中记述：“（小儿）……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

小唱即在酒宴前唱小曲，或清唱，或有乐器伴奏。小唱名家有李师师、徐婆惜、封宜奴、孙三四等，其中李师师最为闻名，其得幸于宋徽宗，与宋代名士周邦彦等交好，广泛出现在宋人的笔记小说中。

1998年版电视剧《水浒传》截图。李师师是宋徽宗时的东京名妓，《水浒传》《东京梦华录》，宋人笔记皆有记载

傀儡戏和影戏是戏剧类的代表。艺人用细线悬丝或木棍操纵傀儡表演，表演内容从帝王将相到神怪公案，无所不有；影戏起源于宋仁宗时期，“仁宗时, 市人有能谈三国事者，或采其说加缘饰作影人，始为魏、蜀、吴三分战争之像”，话本与真实的历史真假参半，忠者正貌，奸邪丑陋，极具感染力。

电视剧《清平乐》截图。宋仁宗做局吕夷简，带群臣看范仲淹傀儡戏

瓦肆中的杂技种类更加多样，有魔术、马戏、口技、相扑等等，其中相扑是表演性的，还出现了小儿相扑和女子相扑。宋仁宗就曾在嘉佑年间偕后妃前往宣德门观看女子相扑并赏赐银两。司马光得知此事大为光火，曾上奏朝廷“今后妇人不得于街市以此聚乐为戏”，然而这不能阻止女性相扑的流行，《梦梁录》记载，到南宋时“(女相扑手)赛关索、囂三娘、黑四姐女众，倶瓦市诸郡争胜，以为雄伟耳”。

电视剧《清平乐》截图。电视剧中的瓦肆杂技多种多样

除了正常的娱乐休闲外，还有赌场这种半地下的灰色娱乐业。北宋立国之初禁赌严格，《宋刑统》规定：“诸博戏赌财物者各杖一百，赃重者各依己分，准盗论。”宋仁宗后，皇帝们大多以赌博怡情，禁赌日渐废弛，关扑就是当时一种受欢迎的赌博方式。政府甚至下令，正月初一东京放关扑三日，到了夜晚，富贵人家的女眷也可以“纵赏关赌，入场观看”。关扑不赌钱，而是赌物，赌的商品从食物器皿到宅地歌姬不等，关扑双方约定价格，将若干铜钱抛向空中，猜铜钱的正反面，正面称字，反面称暮，由于随机性大，输赢立判，广受欢迎，成为北宋夜生活中的点缀。

1998年版电视剧《水浒传》截图。宋代经济繁荣，关扑这种亦商亦赌的娱乐方式开始流行，甚至出现了职业关扑者，《水浒传》在描写“火眼唆倪”邓飞时写到其“原是襄阳关扑汉，江湖飘荡不思归”。宋代关扑的流行给都市夜间治安带来很多麻烦

市民阶层的壮大为勾栏瓦肆带来了大量观众，观众们对演员的要求也逐渐增高，在瓦肆中，技高者立足，技逊者逼出京都，沦落到地方乡间表演，这无疑使得瓦肆的表演越发精彩，宋人驻足于斯，不知天即破晓。

极尽奢华，笙歌夜宴

勾栏瓦肆是市井百姓夜生活的中心，而宋代的社会上层人物主要以邀请好友在家中夜宴来度过夜晚。这项娱乐，耗费巨大，非一般人可承受得起，主人也因此来展示财力。

自宋太祖解除武将兵权，让武将“广置田宅，为子孙立永业，多致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开始，便奠定了宋朝上层人物奢华享乐之风。一开始举办夜宴是节日或嫁女娶亲的重要日子，后来逐渐演变成不论节庆与否，均夜宴邀请朋友的风俗。宋人有时举办长达两昼夜的宴会，主人在厅堂之外以帷幕重重环绕，堂内燃巨烛，座客饮酒观舞，尽欢极乐，甚至不知昼夜更替。从吕夷简的政敌宋祁身上，我们就能看到夜宴奢华之风：“宋子京（宋祁）好客，尝于广厦中外设重幕，内列宝炬。百味具备。歌舞俳优相继，观者忘疲。但觉更漏差长，罢席已二宿矣。名曰不晓天。”

宋马麟《秉烛夜游图》。夜晚在庭院中摆满蜡烛，极尽奢华

夜宴中，蜡烛的多寡是衡量主人财富的标准。由于蜡烛比油灯明亮，在宋代是奢侈品，上层人物用蜡烛将家中照如白昼，宾客羡慕不已。寇准在知邓州时，“不点油灯，尤好夜宴剧饮，虽寝室亦燃烛达旦。每罢官去后，人至官舍，见厕溷间，烛泪在地，往往成堆。”连厕所、马厩都烛泪成堆，奢华无比，时人称之为“莱公烛法”。

电视剧《清平乐》截图。蜡烛的使用为夜生活提供了条件

上层的奢华夜宴名闻京城，枢密副使赵昌言与陈象舆、董俨等五人“旦夕会饮于枢第，棋觞弧矢，未尝虚日”，京城有民谚曰“陈三更，董半夜”；南宋权相贾似道白天在青楼厮混，夜晚在西湖游船上夜宴，就连宋理宗都知道西湖灯火异常，必是贾似道。由于宴会所需要的酒菜、蜜饯、香料、蜡烛、要准备妥帖才能显得周全，民间出现了专业承办宴会的“四司人”，提供从布置到打扫的全套服务。

上元之夜，与民同乐

在宋代的夜生活中，上层与民众各得其乐，然而正月十五上元佳节时，从皇帝到百姓的各个阶层都会在一起纵情狂欢。

自冬至之日起，整个东京就在为上元节做准备。《宋史·礼志》记载：“上元前后各一日，城中张灯，大内正门结彩为山楼影灯，起露台，教坊陈百戏”，宋太祖乾德五年开始，东京上元节延长至五日，以“使民纵乐”。正月十四日，东京成为灯的海洋，种类令人眼花缭乱：绢灯笼、日月灯、诗牌绢灯、马骑灯、凤灯、水灯、影灯……不胜枚举。

电视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截图。该剧以北宋为时代背景，剧中也反映了上元佳节的热闹景象

皇帝要在上元佳节与民同乐，宋徽宗时，开封府在宣德楼对面悬挂一大木牌，上书“宣和与民同乐”，同时在宣德楼上用黄色绫罗布置彩棚，这就是宋徽宗所坐的位置，侍卫排列在布帘之外警戒。宣德楼上挂两个大灯球，内燃巨烛，教坊司、军乐队和瓦肆里的杂耍百戏弟子，演出各种节目，百姓观看演出，乐人们不时地带领观众们山呼万岁。

电视剧《清平乐》截图。南宋中期以前，理学对女性的束缚还未到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女性生活环境较为开放，在节日庆典中，女性不仅可以观看赌博，还可以在酒肆畅饮，士大夫阶层对读书修身的女性更是大加赞赏

上元节假日中，整个东京解除宵禁，市民彻夜不寐，正如《东京梦华录》所言：五陵年少，满路行歌，万户千门，笙簧未彻。多日纵乐的夜生活使宋人忘记了时间的概念，甚至意犹未尽，正所谓“人未散，月将沉，更期明夜到而今；归来尚向灯前说，尤恨追游不称心”。

文人雅致，弈棋赏花

宋代的夜生活热闹非凡，但也有人愿意独处，寻求安静典雅的生活方式，因此，文人中兴起了夜晚弈棋和赏花的娱乐活动。

弈棋体现着东方的博弈艺术，也被当时的文人看做修身养性的娱乐方式。范仲淹心怀家国，他研究围棋时称“一子贵千金，一路重千里，精思入于神，变化胡为拟，成败系之人。”而心胸豁达的苏轼认为围棋就是娱乐：“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优哉游哉，聊复尔耳”。

在宋代，随着教育的发展，女性弈棋高手也纷纷涌现，她们与男性棋手对弈，痴迷棋谱，彻夜难眠。宋徽宗对围棋和象棋都颇有研究，他常常在宫中观看嫔妃宫女弈棋，入神到彻夜不眠，他称赞弈棋的女性“新样梳妆巧画眉,窄衣纤体最相宜。一时趋向多情远,小阁幽窗静弈棋。”在另一篇《宫词》中，宋徽宗如此称述象棋：“白檀象戏小盘平，牙子金书字更明，夜静绮窗辉绛蜡，玉容相对缓移声”。李清照在南渡前喜爱弈棋，她自我评价：“予性喜博，凡所谓博者皆耽之，昼夜每忘寝食……大小象戏、弈棋，又惟可容二人。”

电视剧《清平乐》截图。宋人爱花，这一点在电视剧中也有所体现

除弈棋外，文人最为典雅的夜生活即赏花。宋代很多城市都会举办花会，文彦博曾作诗描绘夜游花市的盛景：“去年春夜游花市，今日重来事宛然。列肆千灯争闪烁，长廊万蕊斗鲜妍。交驰翠幰新罗绮，迎献芳樽细管弦。人道洛阳为乐国，醉归恍若梦钧天。”然而一般来说，花只有在白天才能更好地呈现花色与香气，所以宋人夜晚观花多是莲花、桂花、梅花，这些花颜色不艳丽，而且体现着高洁的象征意义，如《野趣观梅》《东湖赋莲》，海棠是个中例外，苏轼《海棠》中的“高烛照红妆”和范成大的《烛下海棠》使得观花名声大噪。

商品经济的发展、政局的长期稳定、市民阶层崛起与文教的昌盛促进了宋代的都市繁荣，坊市制度和宵禁制度的松动、瓦解，使得市民夜生活丰富多彩。宋代见证了中国人从隋唐的尚武豪迈向内敛精致的转变，市民的夜生活就是体现。

当然，像辛弃疾一样的志士，他们的夜生活没有那么欢乐，在崇文抑武的时代，众人赏花弄月，他“醉里挑灯看剑”，不能说不是一种悲壮，宋代的魅力，也是这种矛盾带来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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