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形势脆弱平衡，世界经济失稳滞胀

死在黑名单

2021年，世界经济在驻足中寻求新路。2022年，多重危机叠加及其蔓延或许进一步对世界体系的边缘、半边缘地区产生严重影响

文｜葛天任、张明、郑联盛、杨晓晨
2021年，世界经济在驻足中寻求新路。2022年，多重危机叠加及其蔓延或许进一步对世界体系的边缘、半边缘地区产生严重影响。据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实时数据，截至2021年1月2日上午7时，全球疫情感染人数为2.89亿余人，死亡人数达544万余人。


全球疫情第三年，自然杂志发表相关论文指出，文化价值作为重要变量对人类做出超越自身狭隘认知局限的选择构成重要且关键的影响。毫无疑问，人类意识到这一点是实现认知超越的第一步。希望仍在于人类的自我超越与团结合作。


在观察和思考全球政治经济那些最为深刻变化之时，思想文化的重要性也日益显现出来。本文构建了一种“思想-政治-经济”的分析框架，并因此而更进一步认识到，当前最为根本且急迫的问题乃在于那些依旧富有争议的思想文化、信念观念在超乎寻常地左右全球政治、影响全球经济。人类需要破解认知迷雾，团结起来应对危机。为此，本文将先后总结全球思想文化、全球政治和全球经济的新变化，剖析其深层次原因和内在逻辑，展望其未来趋势并指出2022年应注意的重要事件或关键时点。


2021年全球政治经济回顾



1、欧美思想文化：回归、反思与修复


2021年全球思想文化领域继续呈现出三种新变化：西方社会思潮进一步回归保守主义，欧美主流知识界对资本主义及其社会制度进行反思，英美左翼进步主义与呼吁建设新社会主义的声音持续扩大。


第一，随着疫情反复及其管控的加强，欧美社会大众所展现的右翼保守主义思潮伴随疫情蔓延而四处扩散。欧美社交媒体所反映的言论、行动与事件充满了保守倾向，这种倾向藉由欧美政客和右翼媒体的扩散传播而进一步演化为一股社会思潮。由于其推动政策议程和政治生态变化方面的巨大作用而应得到高度重视。例如，2021年初的美国国会山暴乱、英国北爱尔兰城市骚乱，从荷兰、比利时蔓延到几乎全欧洲的因反对“封控”而发生的游行示威乃至集体行动等。


第二，关于对资本主义及其社会制度的反思方面，大量作品包括影视文学作品出版。2021年，反映美国中产阶级郊区破碎化问题的电视剧《东城梦魇》热播，布鲁金斯学会的李成主任指出美国社会心理文化层面的冲击要更为重要。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出版新书《资本与意识形态》并撰文呼吁迈向新社会主义。随后，美国著名学者大卫·哈维对皮凯蒂的新书做出了严肃批评，这意味着皮凯蒂的新书很快得到英美左翼学术界的关注和回应。


此外，2021年底，著名左翼哲学家齐泽克发表新作《天上大乱》，意指欧美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严重分化、对立和混乱。2021年是历史不再终结的又一年。皮尤研究中心报告指出只有17%的人认为美国的“民主”值得效仿，而23%的人认为美国的“民主”从来不是什么好例子。美国政治学家福山在《外交政策》、《经济学人》等杂志发表关于美国权力衰落的有社会影响力的分析，将美国国内政治定格为更加急迫和重要之事，这方面《经济学人》杂志走的似乎更远，建立了关于美国权力与民主分析的专栏，其关于世界民主衰退的系列年度报告要更加具有影响力，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将美国的民主划入“有缺陷的民主”一类，实际上更多地透露出它所代表的英美中上阶层的普遍焦虑及建设性批评，显然这并未触及问题的本质和要害。对其本质问题的批评，具有熟知中国文化背景的加拿大女王大学著名规划与文化学者梁鹤年先生于2021年底前出版的繁体字版新书《西方文明的未来》要更加深入、透彻。


第三，在英美深厚的、二战后未曾遭遇真正重大挑战的资本主义体制及其自由民主意识形态面临空前的挑战，这不仅表现在社会骚乱、右翼民粹思潮兴起与知识界的反思，还表现在英美左翼“进步主义”力量及其矫正与修复国内政治问题的持续努力与声音的不断扩大。美国民主党独立参选人桑德斯号召一场改变美国的政治革命，他拒绝企业捐赠、依靠小额民众捐款、引发大量美国青年学生的追随。此外，英国工党领导者科尔宾在牛津大学辩论社公开表达“社会主义绝对行的通”的愿景，加之牛津大学的独特地位及其影响力，这场辩论透过新媒体得到广泛地传播。


2、全球政治体系的深度调整与脆弱平衡


在2020年，全球政治有三个非常重要的新变化值得注意，这些变化主要来自英美、欧盟、俄罗斯、日韩等主要国家的外交政策调整与国内政治形势的分析之上。全球政治格局依旧在脆弱的经济中保持着难得的平衡，尽管这种平衡依旧面临着全球不平等所带来的社会政治变革的暗流与挑战。


第一，美国调整其外交政策，并以对华关系调整为其外交政策主轴。南京大学朱峰团队指出，“美欧关系有所拉近，中美俄和美欧俄战略三角关系的调整将对美俄关系未来产生影响。”拜登政府放弃特朗普政府的所谓“蛮权力”，而采取所谓“巧权力”，但其效果有限。中国社科院周琪研究员指出，美国在强化既定战略的同时，调整了其近期对华政策，强调所谓竞争战略，并通过拉拢盟友共同遏制中国实现其战略目标。2021年，中美开展了阿拉斯加会谈、天津会谈、苏黎世会谈，引发全世界关注。三次会谈中，中国站在人类与自身未来发展的立场上，对中美关系给出了明确的底线并展现了最大善意。尽管美国持续炒作新疆问题、台海问题，并就冬奥会进行所谓“外交抵制”，召开所谓“世界民主峰会”，然而其产生的效果实际上并非如某些观察人士所言的那么大。正如布鲁金斯学会李成主任所言，“拜登在外交上不是在缓和对抗和冲突，而是四面树敌。他没有把更多的资源和重心真正用在国内，可谓败笔累累。尤其是与中国的关系上，不仅没有好转，而且是继续恶化。”美国外交政策团队的傲慢、偏见和短视引发的对华政策误判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


显然，尽管华盛顿决策团队看到了美国国内问题的严重性，但其对政党政治与国内情况估计不仅是不够的，甚至是缺乏强力手段的，尤其是缺乏空间维度是其最大的估计不足。美国民主指标连续下滑，其中政治文化指标、政府职能指标呈现明显地、持续的下降。拜登政府的所谓“大基建”，虽然号称是大号版的“罗斯福计划”，即包括社保、医保改革在内的一揽子财政投资计划，而最终被两党政治所大幅度挤压。


第二，在全球政治的新变化下，欧盟强调战略自主但变数仍值得高度重视。2021年，德国前总理默克尔离任，尽管获得了国内的高度赞誉，但德国的未来外交政策及其在欧盟所扮演的角色却蒙上了一层迷雾。德国社民党主席舒尔茨担任新总理组阁，其中绿党主席贝尔波克大概率出任外长，后者以对华强硬闻名。此外，法国总统马克龙虽然倡导“戴高乐主义”，就欧洲独立防务提出强硬口号，在对华政策方面坚持独立自主，但澳大利亚撕毁与法国之间的核潜艇协议导致法国召回驻美、驻澳大使，尽管事件得到降温处理，但影响无疑深远。同时，法国国内的地方大选中，右翼保守势力回归，引发法国对外政策的不确定性增加。2021年，唯独英国在继续其“全球英国”的对外政策同时，依旧“明智地”选择加强其与亚洲太平洋地区的经贸往来，但英国仍将面临苏格兰独立、北爱尔兰离心的挑战。2019年年初，笔者曾撰文指出，英国将采取安全向西，经济向东的策略，目前正一步一步得到印证。2021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年度国情咨文，乌克兰问题再度成为美俄、俄欧关系的关键问题。俄美关系虽有缓和迹象，但并无实质改变。俄罗斯强调进一步加强与亚洲的经贸关系，尤其是中俄关系。


3、全球经济滞涨与全球不平等程度继续加深


2021年全球经济的最大变量是各国持续释放大量流动性。无论赞同抑或反对，美联储在全球经济中扮演的角色都事关全局。尽管拜登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但短期补贴低收入阶层有利于促进消费，不能解决贫富差距过大问题。全球应对疫情和各种经济问题，各国采取“无痛疗法”，以牺牲长期利益来弥补短期损失。这无助于全球经济走出长期停滞的局面，甚至加剧了边缘和半边缘国家的经济失衡，引发社会与政治动荡。


2022年12月12日发布的《世界不平等报告2022》指出，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在减小，国家内部的收入差距却在增大，尽管收入差距因国家而异，且通常取决于政府的政策选择。包括美国、印度、俄罗斯在内的一些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在2021年有大幅度扩大。2021年全球成年人的平均收入为2.34万美元，净资产为10.26万美元。在全球收入分配中，前10%的人年均收入为12.21万美元，而底层50%的人每年只赚3920美元，前者的年收入是后者的31倍之多。与收入相比，财富不平等更为明显，世界上最富有的10%的人拥有全球75%的财富，其中约2750名亿万富翁拥有全球3.5%的财富，高于1995年的1%，而底层50%的人口所占财富为2%。显然，笔者同意该报告的观点，即尽管不平等是全球性的，但是各国内部的收入和财富差异并非不可避免，能否避免只是政治性的选择。


2021年，大规模刺激政策导致的不只是全球大宗商品持续上涨，全球住房价格尤其是美国、欧洲的住房价格快速上涨。据英国房地产信息公司莱坊地产（Knight Frank）发布的《全球房价指数》数据分析报告显示，从2020年三季度到2021年三季度的12个月内，全球56个主要国家总体房价涨幅为9.6%（以实际涨幅为标准）。大规模刺激、住房价格的上涨与本来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一起，很有可能引发新一轮的经济与社会动荡，加剧住房金融化的社会负面后果。


4、全球政治经济形势恶化的根源是全球领导力赤字严重


总而言之，全球思想文化领域的回归与反思，促进了全球政治的内部调整与外部转向，这不仅没有带来全球经济走出长期大停滞的格局，反而引发新一轮的全球通胀，虽然短期刺激计划对发达国家的普通民众生活有所缓解，但全球不平等的状况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有所加深与蔓延，住房价格继续高企，引发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向负面状况继续演化。这主要是由于两大原因所导致：


第一，全球领导力赤字严重。2020年是人类面临非常严重的全球疫情的危机时刻，疫苗民族主义阻碍全球有效治理的形成，人类需要团结以共克时艰。面对危机，全球领导力急需重塑，全球的思想文化领域的反思还没有扩展到全球治理层面。


第二，作为全球最大发达经济体和最有政治影响力的国家，美国本应该为当前世界领导力赤字负责，然而美国决策层却依旧抱有狭隘过时的“冷战”思维，在全球数字化的21世纪运用以邻为壑的19世纪国际战略思维，导致全球化进程面临解组风险，其所推动的国家间联盟与重组，不仅放弃了战后美国罗斯福总统所建立的全球伟大理想，而且正在引导世界走向危险的边缘。


美国在20年的阿富汗战争中以失败结局而仓皇撤军，在面对国内外矛盾中转向选择性收缩战略，但是这样的国际权力的真空时刻对世界和人类文明未来而言，是完全不负责的做法。这种缺乏通盘考虑的短视的收缩战略，不仅执行困难，而且难以奏效，最终将导致全球领导赤字严重，从根本上危及美国自身长远利益。其所根植的对中国发展的战略误判，完全是美国全球精英领导阶层的傲慢与偏见所致，而非因美国国家利益之所致。他们才是导致中美关系波动和所谓“第二次冷战”的始作俑者，他们与自己祖辈所拥有的建立战后国际秩序的伟大理想和宽广胸怀相比，不知差距几何。


一个令人不安的例子是，仍以冷战思维观察当前美中关系问题的传媒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活跃在各种“全球智库”和媒体论坛之上，他广泛接受采访，认为所谓“第二次冷战”是中国主动挑起，其数年间出版的书籍数量惊人，而其书籍多为拼凑、观点前后矛盾。能言善辩是这一派人物的共同特质，唯恐天下不乱则是他们获取眼球和利润的工具，而后果却要由中美两国人民和全世界来承担。


作者均为中国科技大学国际金融研究院全球经济与国际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编辑：王延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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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mily。浅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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