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黎安：AI将如何影响中等收入群体的就业？

Xu许

近年来，人工智能（下称“AI”）技术快速发展，与大量传统行业领域进行深度融合，带动了交通、医疗、教育和工业众多领域的数字化转型，并给行业发展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与此同时，经过过去四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国形成了约4亿人的中等收入群体，为世界范围内规模最大。那么，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技术会对我国当前提出的进一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重要目标产生何种影响呢？


“展望未来，中等收入群体能否持续扩大面临一系列挑战（如中美关系、全球化逆流、人口老龄化、新冠疫情等），而人工智能所引发的技术和产业革命将是最重要的冲击之一。"北京大学经管学部主任、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周黎安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与中金研究院联合举办的“新发展阶段包容性增长论坛”上如是说。



人工智能革命是一个“创造性毁灭”过程

基于过去历史上技术变革产生的影响，以熊彼特、阿吉翁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了“创造性毁灭”的概念。他们认为，技术革命是一个“创造性毁灭”过程：一方面大幅度提高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创造新的行业、职业和岗位，另一方面又摧毁旧的行业、职业和工作岗位。例如，工业革命的机械化代替了传统工匠，汽车的发明摧毁了马车/车夫，电脑的出现让打字员消失，智能手机取代了传统相机和胶卷。


周黎安表示，以AI为代表的新技术变革也遵循创造性毁灭的过程。一方面，AI会创造了很多新的岗位，比如说数据标记员、数据管理师等相关的岗位和职业。另一方面，智能机器人的出现也会替代很多蓝领类的重复性工作，甚至像会计、金融分析师等一些相对高技能的工作也可能消失。而这些可能被替代的职业或者可能新创设的职业，都各自对应着相当一部分的中等收入群体。

通过理论分析，周黎安研究团队发现，在产业结构方面，因为AI的发展，经济总体上会向服务业比重增加的方向进行转型，当AI增速足够高的时候，经济进一步向高端服务业过渡，从而使得最终消费中高端服务业的产值会占据主导地位。

在生产率方面，AI会替代制造业，也会替代服务业当中的一些低技能劳动力，从而提高两个部门总体的全要素生产率。所以从总体来讲，AI会提升整体的生产率水平和经济增长速度。

在收入分配格局方面，随着AI发展，以高技能劳动力为代表的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份额在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中占比会扩大；低技能劳动力的劳动报酬占比则会下降。资本所有者的报酬会经历一个先增加后下降的过程，然后逐渐达到稳定水平。

周黎安特别强调，在整个经济还没有进到最终稳态均衡的转型过程中，有发生收入分化、极化的可能性。在AI刚开始引入的过程中，短期内制造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的低端劳动力都会被AI挤出，将其挤入不可以被替代的服务业部门内；而制造业中低端劳动力和AI一起对高技能劳动力进行替代，将这部分劳动力挤入服务业内中。在AI刚刚应用的过程中，短时间内产业结构的调整速度往往跟不上AI技术的引入速度，这就导致了一段时间内不论何种劳动者收入份额占经济的比例都可能会下降，同时低端劳动力的收入份额占比下降的更为迅速。


AI创造的就业机会远大于它所摧毁的数量

基于理论分析与AI应用前景数据，周黎安研究团队测算了在2025年、2030年、2035年三个时点上AI对中等收入群体的影响，他表示，人工智能对于中等收入群体的影响分为三种效应：


?替代效应：人工智能对于传统职业和岗位的替代（如智能机器人替代蓝领工人和金融分析师）
?创造效应：人工智能对于新职业和工种的创造（如数据标记员、云计算工程师）
?收入效应：人工智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带来的收入上升，收入上升增加需求和就业


在替代效应方面，AI对整个中等收入群体的影响还是相当显著的，预计到2025年中等收入群体人数将减少2200万人；到2035年中等收入群体占比进一步下降，对应大概减少4200万人。这个估算数据也得到了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研究成果的侧面印证。他们估算在2016-2030年间，中国被替代的全职员工的规模大约在4000万-4500万；如果自动化进程进一步加速，到2030年将有1亿劳动力需要更换职业类型。


在创造效应方面，AI的发展也会创造很多新的工作、新的工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AI会创造新职业和新岗位，主要体现在与算法、算力和数据相关的一系列新职业和新岗位，例如人工智能工程技术人员、物联网工程技术人员、大数据工程技术人员、云计算工程技术人员、数字化管理师等。第二，AI也会赋予传统职业一些新的任务，当AI代替了机械性、重复性的繁琐工作之后，劳动者就会把更多的时间转向那些人际交流或者发挥创造性的工作内容，比如智慧教育、智慧医疗等。第三，传统的一些岗位在与AI配合之后重要性会进一步增加，比如家政、医护、养老等相关岗位。

“AI的就业创造空间是非常大的。”周黎安称，随着时间的推移，AI等数字化转型对就业的正面影响迅速扩大，新增的就业岗位数量将由2025年的6875万上升到2035年的1.7亿个。

相较于AI在几个时间节点所替代的就业岗位，周黎安表示，AI的创造效应是要大于替代效应。综合来看，若只局限在AI的影响，不考虑其他积极因素，到2035年AI可使得中等收入群体净增加1400多万人。

“跟历史上若干次重大技术变革的进程一样。虽然每次巨大的技术进步都会导致一些传统岗位的消失，但最终创造的就业机会都要远远大于它所摧毁的数量。人工智能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尤其对中等收入群体就业的影响，更多是结构性的，而不是总量性的。”

周黎安称，从中等收入群体扩大来说，AI等数字技术发展最关键的挑战不是中等收入群体总量的绝对减少，而是结构性失业和转型调整的问题，即一方面，有大量劳动力被替代下来，而他们可能因为无法适应新产业、新岗位的技能要求而被迫失业；另一方面，对于AI所创造出来的很多新岗位、新职业，社会上又无法提供足够的人才供给，可能导致供不应求。


总体而言，AI同时兼具替代效应和创造效应，而这两个效应在现实中往往涉及到不同的群体和个人——在有一些群体受益的时候，另外一些群体则会遭受重大的冲击。通过数据分析，周黎安发现，AI既可以替代高技能劳动力，也可能替代低技能劳动力，而这个过程中对低技能劳动力的冲击会更大。所以，他特别指出，需要去关注那些可能被AI替代的低技能劳动力。




或可考虑征收机器人税与资本所得税

在谈及有效改善受AI冲击群体的工作条件和收入、促进社会公平、鼓励创新并提高全社会收益的政策措施时，周黎安表示，一方面要发挥社会保障的兜底功能，尤其要向低技能、低收入的群体倾斜；另一方面，对这样的群体要有专门的教育、培训、再就业方面的制度保障。周黎安表示，要大力建设和完善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发挥社会保障体系对失业人群、创业者的兜底功能，使他们能够去面对因为技术变革带来的冲击，避免因为冲击可能带来的收入、生活等方方面面的不利影响。


同时，周黎安也认为对低收入群体、低技能劳动力要给予特别的关注，“要有专门的一些制度和政策去给他们提供保护，同时也要让他们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去完成必要的技术学习、技能培训，然后让他们能够在新的行业或者新的岗位上找到工作。”

为此，周黎安建议国家大力投资于AI时代所需的知识与技能教育，同时培养新一代劳动力对于新岗位、新职业的适应能力和学习能力。对于存量劳动力，需要改革和完善职业教育、职业培训和再教育体系，通过大规模地普及职业和技能培训，倡导终身学习，使存量的熟练劳动力尽快适应AI时代的新岗位和新技能。

当前，我国的城乡差距、地区间差距还十分显著，周黎安也担心AI所引发的产业升级对经济社会可能产生的冲击，或会在城乡层面、地区层面上凸显出来。他指出，因为城乡间的计算机、网络普及率不同，容易形成AI时代新的“数字鸿沟”。在城市教育跟上智能时代的同时，农村教育可能还停留在传统教育阶段，这使得农村学生无法学习到有关AI的知识和技能，从而可能在走向劳动力市场时面临被淘汰的命运。

对此，周黎安表示，要采取政策措施防止智能化时代的数字鸿沟，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减少地区间发展差距。为了更好地实现收入分配的优化，他建议可以考虑增加对资本所得的征税，甚至可以考虑征收机器人税来为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创造有力的再分配基础。


本文整理自周黎安教授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与中金研究院联合举办的“新发展阶段包容性增长论坛”上所作的《人工智能对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影响》的主题演讲。




周黎安，北京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主任，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应用经济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十佳教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他于北京大学获得经济学学士、硕士学位，于斯坦福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研究领域主要涉及政治经济学、产业组织、经济转型与发展。在国内外一流经济学和管理学期刊发表论文60余篇，2017年出版专著《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第二版）》。在官员晋升激励与行为、政府治理等方面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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