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激情燃烧的岁月——记《福建日报》创刊前后

兄弟！莫激动！

首任社长杨西光（左）和总编辑何若人

1949年本报创刊时部分领导同志

东南网8月25日讯 （福建日报记者 徐明新 林奔 蒨白）70年前的1949年8月25日，当时的八闽上空仍弥漫着解放战争的硝烟，中共福建省委机关报《福建日报》在解放仅8天的福州创刊。

《福建日报》的诞生，和此前一天福建人民广播电台开始播音，新华社福建分社向全国发布消息，这三大主流媒体在八闽的创建，是中国共产党在福建开始执政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显示福建新闻事业新时代的到来。

《福建日报》创刊号第一版，登载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时称约法八章；报道了福建省人民政府成立，张鼎丞任主席，叶飞、方毅为副主席的消息，并介绍主席、副主席的简历；报纸还报道解放福州战役的初步战果：歼敌两万，连克七城；报道闽北十五县人民热烈支援前线、闽中游击队解放莆田，等等。

创刊号一版顶栏最为重要的位置，刊登《为建设人民民主的新福建而奋斗》的创刊词，也是《福建日报》第一篇社论。社论欢呼福州和全省广大地区的解放“是全省一千二百万人民空前伟大的胜利，也是全国人民伟大胜利的一部分”。社论指出，福建人民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革命旗帜，进行了二十多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今天，在全国人民解放斗争的胜利高潮中，南下的人民军队和坚持斗争的福建人民革命力量胜利会师了，福建人民解放的日子到来了！社论向全省人民传达了省委根据当时形势提出的四大主要任务：积极支援人民解放军迅速解放福建全省，剿匪反霸建立人民民主政权；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繁荣城乡贸易；保护侨胞利益，欢迎华侨投资建设；发展文化教育和科学事业。

社论的撰写者是从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岗位上调任省委宣传部长的陈辛仁。他根据中共中央华东局对福建工作的指示和省委书记张鼎丞对全省几项任务的设想，写就此文。省委几位领导都看了并作修改。特别是张鼎丞同志，看了一遍又一遍，主要是思考和斟酌一些政策性的表达。他说，这是一篇代表中共福建省委和省人民政府在本省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和施政要点的社论，政策讲得越明白清楚越好，与福建的实际结合得越密切越好。讲清楚了，可以起到安定人心，团结群众，为党在当前的工作任务而努力奋斗的作用。社论报中共中央华东局审批。按原先计划，《福建日报》于8月24日创刊。因华东局未批下来，故推迟到25日。

华东局调遣报社领导班子

1949年4月下旬，解放军百万雄师强渡长江，5月27日解放上海。上海战役即将结束之际，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即电令第三野战军“迅速准备提早入闽”。党中央于6月中旬决定了中共福建省领导人选，在江苏苏州建立了福建省委领导班子，中共中央华东局组织部长张鼎丞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

为了省委机关报能在福州解放后及时出版，张鼎丞请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部长舒同调配福建日报社领导班子和骨干。华东局决定杨西光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福建日报社社长，何若人任副社长、总编辑，并兼新华社福建分社社长。杨西光安徽人，1933年参加共青团，1936年转为共产党员，长期从事抗日救亡文化工作，上海解放后奉命接管同济大学。何若人也是安徽人，1938年参加革命，曾赴延安抗大学习，先后在安徽、东北、山东办报，渡江后任《苏南日报》副社长兼总编。华东局宣传部还从苏南日报社、新华社苏南分社调刘岳峰、孙明、徐晓、林子东等一批老解放区新闻工作者。接着，以复旦、暨南、圣约翰大学新闻系学生为主的南下服务团战士38人也被抽调出来。这样，以老解放区新闻工作者为领导和骨干，一批进步年青知识分子参加的福建日报社、福建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福建分社的队伍，在上海初步组成，他们被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陈大队（省委宣传部长陈辛仁带领的宣传系统队伍）第二中队，也称新闻队，孙明任中队长，刘岳峰为指导员。

筹办工作在上海就紧张地展开。刘岳峰、徐晓带着何若人写的介绍信，去找解放日报社副社长恽逸群，请他联系舒同同志为《福建日报》、《厦门日报》题写报头。毛主席曾称舒同为“马背书法家”，他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部长外，还是第三野战军政治部主任。舒同很快写好了两个报头。解放日报社印刷厂为报头制成铜版。刘岳峰他们还找私人厂家制作一些小刊头和题花，为《福建日报》出版作准备。

边学习边培训干部

办报最为重要的是培训干部。老解放区新闻工作者带领的这支队伍，他们中的大多数是上海进步爱国学生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有的还是中共地下党、“新青联”成员，但毕竟是革命队伍里的新兵。一些人虽在大学新闻系学习过，但对共产党领导的新闻工作一无所知。在南下过程中，老解放区新闻工作者要把新闻队办成一个“新闻培训班”，边行军，边学习，边筹办。

7月8日，新闻中队在上海大同大学附中成立的第一天，何若人就请来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机关报又是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社长的范长江，对即将进入党的新闻工作大门的年轻人上了第一课。这位著名的新闻工作者讲了革命形势和新闻宣传任务，讲了党报的性质、作用和编辑记者应当具备的条件及思想作风。他对大家说，你们不仅要懂得党的主张和政策，而且要学会怎么宣传。不能以一般地完成任务为满足，而且要用自己的最好水平来完成任务。讲到报纸要保证不出政治性政策性错误，范长江说，也不能出技术性错误。错了一个字造成的恶果往往是政治性的。

新闻中队于7月10日离沪到省委领导机关驻地苏州集中。7月13日，行将踏上南下征程的当天上午，省委书记张鼎丞到驻地看望大家。他勉励同志们克服行军中的困难，抓紧时间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学习理论，学习新闻业务，为办好报纸、办好电台做准备。这位1928年在闽西领导农民武装起义，后又率八闽儿女北上抗日的老革命家，像长辈牵挂将离家远行的儿女，叮嘱大家到福建后不要喝生水，注意防蚊子叮咬。

在浙江江山县新塘边和福建建瓯东岳庙驻扎期间，学习安排得很紧凑。陈辛仁部长用了两个半天时间，讲解党的新解放区政策和宣传问题。总编辑何若人，从党和人民报纸的性质、报纸的编辑方针，讲到怎样选稿、编稿、做标题和组版。从长江支队调来任采通部长的程光，讲解党的报纸采通工作要走群众路线，建立群众通讯网。他还和刘岳峰分别讲入城纪律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老同志热情授课，耐心讲解；新战士认真听讲，虚心好学。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目标，为办好《福建日报》作准备。

在新塘边，新战士领到了白底黑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五角星八一帽徽，还有军帽一顶，军装两套，绑腿一副，胶底布鞋一双，油布一块，蚊帐布六尺，水壶一个。大家高兴地穿上军装，个个神采飞扬，为自己成为伟大军队的一员而自豪。

解放福州的战役即将打响，创刊的准备工作也加快进行。报社领导提出，除一些新闻需进福州后采写外，各个版要筹划一个星期的稿件。于是，按照分工，大家紧张地分头进行。一些同志把必须公开发表的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文件、布告，排列次序，计算字数。地方版的同志一起研究版面结构和内容形式。副刊组的同志收集解放区报上刊登的文艺作品和新华社发的战地通讯，以备选载。老同志还把一起行军的新华分社电务组收到的电讯稿，分给大家，学习制作标题，组织版面。当时的建瓯，驻扎着省委领导机关和准备接管各地县的长江支队的干部。报社采通部的人员，带着在建瓯《新闽北报》印刷厂赶印出来的《福建日报通讯员条例》，找就要赴任的各地委领导，请他们推荐通讯员，待将来一到岗位就能向报社发稿。

8月4日，为及时报道即将打响的福州战役，报社派出张子固、林振夏，参加由新华社十兵团分社社长单斐任团长、新华社福建分社副主任林子东为副团长的前线记者团，赶赴福州战役前线。年轻的战友以羡慕的目光送他们提前出征，也期盼着自己的这一天早日到来。

南下行军吃苦为荣

新闻中队作为省委机关的组成部分，肩负着福州一解放尽快出版自己的报纸、听到自己广播的光荣使命。省委领导在行军中给予许多照顾，尽可能安排坐船坐车，而不像许多队伍，浙赣线上下了火车，从江西走到福建。说实在话，我们是做好用两条腿走到福州的准备。当听说跟省委领导机关一起坐车，不少同志为失去一次徒步行军磨练的机会而感到可惜。可见当时这批青年人炽热的革命激情。

虽然行军有车坐，还是相当艰苦。且不说坐的是竹篷密封的货车，背包当坐垫，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浙江、江西及闽北虽解放了，然而制空权仍在蒋介石集团手里，他们的飞机几乎天天来扫射轰炸。从嘉兴坐火车到江山，在杭州笕桥机场附近就遇蒋机来袭。火车急停，大家听从指挥散到附近民房隐蔽。敌机扫射一阵而去，没有像南下服务团离开上海时遭蒋机扫射，当场牺牲4人，伤14人。为了防敌人飞机，汽车都插上竹枝树枝伪装，还常常半夜起床赶路，太阳出来停车休息；太阳下山再出发，夜半到达目的地。

夜行军有利于防敌机，但不利于防匪特。当时溃散潜伏下来的蒋匪特务，常在公路两旁偷袭。不过有拿枪杆子的解放军保护，我们这支拿笔杆子的解放军，总算平安过来了。

那时，浙江入福建的公路，本来就又窄又险，加以战争破坏，处处坑坑洼洼。货车动不动就抛锚。一辆车出毛病，为了集体安全，其他车都得停下来，直到修好一起行动。一路走走停停，从一个县到另一个县，相距不到百公里，都得一天。8月21日，我们离开驻扎了二十来天的建瓯，前往古田再转福州。凌晨一点多就起来吃早饭，打好背包，再搬报社的东西上车，有大捆的书籍、资料，大袋的米，还有发电机、收报机及炊具等。一长列汽车大半在山中盘旋，时走时停。到达古田县城，已是晚上十一点多，居民都关门睡了。我们只得在街道两旁屋檐下，打开背包躺下。地上很臭，蚊子又多，蚊帐无法挂，就用蚊帐包着头。天亮后才看见，睡处旁边都是马粪。

新闻中队有自己的炊事班。行军不可能一日三餐，有时七八个小时甚至十个小时吃不上一顿。从嘉兴到江山，炊事班为大家做了大饼，每人发四斤。行军途中买不到菜，煮了稀饭放点盐，就是一顿。按供应标准，一个月45斤米，饭是管饱，但是，菜和油少得可怜。在建瓯，常吃没有油的笋干，有的硬得像竹片，年轻人吃得都“便秘”。四十多天的行军，只尝过4次猪肉的味道。

以能吃苦为荣，认为吃得了苦是自己进步的表现。怕苦叫苦，是不光彩，非革命者应有的态度——是这支队伍中绝大多数人的精神状态。

在磨练中长大

8月22日夜，三大新闻单位人人兴高采烈地进入福州市区。在道山路福华中学教室张开背包睡了几个小时，次日报社领导率领我们进驻坐落于东街的原国民党中央日报社。这家报社的社长，几个月前就逃离福州去了香港。隐蔽在中央日报社的我地下党员和民盟成员、印刷厂的工人，组成护厂护报委员会，保护财产设备不遭破坏。在干部工人的共同努力下，《福建日报》于25日终于与读者见面了。第一期印了一万份，在福州地区发出五千份，留下一半拟待闽南解放后发行。

创刊初期，大家工作热情极高，真正是“白加黑”“六加一”。从中央日报社接管的只有一部电话机，两辆很旧的自行车。那时福州公共汽车仅一条线路，从鼓楼到台江，而且只有两辆车子，采访靠的是两条腿。半夜12点，电厂就不发电了，靠汽灯蜡烛照明。接收的两台对开平板印刷机，靠人工手摇，一次只能印一面。老工人说，解放前的《中央日报》，相当长时间每天只印几百份。《福建日报》创刊号一万份，工人们轮流摇了十来个小时，才把报纸印完。为了缩短印报时间，不得不从其他印刷厂又调来两台平板机。就这样，印完一期报纸也得五六个小时。

我们仍按行军时的标准，过着供给制的生活。开饭时间一到，十个人一组端着小脸盆菜，围在院子里吃。睡地板，按部门打通铺。工作到下半夜，可吃一份夜餐——一碗较稠的稀饭，两颗咸橄榄或一小片腌制的大头菜。天气冷了，每人发一套棉衣棉裤，另有一个被套，两斤棉花，自己动手铺成棉被。大家买来郊区农民用稻草编成的垫子，又软又暖又便宜，度过了冬天。

跟行军一样，防蒋机轰炸是同志们生活的一部分。天气好的日子几乎天天可闻警报声。有一段时间，报社编辑部人员每人发一个挎包，把待处理的稿件放在里面，太阳出来，就离开办公室，步行到郊区（今温泉公园一带），坐在农民的屋檐下处理稿件。后来，省里拨钱在办公室后面挖了个钢筋水泥的防空洞，不仅可躲人，还在里面安装了印刷机。如印刷厂被炸，准备在防空洞里出报。

10月中，又一批南下服务团战士分配到福建日报社、福建人民广播电台和新华社福建分社，报社最多，近30人。10月30日，三大新闻单位联合在黄巷南华戏院举行迎新大会，张鼎丞书记再次临会讲话。他勉励全体同志把党报工作提高一步，使报纸真正成为推动工作的武器，成为群众的宣传者和组织者。

不久，由陈德峰带领的华东新闻学院部分学员和鲁章为首的又一批山东老解放区新闻工作者相继到来。这个来自五湖四海的革命群体，老干部以身作则，言传身教，热情帮带，严格要求。新战士富有进取心，肯干好学，勇于接受斗争考验，注意自我修炼。那种政治氛围，催人奋进，令人难忘。

当蒋机轰炸福州时，分工报道的年轻记者，带着特别通行证，蹬着自行车，在空荡荡的街上，向敌机轰炸的现场飞奔而去。当剿匪斗争展开时，记者重新背起行军时的背包，随剿匪部队翻山越岭，进行报道。当反霸土改开始时，记者们又打起背包，来到试点村，既当工作队，又作采访报道。朝鲜战争爆发后，掌握英语的梅荻，听从召唤，奔赴抗美援朝前线。报社领导还有计划地组织编辑部的新同志，参加福州市对南霸天西霸天之类的控诉公审大会，接受活生生的阶级教育。我们在社会实践中接受磨练，在磨练中逐渐长大。

回头想想创刊初期的日子，环境是那么艰苦，物质是何等匮乏。在党的领导下，在老解放区新闻工作者带领下，大家激情满怀，斗志昂扬，把一个又一个困难踩在脚下，让《福建日报》在八闽大地扎下了根，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福建的胜利，为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打好基础，作出一份特殊的贡献。

（三位作者均为福建日报社老新闻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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