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年纪年

竹林听溪

上学

竹林听溪

消毒

竹林听溪

优秀的人

竹林听溪

黄莲山下贡米香

出武陵城西十余里，过了魁星楼，路就开始软了。

不是路面软，是心境忽然松下来。两旁桃花迷林，粉白一路铺过去，风一过，像有人轻轻抖开一条旧围巾。

再往前，黄连山就在左侧静静卧着，不高，却很有分量。山脚下，便是竹溪中峰贡米基地。

说是“基地”，其实更像一幅慢慢展开的水墨：田成方，水如镜，新绿的秧苗刚探出头，怯怯地试探春天。偶有白鹭惊起，划一道细长的弧线，把倒映在水里的云也一并搅乱。

阳光正好，不烈，是那种可以放心摊开手掌的温度。远处有农人弯腰，动作很慢，好像不是在工作，只是在跟土地说些悄悄话。

我一个外乡人站在田埂上，忽然觉得，自己不远千里赶来，大概不是为了看什么“景点”，而是为了确认：在快得停不下来的日子里，还有这样一片地方，肯慢下来，种一季好米，等一季好秋。

不负春色，也不负这一程。

竹林听溪

蜂王庙去也

出武陵城，西行三十里，便是露水集。

晨光还未完全撕开薄雾，山间湿气氤氲成一片朦胧的纱。折而向南，便是颜家街。这地方旧时多住颜姓人家，长街倚着险山，贴着深沟，倒像是直接从山壁上抠出来的一条褶皱。

当地人管这山叫漂水岩，也叫漂石岩。名字的争执由来已久，老辈人咬定是“漂水”，说雨后飞瀑如白绢横江；新来的读书人却多唤作“漂石”，大约是觉得石头的棱角更配得上这斧削般的绝壁。其实争来争去，不过是同一方天地——有人说这个就是竹溪古八景之一的“画屏烟雨”，我不以为然。清同治版《竹溪县志. 卷二 . 八景》画屏烟雨条，即画屏山，详山川。查山，见西纪之山，见画屏：“山势绝壁崇峦，争奇献秀，宛若画屏，排列在红岚白云之外。昔人以画屏烟雨为八景之一。去县五里”。不赘述。

我此番来，不为看那冬日的冰柱，也不为寻夏日的磅礴，独独为了那座消失在文革风烟里的蜂王庙。

岩下的庙早已荡然无存，只剩几块残砖断瓦，隐没在疯长的灌木里。民国八年，颜氏族人在这绝壁之下依山势起楼，供奉蜂王。想那时，岩上野蜂成群，蜜汁顺着石壁往下淌，甜香混着水汽，该是何等奇异的景象。如今庙没了，蜂巢也少了，唯有那巨大的岩壁冷冷地悬在那里，像一页读不懂的残卷。

站在遗址前，风穿过山谷，发出呜呜的声响，仿佛是当年数万避乱于此的太平天国遗民的叹息。他们曾在岩洞里躲了七十多天，靠着岩上的石磨、石床度日。如今那些石器还在，人却换了一茬又一茬。

不远处，清代章烈妇的墓碑半掩在荒草中，少有人问津。历史的厚重感，往往就压在这些被人遗忘的角落里。

转身下山，回望那时人争抢的“画屏烟雨”，水雾依旧缭绕，如梦似幻。蜂王庙去也，带走了香火，带不走山水。或许最好的祭奠，就是像今天这样，有人还记得它的名字，记得它曾在这片绝壁上，真实地存在过。

山还是那座山，只是庙已非那个庙了。

竹林听溪

天台山下

从武陵城出发，沿着竹溪河溯流而上，二十里山路，就到了中峰观。这地方的名字，听起来像是一声悠长的叹息，又像是一个悬在半空的问号。

南边一坪辽阔，称大坪，住着不少甘姓人家，再南去坡缓如丘，叫甘家岭。再往里去，便是大沟水库了。水色沉静，像一块巨大的墨玉，嵌在群山的齿缝间。

中峰多沟，大沟最长，足有七里半。昔日多从大沟走进天台山的。这条路，是给脚板和膝盖准备的刑罚——多险峻，多石阶。溪水就在脚边轰鸣，石牛卧在波心，仿佛千年前就在此镇守石门；百步云梯像一道沉重的铁闩，死死插在山谷的咽喉。林恶溪险，平日里少见行人，只有鸟鸣和落叶。

爬到顶上，便是中峰寨，也就是老辈人嘴里的三台山。中间那座峰最高，叫天台山，顶上有寨，所以叫中峰寨。三十年前，我曾在这里执教。那时候，三合中学的师生们年年都要背着背篓，爬上这塘场采茶。

那时的山是真热闹。枣皮（山茱萸）红得像烧起来的火，漫山遍野；碧绿的茶叶尖儿上，挂着清晨的露水。峰顶有一座庙，孤零零的，我们开玩笑说这叫“板凳山”——坐不稳，站不牢，却偏要在风口里扎下根。

今日未从小路进，行车自大路盘旋巅颇而来。从蒋家堰、颜家街、蜂王庙蜿蜒而来的十二里机耕路，还在林子里蛇行。早年有辆车在这里滑落山崖，却被树枝温柔地托住了，竟无人伤亡。如今那棵树上红绸满挂，香烛缭绕，不知道的，还以为供的是山神。或许再过几年，它真就成了这一带的守护神。

沿着这条“神路”上来时，车窗外，林海翻涌，我想起那些年在三合中学的日子。那时候我们为学生们的未来呐喊，如今，这片土地也在为自己新的身份——乡村振兴的样本——而低吟。

从烽火台到茶园，从古寨到农场，从“板凳山”到“三合社区”，山还是那座山，只是换了人间。

竹林听溪

舍身岩下

三十年前，我的讲台不止在三合中学的教室里，也在中峰寨的云雾深处。

那时带着学生爬上来，腿肚子打颤是常事。孩子们气喘吁吁地问：“老师，为什么一定要爬这么高的山来上课？”

我便指着脚下这块石头，讲起三百年前的故事。

那是康熙十二年的冬天，吴三桂扯起了反旗，烽火从云南烧到了鄂西北。竹溪这地方，山高皇帝远，无坚城可守。新任知县曹席珍是个读书人，却有一颗武将的心。他没有退守衙门，而是带着百姓和守备甘继芳，一头扎进了这绝壁上的中峰寨。

我对学生们说：“你们看这山，四面都是刀劈斧削的悬崖，这就是咱们的‘长城’。”

我们在寨墙上坐着，风吹得人睁不开眼。我讲曹席珍如何在寨中写下《绝命词》，讲甘继芳如何率领乡勇血战六十余日。讲到最紧张处，连空气都仿佛凝固了——因为寨中粮草断了，人心也乱了。

“后来呢，老师？”总有学生急着问。

后来，悲剧发生了。那个叫曹二的仆人打开了后门，叛军像潮水一样涌进来。甘继芳战死，曹席珍被俘。而在混乱中，最让人心碎的一幕上演了：曹席珍的女儿，一位大家闺秀，面对叛军的狰狞，不愿受辱，转身跳下了身后这百丈悬崖。

我指给学生看那块突出的岩石，如今被称为“舍身岩”。

“她跳下去的时候，裙裾会不会像一朵凋零的白玉兰？”有个女生红着眼圈问。

我不知道答案。史书上只留下冷冰冰的四个字——“跳岩殉节”。但在竹溪人的口耳相传里，那是曹家女儿最后的尊严。

三十年过去，当年的学生早已散落天涯，有的成了教师，有的成了农夫，有的或许已经忘了具体的年月。但我想，当他们再回中峰寨，站在舍身岩前，依然会想起那个下午，一个年轻老师在这里讲述的关于忠诚、背叛与尊严的故事。

如今，山下的大沟水库碧波荡漾，塘场的茶园长势正好，“习武碧箭”的清香飘满了山谷。曹知县的《满江红》词稿早已泛黄，但风过此处，似乎还能听见历史的回声——那是忠烈的叹息，也是贞女的裙摆扫过岩石的声音。

竹林听溪

漂水岩听泉
阳光下，林荫道，返程上，将迎蜂王庙我却已听见了水的声音。

不是那种喧哗的奔涌，而是从画屏山的褶皱里渗出来的，一丝一丝，清清冷冷，像是谁遗落在山间的琴弦。当地人管这地方叫漂水岩，也叫它云雾山——名字里就带着水汽和仙气。

断壁残垣，荒草过膝，昔日的香火早已散尽，只有那口“神泉”还在。泉水从山体的裂隙里挤出来，不急不缓，积成一汪碧潭。伸手掬一捧入口，寒气直抵肺腑，甘冽得让人一激灵。

我想起清代县志上那句朴实的记载：“其流不竭，下灌田数百石。”在没有自来管的年代，这眼泉就是大地的脉搏。它养活了多少代蒋家堰人，润泽了多少亩梯田，又在多少个清晨与黄昏，承接过农人陶罐里的倒影？

它不管人间换了几次朝代，也不在意庙宇是兴是衰，只是自顾自地流淌。所谓“仙露”，大概就是这种不问尘世纷扰的纯粹吧。

坐在泉边发了一会儿呆，看光斑在水面碎开又聚拢。这一刻我忽然明白，真正不朽的从来不是砖瓦，而是这些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生命之水。它们才是这座山的魂。

下山时，衣角还留着泉水的潮气，像是一个不肯散去的梦。

竹林听溪

在思考的废墟上，重建良知的居所
——重读阿伦特与周濂随想

合上周濂《依循良知而生活是否仍有可能》一文，阿伦特那句“我是有责任的，不能只旁观”仍在心头回响。她所说的“恶之平庸”，并非为罪恶开脱，而是揭开了更令人战栗的真相：最大的危险，往往来自那些“毫无恶意”的普通人。

一、来源：当大脑停止转动

艾希曼站在耶路撒冷法庭上时，并不像莎士比亚笔下的反派。他彬彬有礼，甚至有些乏味。真正让他成为“平庸之恶”标本的，是他思维能力的彻底瘫痪。

阿伦特敏锐地指出：恶的根源，常常不是极端的残忍，而是极端的“无思”。当一个人在体制的轰鸣声中关闭了与自我的对话，当“如何执行”取代了“应不应该”，良知就失去了发声的通道。此时，他不再是具有判断力的人，而是一枚被程序驱动的齿轮。

二、去处：罪恶的日常化与合理化

这种恶一旦上路，就会迅速寻找栖身之所——那就是体制化的共谋。

在大屠杀的档案里，我们看到的是表格、调度单、列车时刻表，而不是血淋淋的现场。每一个填写表格的人、每一个扳动道岔的人，都在用“我只是做好本职工作”的逻辑，把自己从整体罪恶中剥离出去。

正是在这种“去个人化”的过程中，滔天罪行被稀释成无数个中性环节。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离恶很远，却不知自己正站在恶的中央。

三、抵抗：不做“合页式的人”

面对这样的结构，阿伦特给出的解药不是更高超的技艺，而是更基本的态度：思考、判断与责任。

首先，是恢复思考的能力。思考不是哲学家在书斋里的游戏，而是每个人与自己灵魂的对话。当你感到“这样做不太对劲”时，不要急着用“大家都这样”来压制它，而要停下来问一句：“我到底在做什么？”

其次，是坚持独立的判断。在规则失效或规则本身就是恶的时候，盲从权威只会让人变成提线木偶。阿伦特提醒我们：“与整个世界意见不一，好过与自己意见不一。”守住内心的标准，哪怕它暂时显得不合时宜。

最后，是承认政治与道德的责任。哪怕只是庞大机器中的一颗小螺丝钉，也不能以“服从命令”为由，交出自己的道德主权。因为在一个共同体里，没有谁真的“无辜”。

四、余音：在喧嚣中守住微光

周濂的文章结尾，留下了一个沉重却温暖的追问：在今天，依循良知而生活，还是否可能？

我的答案是：可能，但艰难。

它需要我们在每一次按下转发键之前，先想一想内容的真实性；在每一次附和主流意见之前，先听一听内心的迟疑；在每一次面对不公平时，至少不做一个转身的旁观者。

阿伦特说：“思考是抵抗平庸之恶的第一道防线。”

愿我们都能在这道防线上，站稳脚跟。因为良知不需要惊天动地的壮举，它只需要你在该停下来的时候，真的停下来想一想。

读2026.3《读书》周濂《依循良知而生活是否仍有可能》

竹林听溪

问责的旋涡与良知的孤岛

读到周濂，想起阿伦特。当“我是有责任的，不能只旁观”这句话落地时，现实却给出了一种更为粗暴的回应——“第一责任人”制度。

如今，似乎没人敢再当看客了。

公权力的链条上，每一个环节的“第一人”，都被套上了无限责任的枷锁。相关事务的相关人，被层层捆绑，仿佛一纸公文就能把所有人拖进同一场漩涡。

初衷或许是好的：既然“平庸之恶”源于推诿与无思，那就用制度的铁腕，逼你入局，让你无法旁观。

可是，这种强迫性的“深陷”，真的能抵抗平庸之恶吗？

我想起艾希曼。他作恶，是因为他把自己藏进了“服从命令”的壳里，以为自己是庞大机器上一颗无足轻重的螺丝钉。而今，当“第一责任人”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头顶，当问责的触角无限延伸，我们确实被拽出了舒适区。那种“天塌下来有个高的顶着”的幻觉破碎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人人自危的紧绷。

这确实打破了“无责”的麻木。在某种程度上，它制造了一种恐惧驱动的责任感。你不敢再心安理得地盖章，不敢再稀里糊涂地签字，因为你深知，旋涡的中心正等着你。

然而，阿伦特真正担忧的，从来不是“不负责任”，而是“不再思考”。

当问责变成一种高压的、无限度的、甚至带有株连色彩的恐怖时，人的反应往往不是走向良知，而是走向防御。我们会变得极度保守，为了规避风险，宁愿不做、宁肯不说；或者，为了自保，在旋涡中互相撕扯，制造出另一种形式的恶——一种披着“合规”外衣的平庸之恶。

真正的抵抗，不应仅仅是被扔进旋涡里的挣扎。

如果只是恐惧在推着我们走，那我们不过是从“盲从的齿轮”变成了“惊弓之鸟”。一旦风暴停歇，或者问责的网出现漏洞，那种“无思”的状态很快就会卷土重来。

阿伦特期待的，是一个个具体的、鲜活的、敢于运用自己判断力的人。

她希望我们在喧嚣的体制中，还能听见自己内心的声音，还能在众声喧哗里说出一句：“我不认同。”

所以，当我站在“第一责任人”的牌坊下，我在想：

我们究竟是被恐惧所驱赶，不得不卷入每一场是非？

还是哪怕没有那根问责的鞭子，我们也愿意因为良知，主动走进那个旋涡？

前者是制度的囚徒，后者才是自由的行动者。

而抵抗平庸之恶的唯一出路，或许就在于：在被拖下水之前，我们已经学会了如何带着思考，游向岸边。

读2026.3《读书》周濂《依循良知而生活是否仍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