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年纪年

竹林听溪

消毒

竹林听溪

皇帝的实验室，江山的余晖

读2026.5《散文》郑军《走向现代科学》，见康熙大帝在丰泽园中躬耕育种，从一株早熟稻穗开始，耗费数十载光阴，终得良种，播于四海。又忆起旧闻，言其曾于热河捕萤数百，做“囊萤夜读”之实验，证其光不足以辨字，遂在上谕中直言“书之不可尽信”。

读罢，一声长叹。

这位被称为“千古一帝”的统治者，身上确有罕见的科学灵光。他演算勾股，观测星象，亲自动手验证古人之谬。这哪里是昏聩的专制者？分明是一位极具理性精神的观察家。然而，正是这份“理性”，透出了彻骨的寒意。

康熙爱科学，但他爱的，是作为个人癖好的科学，是皇家园林里的奇技淫巧，是御书房里的智力游戏。他把科学锁在了紫禁城里，锁在了“圣心独运”的自得中。

他证伪了“囊萤夜读”，却未曾想过要造出照亮千万寒门的灯烛；他育出了早熟稻种，却依然让帝国的根基建立在小农经济的泥泞之中；他精通满汉蒙藏多种语言与历算，却唯独没有学会，如何用科学而非纲常来治理一个庞大的帝国。

他从未以皇帝的权力，去为帝国铺设一条通往现代性的铁轨；从未以生民福祉为念，将这星星点点的实验，转化为普惠天下的技术与教育。对他而言，科学是“玩”，是“术”，是帝王心术中彰显自己“圣明”的点缀，唯独不是“道”——不是那个能让民族迭代向前、让百姓摆脱蒙昧的“大道”。

所有未能惠及世间、未能融入时代血脉的“爱与重”，终究不过是帝王私库中一件精致的摆设。那丰泽园里的稻香，终究没能熏醒一个沉睡的王朝。

虚与实，轻与重，往往只在这一念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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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地与养人

读2026.5《散文》李佩红《落梦记》，读到“地有自己的性格，得慢慢养，急不得”，忽然就想起几十年前的那些地。

1980年代初在汇湾公社上学，学校都有田。我们每学期要去一个叫花园的山林待一个月，白天挥锄头开荒，晚上在油灯底下翻课本。那块生地咧，不懂什么叫“养地”，只晓得荒地变粮田就是本事，收成不好也不往这儿想——饿的时候，谁等得及地慢慢“醒”？

后来教农职中学，先去水坪职高，后去中峰长岭及三合，全县独一份的四年制初中。多出来那一年时间，不是学语数外，学种地、植树、侍弄庄稼。那是熟地，只是荒了些年头，我们便领着学生去复垦。说是农职班，几十亩山地，还有校园边角、零零散散几亩坡地，田园里上课。

印象最深的是种茶树。几十亩山地，划给学校做实习基地，说要建茶园。应该是先让学生们挖了一米宽深的槽，填些枯枝烂叶，覆盖泥土养养的，却匆匆忙忙种上茶——那时总想着“明年就能采茶了吧”，没人敢等三年。结果四年后，首届学生毕业，农职业学校匾额撤了，地就被收走了。茶树未成，茶园也没成，自然不是没有养地的原因，不说了。

李佩红先生懂，不是地不争气？是我们太急。养地如养生，得让枯叶烂进土里，让雨水渗进石缝，让蚯蚓把泥土翻松；育人又何尝不是？那些多出来的学农时光，原是想让学生把根扎进土里，可我们总盯着“什么时候能结果”，忘了根要慢慢长。

地没收成，还能再种；人若没养好，急出来的果子，总带着涩味。

现在路过那片山，偶尔还能看见几丛野茶树，瘦瘦的，却还活着。就像那些没考上学的农职班学生，后来大多回了村里，倒比谁都懂怎么跟地打交道——原来有些东西，急不来，也丢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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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路人

读2026.5《散文》毕星星《管老师》，那句“只有我的不敬和他的仁爱”，像一根细针，轻轻挑开了岁月里某个结痂的角落。

忽然就想起自己生命里的“管老师”。不是某个具体的谁，是那些曾在半路停下脚步，等我们跟上的人——小学时原谅我把墨水甩在他衬衫袖口的语文老师，高中时默许我在晚自习读闲书的班主任，刚工作时把写砸的稿子悄悄改好、署上我名字的老编辑。他们的脸渐渐模糊，却都有一个共同的神情：不追问，不指责，只是用宽得过分的手，把我们往前推了一把。

毕星星哭的哪里是管老师？是哭那个曾被这样温柔托住的自己啊。少年时总觉得世界该围着“我”转，中年后才懂，能遇到一个肯包容你“不敬”的人，是多大的运气。我们后来遇见的更多是“对”与“错”、“有用”与“无用”的评判，是风沙里不得不戴上的面具，是青眼白眼间迅速调整的距离。

那些同路人，早散落在各自的征程里了。只剩某个深夜读文的瞬间，忽然意识到：我们怀念的从来不是某个人，而是那个可以不必完美、不必匆忙、不必时刻戒备的自己。

管老师走了，连同那个允许“不敬”的年代一起，留在了散文里。而我们，还在风沙里低头赶路，怀里揣着这点没说出口的感谢，越来越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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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溪东门鼓楼街12号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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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陵烟酒六友

读二〇二六年五月《散文》，王建辉先生写《学人琐事》，提及烟酒，不由想起我地的“武陵烟酒六友”。

武陵是我地古县之名，如今西关街翻新，仍沿用旧称，不必多说。半个世纪，我在武陵山南水北间奔走，竹林溪畔，所见师友甚多，趣味各异，若单以烟酒分之，恰好各得六人，取个“六六大顺”的意思。

烟友六人。

为首是胡师，手不离烟，出入不辍，杏坛内外，皆知他爱烟如命。

次则汤师，与我共事数十年，每日晨午，总要喊我同行，多半是为去买烟。

再次袁师，是我幼时老师，常持一具旱烟袋，课堂上烟雾缭绕，连蚊虫都要退避三舍。

又次刘师，昔日宿舍相邻，他的烟味从窗口飘来，像锅里煮豆般翻滚，熏得我坐立不安。

复次尹师，曾住我楼下，那烟味比刘师还要浓上三分。

末则熊师，建国初的中专生，一度弃教务农，政策恢复后才重回讲台，与我算是“同路人”。他烟意之重，难以形容。如今已年届八十，数十年未见，不知那烟味，可还如当年一般浓烈？

说来好笑，我并非烟徒，只是他们的同事、朋友，偶尔在他们囊中羞涩时，帮衬一二。那时我寝室一小瓮，里面装满硬币，大半都被这六位“顺”去换了烟。日久，反倒因此交情更深。

酒友亦有六人。

这一度也是我的所爱。

首则刘师，他有六子，与我为同学、同事、同好，又兼师生，不必细表。

次则甘师，常摆一小盏黄豆，见我便邀，相对浅酌。

再次汪师，校内一日三餐，总要摸摸内袋，掏出一只小如拳头的小瓶，约一两酒，备课喝、闲逛喝、与学生谈心时也喝。他说，这样一天下来，便是一斤。

又次另一位甘师，饮酒必讲排场，不求菜贵，也不求菜多，但酒一定要真——乡野烧苞谷之精华，山村果木之浓宿，那种独特而粗暴的味道，才合他心意。

复次张师，年纪与我相近，趣味却迥异，爱钓鱼、棋牌、读书、逛山，唯独喝酒讲究一个“新”字，不重贵贱，只求不重复。

末则余师，从不挑剔菜肴，只问酒有多少。记得有一次，清水烫白菜一盆，我们几人却干掉一桶烧酒。几斤装的？早已忘了。只记得无人真正醉倒，微醺之后，踏雪而行数里。那时薄雪遍野，寒风拂面，恍惚间，竟似成了山阴道上的旧客。

与王建辉先生笔下的学人相比，我等不过是山野村夫，人物远不及他写得有风骨。但对这烟酒之间的一点人情与滋味，那份喜爱，却是一样的。于是提笔，略记数语，算是对那一段岁月的回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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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称

近日读二〇二六年五月《教师博览·文摘版》，内有白化文先生一文，题为《想念阴少曾先生》。文中屡见“怹”、“门生”、“先生”诸称，古风沛然，扑面而来，恍若隔世。

余离校门已四十载矣。忆昔年求学，见诸师长，书面往来，必以“门生”落款，谦卑自守；当面相对，则一口一个“老师”，一声声“您”，于“怹”（tān）前更是毕恭毕敬。彼时风气，凡执掌教鞭者，无论是否亲授己课，皆以此礼待之，敬之如一，并无二致。

忽忽数十载，忽已半百，鬓边白发频添。余于师长之称谓，仍守旧例，不敢稍懈。然环顾四周，此风渐渺。每以此旧称呼人，常遇茫然不解之目光——多来自少年后生，间亦有同龄故旧。众人随时代而变，称呼亦“与时俱进”，或直呼其名，或称“老板”、“大大”，简便则简便矣，然余听来，总觉隔膜。

守礼之人，往往孤独。如涸辙之鲋，如荦荦大端，踽踽独行于喧嚣市井。前路漫漫，知音难觅，那旧日的温良恭俭，竟成了少数人心中不肯熄灭的余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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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2026.5《教师博览文摘版》程文玲《张伯苓：以“公能”育人的爱国教育家》一文。南开的“公能”二字，世人多已耳熟能详，本无赘言必要。唯独文中一笔，如针芒刺眼，令人坐不住——1928年，举国皆在“向西看”的潮头上，先生却突然转身，力主“土货化”，要让教育重新落回中国的泥土里。

思之，叹之。

彼时顺风者众，附和者多。教育界热闹非凡，新名词满天飞，仿佛不谈西方便是落后。人人争做潮流的宠儿，踩着别人的鼓点走路，安全又时髦。唯先生逆着人流而上，直言此风不可长，此势不利国。这般逆行，不讨巧、不媚俗，甚至要得罪人，哪里是为了谋一己之功？分明是谋国之远。

由此想到今日。风口上的猪飞得再高，终究是借着风势的猪；而真正的教育家，是那种肯在大风中弯腰扎根的人。如今满眼也是“新潮”：今天AI，明天跨学科，后天又是某种洋模型。大家忙着研究、模仿、呼应，生怕落在“时代”后面。

少见逆声，少见逆流。

少见，不是不见。正因稀少，才显出先生的分量。所谓“教育家”，从来不是头衔堆出来的，而是敢在众声喧哗里按下暂停键，问一句：这对咱中国的孩子，到底有没有用？

至于那些所谓的“家”们，不说也罢。风停的时候，谁在裸泳，一目了然。

竹林听溪

读2026.5 《教师博览文摘版》岑嵘《后院与世界》，心头微颤。

我们忙忙碌碌，吃穿行住，尽是为了奔赴。旅行成了打卡，生活成了赶路。恨不得踩着每一个时间节点，做完每一件事，兑现每一个念头。可越是这样，时间越是不够用，仿佛生年不满百，却怀千岁之忧。这是我的明悟一：我们都在被一种无形的速度拖着跑，停不下来。

当年校园读过，真正美丽的风景，就在自家眼皮底下。教材里的那句：“慢慢走，欣赏啊。”曾铭刻心底，如今却被岁月的灰尘盖住了。是我们老了吗？还是世界变得太快？列车轰鸣，信息爆炸，眼前的苟且与生活的繁华交织，迷糊了我们的心眼。这便是明悟二：我们总爱怪罪外界，却很少沉心静悟，其实迷路的是自己的状态。

明悟三是什么？

我想，不该是更焦虑地“珍惜时间”，而是更从容地“虚度时光”。过好每一刻，不是要把每一秒都填满，而是允许自己发呆；关爱眼前人，是在递来一杯热水时，真切地接住那份温度；留心身边事，是看看后院的花开了没有，而不是盯着手机里别人的世界。

哲人早就说过，要慢慢地走。以前觉得那是矫情，现在才懂，那是救赎。别急着去远方打卡了，试着在自己的后院，坐一会儿。

竹林听溪

又上标湖

四十年前，那条路是细细的一条线，缠在山腰，隐在林子里。那时候靠一双脚丈量山路，弯多坡陡，林深草密，走到电视插转台，已是几个钟头之后。汗水像雨一样往下砸，头顶像扣了个蒸笼，可心里却止不住地高兴——年轻时的欢喜，总是这么简单又滚烫。

三十年前，换了自行车。路还是那条路，心境却宽了些。骑一段，歇一阵，看云雾在山脊上爬，像龙在游走。霞光从树梢漏下来，落在肩头，那一刻觉得，书上写的“仙境”，大概也就这样了。坐在石头上，聊山里的故事，聊这一方水土的风情，风一吹，全是松香。

二十年前，小车一响，山路被压缩成几十分钟的车程。窗外的绿一晃而过，车里的话题，却从山水变成了生活和工作。谁升了职，谁换了房，谁的眉头又多了几道褶子。山还在，水还在，只是我们开始忙着说眼前的烦恼，世间的辛苦。

十年前到现在，话少了。偶尔提两句儿女，更多时候，又回到了山，回到了湖。西标湖的水还是那样静，水边的标草依旧四季常青。车子停在林边，人走在“十里杉廊”里，高高的水杉像一排排安静的卫兵，风吹过时，只听见叶子轻轻作响。

听说，“标湖”这名字，一是因为湖与标草，二是取“标志”“标杆”之意。不管哪一种，都和这片山水紧紧连在一起。偏头山还在那儿，海拔一千五百多米，传说真武大帝飞升时蹬歪了山头，于是有了这个略显倔强的名字。山上有庙，有殿，有石头像金蟾，像龟蛇，人来人往，烧香也好，拍照也好，都是各自的心事。

我站在湖边，忽然想起四十年前那个满头大汗的少年。他不会想到，有一天上标湖，只需要一脚油门；也不会想到，同样的一片林，在不同的年纪，会看出不同的滋味。

山还是那座山，湖还是那片湖。变的，不过是看山看湖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