鸭儿池边木鱼凸
大年初二，车出武陵城东门，不过十余里，便拐上了沿河的路。
冬日的竹溪河，敛去了夏日的暴烈，显出一种深沉的碧色。两岸是高深的峡谷，水静静流淌，像一条碧绿的绸带，被山峦紧紧缠绕。路窄，车多，便都停在了路边，蜿蜒出三五里地，倒成了别样的风景。这地方，唤作向家汇。
站在高处望去，水道真如一条被盘起来的绳索，九曲回肠。竹溪河在此地玩了个奇妙的魔术：它向东流，忽然向北，环抱一座山丘，又猛地西倾，复而北去，再折向东，南下游走，最后又回到东行的轨迹。这水路的来路与去向，竟被一道山岭隔开，遥遥相望。因了这水势，也因了聚居于此的多是向姓人家，便有了“向家汇”之名。
水，是这方土地的灵魂。它曾如一个完美的闭环，温柔地环抱着正中的一个山包。那山包生得奇特，形似一只细长的葫芦。听老辈人说，曾有高僧云游至此，见这山形，停步合十，连称“好木鱼”。他俯身拾起一块山石，信手敲击，竟发出金玉相击般的清越之声。从此，这山包便有了名号——木鱼凸。
那时的水路，是活的。鱼游浅底，鸭戏清波。阳光洒在粼粼的浅滩上，金光闪闪，便有了“金鸭戏水”的传说。老人们还低声说着“偷儿窃宝”的故事，为这山水添了几分神秘。然而，时代的大手终是改变了这一切。为了光明，人们截断了那道相汇的山岭，建起了木鱼凸电站。大坝横卧，环水成渊，电光点亮了此处，也输向了远方。
功过难评。旧河道断绝，活水成了一潭死水，又被人为地隔成三块鱼塘。所幸，这“死水”养活了鱼和鸭，承包到户，也算是取之于水，用之于民。
时间到了1980年代，改革的春风吹绿了山岗。向家汇周边的坡地上，种满了蜜桔。那桔子，皮薄汁多，甘甜如蜜，成了竹溪一绝，行销数省。我那时正在县里的职业高中教书，教的是“果林茶麻”一类的课程。学校将向家汇的桔园，定为了我们的实习基地。
那是一段何等鲜活的岁月啊。我领着数百名学子，从学校出发，步行十里，浩浩荡荡开进向家汇。清晨的露水打湿了裤脚，桔园里满是年轻的笑语与汗水。我们剪枝、施肥、疏果，手上磨出了水泡，脸上却洋溢着创造的喜悦。泪水汗水血水，笑声哭声怪叫声，交织在校园与桔园之间的那条尘土飞扬的路上。师生的身影，穿梭不息，那是希望的颜色。
可天有不测风云。1990年代初的一个严冬，一场罕见的寒潮席卷而来。那是我们所有人心中永远的痛。一夜之间，满山的桔树被冻得面目全非，绿色的希望瞬间化为焦黑的枯槁。乡民们望着光秃秃的枝桠，欲哭无泪，只有呜咽的风声，如泣如诉。桔园废了，但生活还得继续。人们重操旧业，养鱼、养鸭，电站依然在发电，利益依旧在产生，只是，那股子心气，似乎也随同桔园一同沉寂了下去。
又过了些年，新的蓝图覆盖了旧的伤痕。人们开始兴建桃花岛夯土小镇旅游区。他们铲平了部分鱼塘，在曾经的废墟上，重新植下一株株桃树苗。春风拂过，又是漫山遍野的粉色烟霞。那座曾敲响金玉之声的木鱼凸上，如今立起了老爷车博物馆，陈列着一段工业文明的记忆；山侧则建起了榨油博物馆，复原着古老的农耕智慧。
如今的向家汇，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周末假日，游客络绎不绝，车牌来自陕、豫、渝、皖数省。他们在桃花树下拍照，在夯土小镇里寻找乡愁，在博物馆里惊叹。
我偶尔也会回去看看。站在木鱼凸上，听着远处传来的欢声笑语，看着山下那片碧绿的湖水。我知道，那座电站依旧在水底深处沉默，那片桔园的遗迹已化作肥沃的土壤。历史，就像这竹溪河的水，看似一去不返，实则只是在另一个地方，换了种方式，继续流淌。
桃花夯土相映辉
初二的时候
冬日里的洋芋香
尹公祠的老桂树渐渐淡了芬芳，枝头那半圈铜钟也已嘶哑，操场上追逐的学生日渐稀疏，风里有了刺骨的凉意，冬天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来了。雨雪时常造访，晚自习取消的夜晚，我们便不约而同地聚到甘云华老师的宿舍里，围炉夜话，闲扯些乡野趣闻。
那是1989年，竹溪县中峰镇的三合中学刚更名为县示范性职业初级中学。校园不大，东边的山坡辟出了几十亩茶园，北岸隔着河是供学生实习的果园山寨，南面西面民房林立，连块空地都难寻。唯有教学楼后那片两三亩的坡地，成了老师们的“自留地”。甘老师在那儿种了二分地的洋芋，收成全堆在学生寝室背后的秦小平老师屋里。
天一冷，那间宿舍的外间就成了全校最热闹的去处。一个烧着地炉的小房间，挤上三五个人是常事，人多时能塞下七八个，占了全校老师的三分之一。那时初中三个年级共有六个班，甘老师既是初二（1）班的班主任，又兼着两个班的语文课。我这个林果茶麻专业课老师，算是把整个职教的担子挑在了肩上。
我们围炉而坐，很少谈教育，更少提农学，话题全凭兴致流转。炉子里的洋芋被炭火煨得密密匝匝，散发出若有若无的清香。我们就从这洋芋说起，扯到土豆、马铃薯的名号之争，讲到与之相关的乡村轶事、古今诗词，再夹杂些俗语农谚、顺口溜，乃至笑话、苦话、悲欢愁绪，都一股脑儿地从舌尖溜出来，填满了这小小的斗室。
甘老师那二分地的洋芋，堆在秦小平老师寝室里，成了我们寒冬夜谈的最佳佐料，在一圈又一圈的闲聊中慢慢消耗。那时候，我们月工资不过七十五元五角，甘老师一家三口的生计，大半靠那片坡地上的洋芋撑过严冬。他的妻子欧阳琳老师总是热情地招呼我们，几岁的小女儿甘昙最爱凑在旁边听故事，手里还捧着香糯热乎的烤洋芋。
或许正是这样的清贫岁月，或许是他后来在多所学校奔波操劳，甘老师未及退休便早早离世。那时，我们早已散落天涯。职初后来恢复了三合中学的旧名，再往后，成了金叶小学。尹公祠的桂花树早已伐倒，那半片铜钟也无迹可寻，甘老师的宿舍原址上，如今已矗立起一栋崭新的教学楼。
世事变迁，物是人非。我常在记忆深处重温那个地炉子，重温炉边那一圈烤得金黄、散发着泥土香的洋芋，还有那位面容清癯、笑声爽朗的甘云华老师。甘老师，你在天堂，是不是也正守着一个温暖的炉火，等着一群爱讲故事的孩子，去分享一炉喷香的烤洋芋？
照片左数学朱友志中校长邹浩浩右笔者
读2026.1《散文海外版》余继聪《山神的耳坠》
露天电影
七十年代的乡村，精神食粮是稀罕的。去县电影院，得买票，一角钱一张。这区区一角钱，于当时的庄户人，重若千钧。
一个壮劳力，在田里拼死累活大半天，工分折算下来，刚够买张票。若是妇女，算作半劳力，得干上一天多，挣的工分才勉强抵得上。至于那些半大孩子，一天不过挣两三个工分，得积攒三四天，才能换回一场电影的欢愉。生产队里，工分是命根子，谁又舍得轻易花这笔“巨款”？
所以，但凡听说大队要放电影，那消息便像风一样刮遍全村，人人脸上都泛起光，兴奋得如同过年。大家奔走相告，唯恐漏掉，误了这场集体的盛宴。
大队部那间高大的队屋，此刻成了临时的剧场。粗壮的柱梁之间，扯起绳索，绷紧白色的幕布。院坝正中的桌子上，早已安放好了那台神秘的机器，旁边围了一圈孩子，眼巴巴地守着，追跑嬉闹，只等那激动人心的一刻。
放什么片子？是《三进山城》？是《南征北战》？还是《决裂》或《地道战》？在胶盒送达之前，无人知晓。那小小的胶片盒，像一只信鸽，在几个大队乃至不同公社间轮转，完成着它神圣的宣传使命。县城放映公司的任务，便是通过这样一轮轮的转动，撒向广袤的乡土。
人，渐渐从四面八方聚拢，填满了整个院坝。先放的是加演片，我们跟着起哄，大呼小叫。正片前的那些科教片，讲果园采摘、讲作物加工、讲政策法令，也成了我们学习“外面世界”的窗口。那时，我们生产队也有自己的果园，就在临近河边的沙壤地上，苹果和梨子结得满满当当。老人们说，那都是1958年，阎怀智书记在任时大力推广的，几乎每个公社都如此。
终于，正式影片开映了。银幕上，都是些看了多少遍的老片子，人物的一招一式，一句台词，我们都烂熟于心。于是，我们便在人群中穿梭，模仿着英雄的动作，念着他们的对白。撞了人，踩了脚，便是一阵笑骂，被大人敲了头，拍了屁股，或是在腿上狠狠拧几下，疼得怪哭乱叫，引得满场哄笑。
“别闹了，看电影！”有人喝止。可扭头看看，那嚷嚷的人，眼睛也未必盯着屏幕，许是低头纳着鞋底，或是美美地吸一口旱烟，与旁人聊着队上的杂事，东家长，西家短。这哪里是看电影，分明是大队的新闻广播会，是农闲时最热闹的社交场。
曲终人散，已是后半夜。我们这些孩子，多半歪歪扭扭地睡在大人怀里或身侧，一步也舍不得挪动。一场电影，往往连着两三部，三四个小时，再加上等待胶片送来的时间，散场时，夜已深沉。
许多年后，读到丰子恺先生的画，题曰“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那清冷的意境，才让我蓦然惊觉，当年那场喧闹之后的宁静，竟是这般相似的况味。只是那时的我，还不知晓，那便是回不去的好时光了。
读2026.1《散文海外版》明心平《与电影……》
“走进”盆峪沟。
大年初三，天色清亮，我踏上了去往武陵城西的路程。车行数十里，山形渐收，一条狭长的沟谷如天然玉盆，横卧于群山之间。坡势不陡，缓而可亲，东面坡地迎着初升的太阳，晨光刺破薄雾，将千山照得透亮；西面则被落日余晖染成金色，连片林石都似镀了金边。乡人唤东面为“东辉”，西面为“朝阳坡”，这沟便叫盆峪沟。
沟中人家多姓刘，院落依山而建，成群成簇，院后常植青竹，风过处竹叶相摩，声如细语。竹影掩映下，村居安安静静，像一处被时光遗忘的世外桃源。坡顶有一座小观，名“老君观”，内供太上老君。此观位置极妙，正处古时上偏头山朝拜真武大帝的必经之路，南来北往的香客，多在此稍作歇息，再赴山巅。因此，老君观香火不断，四方信众的祈愿，也似随山风，散入刘家各院，护佑着这一方水土。
刘义新老人，便是这沟里年岁最长的人，生于民国二十一年，历尽近百年的人事更迭。他脑清目明，能道出数百年间沟里沟外的掌故，从老君观的兴废，到香客的轶事，再到刘氏宗族的迁徙与聚散，皆如数家珍。今日我特来拜访，想听他讲些旧事，却恰逢他外出，只留空院与清冷的风。心中不免惆怅，只能在院前伫立片刻，看竹影摇曳，听山鸟啁啾，替他守着这方安静的天地。
临行，默祝老人身体康健，生活顺意，长命百岁。待春暖花开，或秋高气爽，再来看他，补上今日的问候。
朝阳坡上
七九第七天，日头正烈，大地如被火烤。俗话说“七九八九，沿河插柳”，正是这般光景。在盆峪沟西的朝阳坡上，李姓人家依山而居，院落散落林间，形成“李家大院”，分老院与新院。今日，我们便循此踪迹，探寻李氏名人的故事。
沿大道入小径，过沉湖泊，穿行林间。但见屋檐桃花探出竹林，铁塔高耸峰顶，俯瞰高速路上车流如织，恍若隔世，令人顿生“不知今夕何夕”之叹。
李氏字辈歌诀云：“登春昌大仁，正志懋经常，主善维思。”其中“仁”字辈的李仁龙，是位抗乱名臣。康熙年间三藩之乱波及竹溪，原千总殉难，把总李仁龙临危受命，率部配合知县抗击乱兵，其忠勇载于同治版《竹溪县志》。
自同治五年（1866年）修志，至1992年“盛世修志”，李氏英杰再显于史。李儒懋（1855-1936），字聘三，竹溪滴裕沟人。幼读私塾，后投军，1877年随左宗棠入疆，又随穆图善赴宁夏任巡检。1885年升通判，1891年督办宽河金矿，保障东北军需。八国联军侵华时，他奉命与俄军谈判，迫其分期撤出东北。后任奉天交涉局总办，1902年与俄交涉收回营榆铁路与关税，据理力争，终获成功。晚年任按察使、黑龙江督军府高等顾问。九一八事变后，他愤而南归，1936年卒于北京，归葬竹溪。
其子李树声（1890-1940），生于黑龙江，毕业于沈阳法政学堂。历任辽宁、吉林、浙江等地方法院推事、检察官，后任江苏江宁、南京地方法院检察官。抗战时调任陕西安康法院，1924年获司法部金质奖章。1940年回乡省亲，染疫而亡，年仅五十。
李树声之子李燕，生于哈尔滨，哈工大毕业。1942年任竹溪中学首任教务主任，1946年任校长。同年县选“国大代表”发生“贿选案”，本应当选的李燕落选，遂离乡赴京，未再返溪。其孙李主其，曾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愿我辈踏遍青山，访遍闾阎，广搜博采，去伪存真，守定史笔之公，方能成一家之言，以传后世。
牛皮菜记
读到王成伟先生《泡泡菜》（2026.1《散文海外版》）一句“叶片厚软墨绿”，忽然想起牛皮菜。
1970年代的乡下，生产队的田垄间总见着它。叶片肥厚得像浸了水的棉絮，肉嫩多汁，最妙是能“连轴转”——种一次，剥叶、收割好几茬，产量攒得实诚。土地再贫瘠、盐碱再重，它都能扎下根，像不知愁的庄稼汉。只是咬起来韧劲足，跟嚼牛皮似的，名字就这么落下了。
1980年代负笈丹江，水库坝基下的郧阳农校的院墙外有片荒坡，几位老师开成自留地，种的全是牛皮菜。荒坡旁的小树林里，几头黑猪晃着尾巴啃菜叶，偶尔有人举着粗树干追着跑，说是要让肉紧实些。那时节大家爱肥肉，觉得油厚才补人，这般“折腾”着求瘦肉，倒成了乡邻嘴里“农业学校不一般”的谈资。
农校食堂后头有口砖石砌的池子，专泡牛皮菜。烟熏火燎的气味漫出来，第一次吃时我直犯嘀咕：这哪像家乡竹溪坛子里的酸菜？莫不是坛子没封好？或是做法不对？又或是牛皮菜压根不适合这么“潦草”地腌？疑惑归疑惑，那股子特别的酸香，倒也成了青春里抹不掉的味觉印记。
1990年代回乡，牛皮菜忽然就没了踪影。它终究输给了餐桌——柔韧多产是好，可比起后来冒出来的各色鲜蔬，味道实在不够“出挑”。时代的口味变了，从前求“够吃”“耐活”，如今要“好吃”“新鲜”，牛皮菜便悄悄退成了记忆里的影子。
如今再看见墨绿的厚叶片，总会想起那些剥菜的手、追猪的笑，还有池子里翻涌的酸香。它从不是什么“珍馐”，却装得下一代人的日子，和一段再也回不去的好时光。
读到潘向黎《盛开在时间深处的花》（2026.1《散文海外版》），提及蒋韵李锐夫妻及女儿笛安均为作家，最喜欢蒋韵作品一事，想起很多这样子的作家之家。
随手抽出一本《青春之歌》，又顺手拿过旁边的《血色黄昏》，忽然觉得这两本书之间，像有一条看不见的线牵着。线的这一端是杨沫，另一端是她的儿子老鬼。一个写理想，一个写苦难，同样的笔，落在不同的时代纸上。
这样的“文学世家”，在中国并不少见。冯友兰的哲学旁，摆着女儿冯宗璞的小说；茹志鹃的《百合花》边，是王安忆的《长恨歌》。母亲写战争年代的温柔，女儿写上海弄堂里的苍凉，好像一代人把故事讲完，下一代接着在另一片土壤上种花。
还有那些父子档。钟惦棐的电影评论和阿城的《棋王》搁在一起，能看出思想与文字的接力；叶圣陶的《稻草人》和叶至善的编辑手稿，是教育理想在纸页上的延续。更不必说“三曹”的慷慨悲凉，“三苏”的才情纵横，连班昭都提笔接过了父兄未写完的史册，成为中国第一位女史学家。
有时候想想，写作是一件很孤独的事，可这些家庭却让文字有了温度的交接。父亲的书桌，女儿的台灯；母亲的笔记本，儿子的键盘。他们呼吸着同一片文化空气，也承接着各自时代的风声雨声。
合上书，窗外的树影在墙上轻轻摇晃。或许，所谓“家学”，不只是技巧的传授，更是一种气质的熏陶：在饭桌边听来的掌故，在书堆里翻出的句子，在困顿中仍想记录的冲动。于是，一个人拿起笔，后来，又有一个人，跟着拿起笔。
这就是文学世家最动人的地方吧——不是显赫的头衔，而是两代、三代人，都在用生命写同一本大书，只是章节不同，笔迹各异。
观音庙
出武陵城东门，旧河改道，硬生生斩断了龙山的腰身。那座修于1958年的跃进桥，如今桥头为县林业局。年节时分，乐鼓喧天，街道在晨曦中显得格外沉静，唯有腰鼓队的喧嚣穿透空气。沿着河东行，栈道寂静无人，烈日灼烤着肌肤。行至尽头，便是洛阳河——这条因遍植牡丹而易名的河流，旧称洛水。它与县治河在此交汇，但这并非亘古不变的姿态。旧时，洛水依北侧山脚东行，至船形寨才与之汇合。两水纠缠，激荡回旋，方孕育出脚下这片辽阔的沃野。
武陵之地，大小河流纵横197条，两河交汇之处少有“双河口”呼之，此处亦然。洛水之北唤作小河边，竹溪河以南名曰守金店，二者交汇的正中，便是三角形的沃野腹地。那里曾矗立一座观音庙，青砖高墙，庭院深深。建国后，顺应土地改革之风，僧尼道士还俗成家，庙宇遂改为学堂。观音庙小学规模宏大，辐射周边数大队，直至1974年汨河改道，新校林立，此地才卸下重担。后来校舍几经辗转，办过戴帽中学，又复为小学，如今已变作气派的幼儿园。
考据同治版《竹溪县志》，县内以“观音”名之者二：一为县东二里、明弘治年间所建的观音阁；一为县西五十里义民卢兆鹏捐建的观音堂。至于船形寨这处河东的旧庙，早已毁于一旦，唯余一块赑屃石碑，如今寄居于地母庙梁子。连同那中峰魁星楼西山岭上的观音堂，如今也只剩一个空洞，隐约留存着香火的痕迹。
往事越百年，耆老凋零，传说消散。观音的身影无处寻觅，正如那条废弃的旧河道，正如那座横跨两岸、早已被人遗忘的吊桥。昔日观音庙的旧址，如今已是“樟泉纯饮用水公司”。招牌上是不是应该写着“传承甘霖，普润世间人心”？生意兴隆，却再无人知晓脚下曾是供奉菩萨的清净地。旧日的河道已被高楼填满，历史的褶皱被混凝土的森林无情抹平，只留下这篇文字，供后人凭吊那一去不返的旧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