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说自话
读杨荻《与子虚书》（2026.2《散文》），总觉得她在替所有写字的人说出那句藏在笔尖下的话：所谓文字，其实都是自说自话。
有时像冬夜围炉，身边是亲近的人，侧耳听着，窗外月色清冷，风声飒飒，雪花落得细碎，像在低声啜泣。你对着他们絮叨，不是为了被理解，只是想把心里那团东西摊开，放在暖光里晾一晾。
有时又像写给多年后的自己——那个尚未到来的读者，会在一盏灯下重新翻到这些字，辨认出当年的迷狂、痴情、温柔、愤怒与抗争，像触摸旧日伤疤，微微发烫。
更多的时候，文字是对着一条看不见的时间长河。浪花翻涌，水流无声，鱼跃鸢飞，石子沉底，你不过想丢下一朵小小的浪，证明某一刻你曾在这里停留。哪怕它旋即消失，也不遗憾。
甚至没有这些宏大的愿望。只是在拥挤的人群里，做一个默然、漠然、冷然的旁观者，用嘶哑的一声呼吸，在喧嚣中划下一道几乎听不见的痕迹。
于是你不停地否认：“哦，不，我不是在写。”可纸上分明留下了血汗与泪迹，那是灵魂压出的形状。文字从来不是装饰品，它是我们在世上存在过的证据，是我们留给世界的一声呜咽。
野史的体温
读介子平《野史有多野》（2026.2《散文》），见作者名，便想起介子推。正史里的他，随晋文公重耳流亡十九年，返国后不求封赏，携母隐于绵山，终老不出。那是《左传》《史记》的笔法，干净利落，只记事实与德行，不渲染、不铺陈。
野史却不一样。《庄子》《新序》里，多了割股奉君的惨烈，也多了晋文公焚山逼出的悲剧。忠义被放大，情节被戏剧化，人物有了明暗两面。正史像碑铭，刻的是轮廓；野史像乡谈，说的是呼吸。
我想，野史来源大约两种。一是文人的笔，或正或邪，或温或厉，因心中恩怨，下笔自异。二是村中耆老的口，一代代传，减几字，增几笔，改头换面，再被后人正回，反反复复，像河水冲刷石头，形貌常变，底质仍存。
前些年写“武陵旧事”，我依官修正史，从明清到民国，再采乡间老人的亲见亲闻，常遇互不相合处。问之知情者，也莫衷一是。于是便照实写下——这一份，是我的小小野史。它未必更接近真相，却有生活的皱褶与体温。
历史从来不是一条单一的光带，而是无数光源交错投下的影子。有人负责照亮轮廓，有人负责添上风声与火气。我们这些写作者，能做的，不过是在正史与野史之间，留一份诚实的杂色。
马家菜园子的四囗井
读漆宇勤先生《斜阳照墟落》（2026.2《散文》） 里关于打水井的描写，瞬间唤醒了我沉睡的记忆。思绪不由自主地飘回故乡，那个叫马家菜园子的地方，那里也曾星罗棋布着四口井，它们像四颗温润的明珠，镶嵌在村庄的肌理之中，滋养着一方水土和人情。
我们北院的两口井，各有分工，也各有拥趸。东南角四爷家门前的那口，因其得天独厚的位置，成了三队的绝对中心。人来人往，桶起桶落，这里是信息交换的驿站，也是邻里寒暄的舞台。而西北角我家门口这口，则仿佛一位内敛的隐士，不事张扬，只以甘甜清冽的井水赢得口碑。西院、后院，乃至我们自己北院的人，都认准了这份清甜。
若论真正的中心，或许该是那口位于二队与三队交界处的东井。它在马盈香家门口（武陵城北门处开办起荟文书屋，主人是马盈香的女儿马素辉）。我常想，是不是当年饮用了这口井的甘泉，让马素辉心中萌生了“荟萃文化、传承书香”的念想？这口井，连接了两个生产队，也滋养了更多人家，是名副其实的马家菜园子心脏。至于西井，它在我们三队的看棚边，苹果梨子园的中央，靠近四队的地界。井水幽深，映着天光，却也漂浮着枯枝落叶。它更深沉，也更寂寞，主要功能是为菜地和果园提供灌溉保障，四队的人家也多依赖它。
这些水井，构成了乡村生活的核心。一年四季，无论天寒地冻，还是烈日炎炎，那湿漉漉的水印总会准时出现在通往家家户户的小路上。冰霜再滑，泥泞再深，也阻挡不了人们去井边汲水的脚步。那水桶的吱呀声，是乡村最安稳的背景音。
然而，时代终究是变了。不知从哪一天起，自来水悄然出现，先是前院，再是后院。方便、洁净，成了新的追求。于是，一口，又一口，曾经被视为命脉的井，或被堵上，或被填塞，最终从大地上彻底消失。我们不再用水井了，它也便从我们的日常中隐退，沉入了记忆的深潭。
最先消失的，是那口西边的井。那时，征地的推土机刚刚开进马家菜园子，房地产开发的浪潮初现端倪。它的干涸与填埋，像一个无声的宣告，预示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如今，马家菜园子早已没有了成片的菜地，取而代之的是林立的高楼和繁华的新城中心。
我有时路过那片区域，高楼广厦之间，再也寻不到一丝水井的痕迹。可我知道，在记忆的深处，在那片被混凝土覆盖的土地之下，依然流淌着那四口井的甘泉，滋养着我关于故乡、关于童年的所有想象。它们不是消失了，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存在于每一个曾被其润泽过的心灵里。
马家菜园边的瓦罐窑
读许超《碗、坛子和苏轼》（2026.2《散文》），心里忽地就浮起家里那只黑瓷碗。不是宋瓷的雅致，是武陵城南马家菜园子的粗黑，带着泥土和柴火的腥甜。
菜园子地以人名，人以事显。马家人善种菜，传说中的竹溪四大名菜，据说还占了一席。这事儿记不大清了，只模糊记得1981年那本《竹溪民间故事集》里，好像有一页写过。后来听说，那故事还入选了国家编的丛书。
菜园子东边挨着一条河，叫大鱼沟。沟边窑火不熄，烧出来的多是黄黑二色的粗瓷。罐、坛、盆、瓦，码得整整齐齐，远销好几个县。商铺挤挤挨挨，买货卖货的人吵吵嚷嚷，日子久了，竟成了市集，有了街道，名字也响亮，叫兴隆街。
最得人心的，是那黑瓷粗碗。
小的，拳头那么大，碗壁旋着深深的螺蛳纹。早上抓把米浆倒进去，搁笼屉上蒸。热气顶开木盖，满屋子都是甜糯的香。出锅就是碗儿糕，三省八县都有名，如今还是武陵的特色小吃。
中的，碗沿宽平，底铺一层炸得焦黄的酥肉排骨，上面堆着盐菜、洋芋、红薯。上笼猛火一蒸，出笼时拿白瓷盘“咔”地一扣，再轻轻一翻。肉颤巍巍的，油光渗进梅干菜的褶皱里，这便是非遗传承的梅菜扣肉了。
大的，是真正的大海碗。井台边，院坝前，大路旁，菜地垄沟里，端起就吃，一碗管饱。那碗里盛的，是汗珠子摔八瓣的实在，是没那么多讲究的活法。
菜园姓马，碗姓黑窑。那些粗粝的、温热的、带着烟火气的日子，都随着瓦罐窑的熄火，一起埋进了土里。只有偶尔读到一篇写碗的文章，舌尖上还会泛起一丝若有若无的甜糯，提醒你，有些东西，是刻在骨头里的。
庸国研究
读史读到庸国，总觉着像隔着一层雾看山。
这个在《牧誓》里与庸、蜀、羌、髳、微、卢、彭同列，甚至排在首位的古国，如今连个确凿的“庸”字铜器都难觅。我们靠的是几件带“庸公”字样的戈，和竹山方城山上一片依山而筑的残墙，来拼凑它三千多年前的轮廓。
它曾是一个响亮的名字。史书说，周武王伐纣，庸人率师在列。那时的汉水流域，庸的青铜或许曾与周原的礼乐遥相呼应。后来，它被楚、秦、巴三国联手围攻，在公元前611年骤然消失，像一颗星划过天际，光芒未散，星体已沉。
今天的我们，去竹山，上庸镇，能看见仿古的城墙，能听见“上庸”二字的回响。那是地方文化自觉的回响，是旅游地图上新添的一枚图章。可真正的庸人，他们讲着怎样的故事？他们的巫歌，是否化作了今天鄂西北山间的“打夜锣鼓”？他们善铸的大钟，那回荡在山谷里的“镛”音，又湮没在何处的风里？
考古学家还在寻找，那座能证明一切的王陵，那片能厘清界限的聚落。我们这些后来者，不过是在故纸堆和断壁残垣间，捡拾一些散落的碎片。
历史常是这样，一个王朝的兴亡，可能只在一场雨后被冲刷得无影无踪。留下的，只有后人的凭吊，和一方水土，对那个古老名字，不肯磨灭的念想。
读2025.10.15《光明日报》12版蔺紫鸥等《中国学……》
满世界寻找竹溪
读荣新江教授“满世界寻找敦煌”的赤子之心，心有戚戚焉。于他，是将高深的学问化作通俗的读本；于我辈，则不妨将目光收回，投向脚下这片生养我们的土地——竹溪。
我们或许没有学者的光环，却可以有同样的胸襟与情怀。不必去追逐那些遥远的大漠孤烟，只需俯身，在故纸堆里，在乡野阡陌间，做那个耐心的拾穗者。
我们要做的，是把散落在古籍里的吉光片羽，把老人口耳相传的歌谣谚语，把那些即将湮没的风俗禁忌，一一拾起。将它们连缀、拼接，放置于广阔的历史视野中，让它们不再是孤立的碎片，而是时间长河里流动的风景。
这工作，既要有对古籍文物的考据，也要有对口头传承的倾听。有遗址，便去踏访；有遗物，便去拂尘；有唱腔，便去录音。然后，把这些声音、这些图像，转化为平实易懂的文字，用视频、用图片，让它们重新开口说话。
这并非易事，却意义非凡。我们是在为家乡立传，为后人留灯。期待你，期待他，更期待我们自己，能怀揣这份朴素的信念，齐心协力，将武陵山下的竹溪故事，讲给世界听。
读2025.10.25《光明日报》11版《怀着赤子之心“满世界寻找敦煌”》
竹溪的讲述者们
读王春林写麦家的那篇《以对谈方式探寻文学智慧》，心里一动。麦家早年在农村题材里打转，不得其门而入，直到有人点醒他：“一定要寻找自己独到的生活。”他这才恍然，原来那些隐秘的密码世界，才是属于他的矿藏。
合上书页，眼前浮现出竹溪的一群人。他们或许没读过麦家的传记，却用各自的方式，践行着同样的真理。
刘贤荣笔下的诗词赋歌，是在平仄里打捞时光；谢让波的人物素描，让纸上的人有了呼吸；李才江的镜头对准乡野，快门一按，便定格了一个时代的皱纹；周明鑫举着摄像机，让沉默的村庄自己开口说话；关向齐搜罗民间传说，把散落的星火聚成篝火；郑爱伦辨认碑刻上的苔痕，让湮灭的名字重见天日；沈传平以笔墨抒怀，字里行间都是山水的筋骨；柯美新用色彩涂抹，把心中的竹溪挂上白墙……
他们手中的工具各异，诗文、画笔、镜头、键盘、凿刀，却在做同一件事：挖掘属于自己的那片土壤。麦家找到了谍战，他们找到了竹溪。
而我呢？作为一个旁观者，或者说一个试图理解的记录者，我也在这片土地上寻找着自己的位置。我想听懂他们的方言，读懂他们的手势，理解他们为何执着于一段旧事、一张老照片、一首快要失传的歌谣。我想把这些散落的讲述，串成一条能触摸的历史脉络。
竹溪的风，吹过麦家的窗棂，也吹过这些讲述者的案头。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回答同一个问题：我们该如何讲述自己的土地？
读2025.10.15《光明日报》14版王春林《以对谈方式探寻文学智慧》
剪刀下的竹溪
竹溪的冬夜，总比别处来得更早些。风从秦岭余脉的褶皱里钻出来，卷着松针的清冽，拍在糊着旧报纸的窗棂上。老罗的剪刀就搁在炕头，铜剪刃磨得发亮，像一段凝固的月光。
他捏起一张红纸，指腹蹭过纸纹——这是今年新采的构树皮纸，带着山野的涩香。剪刀尖轻轻挑开一角，手腕跟着呼吸起伏，纸屑簌簌落进搪瓷缸，像落了一把细碎的红梅。窗台上晾着的剪纸被风掀起一角，《百子图》里的胖娃娃咧着嘴，露出没剪完的虎牙；墙角的《堵河春晓》还沾着晨露，岸边的野樱枝桠间，两只燕子正掠过水面。
“从前这手艺是闺女家的必修课。”老罗说起往事，剪刀不停。腊月里，姑娘们围着火塘剪窗花，剪“连年有余”贴在米缸，剪“喜鹊登梅”压在箱底。现在火塘冷了，可他的学生里有了穿潮牌的娃，举着iPad画样稿，说要剪“赛博龙王”贴手机壳。
朱明贵的木雕工作室就在老屋，案头摆着半完成的《武陵峡》剪纸，山尖的云气用镂空法剪得薄如蝉翼。他最近在研究怎么把竹溪蒸盆的蒸汽纹样融进剪纸，“老祖宗的东西不能锁在博物馆，得让它闻得到饭香，听得见山响。”
廖哲仁的剪纸课开进了实验小学。孩子们举着彩纸满教室跑，有个扎羊角辫的小丫头剪了个戴口罩的兔子，举着“加油”的纸条问：“老师，这能算非遗吗？”他蹲下来帮她调整兔耳朵的角度，忽然懂了老辈人说的“活态”——不是供在玻璃柜里的标本，是能跟着心跳一起跳动的纸。
风又起了，吹得满屋子的红纸哗啦作响。那些剪在纸上的秦巴山水、人间烟火，正穿过岁月的缝隙，在年轻的手里重新舒展枝叶。老罗收起最后一张《春回堵河》，阳光透过窗棂落在剪纸上，把河面上的波光，剪成了满地的碎金。
读2026.2.8《光明日报》9版李文凤《烟缕λ画……》
昨日与蒋家堰镇河口中学老校长梁光敬先生闲聊，谈及三十年前河口中学旧事，忽提及“远上寒山石径斜”里的“斜”字读音，先生年过七旬，语调铿锵，叹服古言异读之美。
老先生不解，说诗必押韵，《山行》既是古诗，就该读古韵，方显字义准确、声律和谐。他问，这读音究竟为何而变？
我思忖片刻，觉得这并非简单的“对错”之争，实则是时代与规范的更迭。
想当年，我们读“斜”为 xiá，是依循了古人的“叶韵”之法。唐人作近体诗，严守格律，彼时“斜”字中古音韵，确与“家、花”同部，读 xiá 方能一韵到底，朗朗上口。这并非误读，而是对古典声律之美的尊重，是“以古还古”的雅致。
然时移世易，语言亦随时代演进。1985年《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一锤定音，将“斜”的规范读音统归为 xié，以合于现代普通话的语音体系。此乃“正音”之举，旨在统一国语，便于沟通，使“斜”字在“倾斜、斜坡”等所有语境中，皆能一音贯之，免生歧义。
故今日之“变”，非为否定古韵，而是确立今规。
我谓梁先生，此中关节，在于分清“古音”与“今音”。若论文学鉴赏、诗词吟诵，大可畅言古音之韵，感受“石径斜(xiá)”的悠长余味；然若论语言规范、考试答题，则必以 xié 为准，此为现代读书人之本分。
知古而不泥古，守正而知其变。如此，方不负梁先生“讲清楚，让学生不糊涂”的期许。
读2026.2.8《光明日报》5版杜永道《汉字简化70年的感想》
特朗普的“和平委员会”
听着高大上，实质是把国际政治的桌子重新拼了一遍。以前大家围着联合国这张大圆桌坐，现在他直接摆了个私人董事会，自己当终身董事长，想怎么定规矩就怎么定。
最讽刺的是那个“付费入会”机制。想当永久董事？没问题，先掏十亿美金。这哪是和平委员会啊，简直就是国际版的“顶级会所会员制”。那些拿不出钱的穷国，连上桌喝茶的资格都没有。世界和平居然成了一门生意，谁的支票厚，谁的声音就响亮。
再看那个权力结构，层层叠叠，最后全归到特朗普手里。亲信管外交，亲戚管投资，底下的人干活还得看他脸色。这不就是把国家治理那套“家族企业”模式搬到了国际上吗？所谓的“多边合作”，不过是换了一批人来听命于同一个老板。
国际社会吵翻了天。有人觉得这是个高效的解决方案，能绕过繁琐的联合国流程；也有人看得后背发凉，觉得这是在挖二战以来国际秩序的墙角。联合国要是成了摆设，以后谁来主持公道？难道要看谁的拳头硬、钱包鼓？
咱们这边说得也很明白：欢迎一切真心促和的力气，但路子得正。不能绕过安理会，更不能把大家的命运当成筹码，在小圈子里私相授受。毕竟，和平不是董事会投票投出来的，也不是靠巨额支票砸出来的。那是无数普通人想过安稳日子的基本愿望，容不得拿来做成一场名利场的交易。
读2026.2.8《光明日报》6版姜琍《和平委员会为何应者寥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