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也：偷鸡腿妈妈事件——法律负责惩治，社会承担救济！

秋后晨露

导语：舆论消费品——偷鸡腿妈妈

　　两个女儿患有肾病，母亲因身上只有5元钱，在六一儿童节前一天去超市偷了一点杂粮、一个鸡腿还有一本儿童读物，准备送给患病的女儿当儿童节礼物。这样一个心酸的故事戳中了人们的泪点，纷纷捐款捐物……这本来是一个挺美好的故事，故事里，母亲、民警、超市老板、爱心人士都是好人，孩子也确实有了我们喜欢的大团圆结局。

　　但偷鸡腿妈妈已经成为各大媒体炒作的话题：一会儿这家媒体冠之于“惯偷”，一会儿另一家媒体扒出女儿是抱养……在个别媒体的报道里，我们读不出其中的善意，只看到像狼发现肉一般的兴奋……其实，偷鸡腿妈妈已然成为我们社会的舆论消费品！

　　一、从“全民可怜”到“全民痛斥”

　　现在的社会新闻，不反转也不行，要不然，既不能满足毫无节操的媒体炒作的需求，也不能满足不明真相的群众吃瓜的需求，偷鸡腿妈妈事件概莫能外，我一直在想：这件事如此消费下去，很可能会落入俗套，母亲的“低文化水平”会让她形象越来越坍塌，“情急之下”的“母性光辉”也会很快燃烧殆尽的。

　　事实确实如此。有媒体跑到偷鸡腿妈妈的老家调查，原来政府对她有救助的，报销过2万多的医疗费；有媒体跑到超市采访，原来她之前拿过白糖，是令人唾弃的超市惯偷啊……于是，昨天全民可怜偷鸡腿妈妈，今天又是全民痛斥超市惯偷。那些奉献于伟大辟谣事业的自带干粮分子们，更是如同苍蝇吸吮到污血一般，从“战五渣”变形为“圣斗士”，战斗力爆表，纷纷恶心起爱心人士：你们哪个个都是圣母，你们哪图样图森破……谁说政府没有救助她了，谁说她是母爱的化身？

　　偷鸡腿是偷，偷白糖也是偷，再去挖掘还是各种各样的偷，小偷已是既成事实，无非就是加重砝码罢了，这一点大家都知道，这根本没必要再去深挖，但一码归一码，帮助不幸家庭，特别是两名病童，善莫大焉，根本无错——这有什么好取笑的？

　　如此看来，自带干粮的人都盯上了30万的捐款，毕竟是60万份的干粮，确实挺诱人！

　　在笔者看来，这件事情的当事各方本身都可充分理解的。这位母亲偷鸡腿、偷白糖等，确实违背了法律，法不容情，应受到惩罚，这是法治“常理”。但母爱确是真挚的，不管这两个女童是不是她亲生的，母爱伟大，这也是不该被遮掩的，这是人性“常情”。这个警察执法之余，又有人情味，主动发起捐助，值得点赞，这是兼顾“理”与“情”的社会“常识”。不少网民们闻说这件事后，踊跃捐款，这些都让人感到人间的温暖，这是社会大爱啊！

　　这本来是一个挺美好的故事，故事里，母亲、民警、超市老板、爱心人士都是好人，孩子也确实有了我们喜欢的大团圆结局。但一个美好的故事，难道只能展示社会的光明，而就能宣扬法律的惩戒？母爱是母爱，偷窃是偷窃，偷窃不会因为带上母爱的光环而变得神圣，同样我希望你们可以理解母爱不会因为偷窃而变得肮脏！须知，真实的缺憾比虚假的美好来得更深入人心。

　　简单地说，该抓就抓，该罚就罚，这是“常理”；该帮就帮，该捐就捐，这是“常情”。作为一个公民，她是不对的；作为一位母亲是伟大的，但切不能因“情”除“罪”，让她逃离“罚”，就是“常识”。更何况，惩罚她的行为与同情她的遭遇，两者并不互相矛盾：按规定处罚，处罚时不要施以同情，处罚完毕后再施以同情，帮助即可！

　　二、“人穷即有理”和“人多即有理”

　　我们根本没必要为母亲的偷窃行为辩解，硬说“她没偷值钱的，说明她还是善良的”——虽然很可能这样，更有甚者，有人还会抛出马雅科夫斯基的名言：“当社会将你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不要忘了，你身后还有一条路，那就犯罪，记住，这并不可耻！”

　　在我看来：“穷即有理”的逻辑同样是非常可怕的，根本丝毫无助于社会进步。试图用犯罪思维打破一个旧世界，能重建起一个理想世界吗？举目四顾，全世界用“穷即有理”思维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最终结出怎么样的果实？伟大的苏联、伟大的曹县、伟大的高棉……能闪耀出“穷即有理”的光辉来？同样在“穷即有理”的思想指导下，穷人洪秀全最终想实现的，正是要睡比满清皇帝更多的女人罢了。正因为如此，笔者重申的原则是：法律负责制裁和惩治，社会应该救济与反思。

　　遥想1919年，五四运动得到社会各界的同情，梁漱溟却一针见血地提出：对运动中火烧赵家楼的学生第一要提起公诉，不公诉不足以维持民国初年刚建立的“法治”；第二需要一场特赦，不特赦不足以维护学生的爱国热情。结果当然可想而知，社会各界的喷子才不管法治精神，直接口诛笔伐，将梁漱溟骂到狗血喷头。

　　须知，失去人情，会失去很多；失去法律，却失去一切。如果一个社会失去了法律的规范人们，那么迎来的必然暴民的狂欢。毕竟法治社会，法律本身就是道德的底线，作为其中的公民没有任何道理再去突破它，毕竟这个社会，你每一次不遵纪守法的行为，其实是别人在埋单，就像偷鸡腿妈妈，到超市偷东西，不是营业员承担损失，就是超市老板承担损失。

　　在互联网时代，我们时时刻刻面对各类狗血新闻，我们也该慢慢适应了，也该建立起常情、常理、常识了，切不能用道德审判、舆论审判等来证明“道理总在我们人多这一边的！”人穷不是理，同样人多也是不理！理只在“事实是什么”！

　　英国哲学家罗素说过：“不管你是在研究什么事物，还是在思考任何观点，请只问你自己‘事实是什么’。永远不要让自己被自己所更愿意相信的，或者你认为人们相信了之后对社会更加有益的东西所影响，只是简单地去审视，什么才是事实。”作为一名合格的公民必须建立一个尊重一个社会最大的事实：尊重事实真相，捍卫法律权威，法律实在无法解决的，再由社会每个人来承担，比如对偷鸡腿母亲进行的社会救济！

　　三、法律才是人性的低保

　　法律其实是人性的低保，不管你有多弱势，不管你有多强势，无论谁都不能突破这个底线！公民时代的法治社会到来，意味着公民意识的普遍觉醒，这位母亲作为公民，在行为上侵犯了社会契约，应该受到警醒和惩罚，这是公民社会的应有之义。

　　但事实上，中国的法律时刻着面临着挑战，从各种扑面而来的社会新闻来看，主要来自两方面：

　　首先是来自权力主义的挑战。生活窘迫的母亲被迫偷鸡腿，而偷税漏税的X夫却在逍遥享受，古人尚且提倡“王子犯法，庶民同罪”，这本身就是我们法治社会最大的悲哀，让人深刻地感觉到社会的不公，认为“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如果一个制度既不维护穷人，又只限制穷人，却要求穷人维护这个制度，只能说这个制度是权贵们的工具罢了，在拿穷人当乳儿耍了。真正的法治精神，就是要求每一个社会成员尊重法律，都处在法律规定的秩序中，并非穷人专属。

　　其次是来自道德主义的挑战。最近两个社会事件，偷鸡腿妈妈到嫖娼硕士，一个偷窃一个嫖娼，然后舆论各方各举道德大旗，开始各自的自圆其说，试图用道德的光辉掩盖违法的事实，或用道德的阴暗笼罩无罪的本质。其实，这两个事件并非道德问题，而都是法律问题。比如雷洋事件，嫖娼虽然违法，但并不能因为个人的违法就可以不顾程序正义，将他活活打死。比如偷鸡腿妈妈事件，母爱虽然伟大，但是并不能因为母爱伟大了就可以逾越法律，将法律置之一边。于是，我们就出现了这样奇异的逻辑：道德高尚的人，法律可以谅解，对付下三滥的人，程序正义可以不顾，于是整个社会陷入道德审判的狂欢，法律自身的权威被平白抹掉。

　　诚然“一个人为钱犯罪，为利益，这个人有罪；一个人为面包犯罪，为生存，这个社会有罪。”但无论“个人有罪”还是“社会有罪”，罪不在法律，而在于社会。甚至可以这么说，要治好社会病，就得还让法律坚挺起来，坚挺到足以支撑起整个社会，坚挺到足以成为人们的社会信念。

　　偷鸡腿妈妈故事，若以母性之名而偏离法律不论，徒徒渲染母爱的伟大，这种导向其实是细思极恐的，很可能形成“蝴蝶效应”和“效仿响应”，让骗子们如法炮制一个温情的桥段，利于人的同情心来诈骗捐款，如知乎女神童瑶一般。而那些同样勤恳且需要帮助的穷人，看到这位母亲偷东西却获得30万捐赠，又会作何感想？大家都很善良，但这个世界从来不是善良就能解决问题的。相信善良不如相信法律！

mozart不思议

谁弱谁有理，这个就是大部分人的认识

弹走鱼尾纹

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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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标题就直接来评论，
我们再深思，然并卵！
要让那些能决定社会趋势的人深思才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