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旧社会，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这八个字几乎是一种牢牢的枷锁，将人的婚姻自由，完全禁锢于父母的意志之下。
但不可否认，这种观念却主导了古代的社会婚姻成立与关系调和，在古人男女双方结合为夫妻的过程中，父母作为主婚者，其个人意志与选择，往往凌驾于子女的自由之上，并且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虽然现在来看，这种由父母一手包办的婚姻弊端很大，然而在古代，由父母决定子女的配偶，是社会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朝时期的“包办婚姻”，新娘子被绑住，由家父或家兄直接抱到新郎的马车上
形成这种独特现象的原因，无外乎两点：
一是受古代的父系氏族社会影响，父辈在家中的地位崇高，掌握经济话语权，因此在当时的社会看来，父辈有权决定子女的婚姻选择，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支配子女的人生。
二是受封建时期森严的等级制度与礼教影响，遵从父母之命，或牺牲自己的人权自由屈从于父母的意志，在古人的眼里属于“孝”的体现，子女若有违抗，则会从礼法上被视为“不孝”，如若一度顽抗父母安排的婚配，甚至会被视为罪行，如隋朝首创的“十恶之罪”，其中第八条大罪便是“不孝”，乃至定入法典，为后世所沿用。
《隋书·刑法志》：（开皇元年）更定《新律》……又置十恶之条……一曰谋反，二曰谋大逆，三曰谋叛，四曰恶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义，十曰 内乱 。犯十恶及故杀人狱成者，虽会赦，犹除名。
可是今天咱们要说的，是更为特别的一点：
在古代某些时期，“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再是礼教道德层面的禁锢，反而又多了法律上的支撑，于是就延伸出一些很有意思的独特现象。
如唐朝，《唐律·户婚律》中明文规定：
诸卑幼在外，尊长后为定婚，而卑幼自娶妻，已成者，婚如法。未成者，从尊长。违者，杖一百。——《唐律疏议·卷十四·户婚律》
前半段有些意思，大概是说如果子女离家在外，而家中尊长后来帮忙选定亲事，但子女已经在外自己娶妻嫁人，已成亲，也就是既成“夫妻事实”，则受法律保护。
若是未成亲者，那就得遵从长辈的意愿，如若违抗，那就要“杖一百”。
这后一句“未成者，从尊长。违者，杖一百”，正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完整体现，可见在唐朝，父辈选定的婚姻，或者说父母对于子女婚姻的支配，是受《唐律》保护的，你要不想听父母的话接受他们给你安排的配偶，那就得挨板子。
但我不得不说，还有前提，那就是在子女并未离家成婚的情况下，父母才有权决定子女的婚姻选择。
在外的子女，比如离家去外地或工作，或求学的年轻人，如果长期在外已经不可避免的自行成亲，则不违此律，反而受到法律保护。
诸卑幼在外，尊长后为定婚，而卑幼自娶妻，已成者，婚如法。
如此对比来看，这一条法律其实相当人性化，毕竟子女离家，身边没有父母，又不像咱们现在有个视频通话，也没有火车飞机这种高效交通工具，一封家书恨不得几个月才收到，总不能等子女过了适婚年龄，才安排人生大事，尤其是婚龄尤为“年轻”的唐朝，所以为了顾全离家子女的“婚姻事实”，在这种特殊情况下，“父母之命”便失去了一定效力。
从这一点上也能看出，所谓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虽然在唐人的婚姻中同样占据着决定性的地位，但也要视情况而定，并不是百分之百必须得接受长辈的安排。
不过我上文所说的“离家之外”，还属于特例，绝大多数久居家中的年轻人，依旧要严格按照法律与道德层面的约束，遵从父母之命完成嫁娶。
总的来说，作为家中主婚者的尊长亲属，对家中卑幼子女，享有婚姻决定权，这不仅是古代社会约定俗成的礼教，更是受到法律保护的明文规定。
那可能有的朋友就问了，我就不想被父母安排，我就想自由婚姻，就想自己找对象，哪怕挨板子也不在乎，哪怕去坐牢也无所谓，反正我是真爱。
可父母听了这话，肯定会用尽手段逼迫，相信类似的电视剧大家看的也不少，要么“以死相逼”，要么仰天长叹几句“家门不幸，子孙作孽”诸如此类的话。
所以，这种子女顽抗到底，父母相逼的情况，又当何论呢？
诶嘿，《唐律》还真的非常之全面，连这种极为特殊的情况也考虑到了，于是通过疏议的形式在上文援引的法律之后，又补充道：
其男女被逼，若男年十八以下及在室之女，亦主婚獨坐。「疏」议曰：「男女被逼」，谓主婚以威若力，男女理不自由，虽是长男及寡女，亦不合得罪。若男年十八以下及在室之女，亦主婚独坐，男女勿论。——《唐律疏议·卷十四·户婚律》
大意为，作为主婚者的家中长辈，不得以“威逼”的方式逼迫子女成婚，男女若不予顺从，仍坚持自由成婚，虽然是适龄男女，但不以罪论处。
若男方在十八岁以下，女子也未婚，则由主婚者独自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很多人可能就会问了，那既然前文你说父母之命是受法律保护的，主婚者有权支配子女的婚姻，怎么子女一反抗，主婚者一逼迫，形成的法律后果与责任，却要让主婚者承担呢？
这样不就矛盾了吗？
其实不然，反而还要视情况而定。
并不是所有人你一反抗，唐律就允许你自由结婚了，而是要看先决条件。
在《唐律》中，有关于强迫结婚的先决条件，制定的非常清楚，比如“同姓成婚”，就属于是“违律成婚”。
《唐律疏议·卷十四·户婚律》：诸同姓为婚者，各徒二年，缌麻以上，以奸论。
此处的同姓，并不是字面意义上的，两个姓张的人不能结婚，而是“同宗同姓”，即所属同一家族，姓氏也相同的两个人，不得结婚。
可见《唐律》对待同宗同姓成婚的惩罚尤为严重：
一是徒刑二年。
二是“缌麻以上”，则以“奸”论。
在此要科普一下“缌麻”的概念。
缌麻，为古代丧服名，而通常人们来判断亲属的远近关系，会以丧服的级别作为依据。
于此，共分为五个等级：
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
（缌：sī）
斩衰为最重的丧服，父辈及以上家中长者去世后，由其子女，长子长孙穿斩衰，为其尽孝，所以斩衰所代表的，正是直系亲属，如儿子，孙子，女儿，孙女等。
再往下，以此类推，缌麻就属于家族中比较远的亲属了，但也算在“五服”以内。
不是有句老话嘛，叫“最亲不过五服”。
这也正是旧社会常说的“五服”理论，即，在长者葬礼上根据性别、长幼以及和逝者血缘关系远近，从而设计出来的五种丧服，统称“五服”，并以此作为判断亲属关系远近的主要依据。
“五服”关系示意图
有时候我们听到某个亲戚说，谁家的大儿子或者闺女——“没出五服”，那就代表着亲戚关系还算是“五服之内”，属于“宗族亲戚 ”，而非八竿子打不着的远房表亲的堂兄的大侄女这种“出了五服”很远的亲戚。
（如上图中右上角的“堂曾祖姑”，已经“出五服”，而亲戚关系也是令人头大。。。）
所以上条《唐律》中“缌麻”的意思，大概就是说，同一宗族五服以内的同姓亲戚，如果成婚，则以“奸”论，相当于现在所说的“禁止近亲通婚”，凭此也体现出《唐律》的法律完备性。
缌麻以上，以奸论。
这就不仅仅是法律惩罚范畴的问题了，还关乎家族脸面，关乎名声，试想以古人重名节的思想，这种惩罚无异于毕生奇耻大辱。
所以如果家中长辈逼迫宗族里的同姓亲戚与子女成婚，一经发现，则会被论处“同姓成婚罪”。
但回到主婚者逼迫，子女可反抗的问题上来，若在逼婚过程中，子女凭此反抗，最后也未依照父母之命成婚，按照我上文援引的法律条文，则反抗有效，而被视为无罪。
「疏」议曰：「男女被逼」，谓主婚以威若力，男女理不自由，虽是长男及寡女，亦不合得罪。
若主婚者使用威逼等强制手段，迫使同姓亲属与子女成婚，则：
若男年十八以下及在室之女，亦主婚独坐，男女勿论。
也就是说，以逼迫手段强制成婚的主婚者，事后官府得知此事，追究下来，查到主婚者是安排的“同宗同姓成婚”，则主婚者将独自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而成婚的男女双方勿论。
当然，这种逼迫性成婚的前提条件，如同宗同姓成婚，相对来说还是属于少数，但我国古代不乏“同宗同姓成婚”的例子，可能事出有因，但一般而言，同宗同姓成婚，在唐朝仍是以罪论处。
《唐律疏议·卷十四·户婚律》：诸同姓为婚者，各徒二年，缌麻以上，以奸论。
可还有另一种与同宗同姓性质相同，却极为罕见的特殊情况，不予罪论。
这种罕见情况可总结为：
两个原本“同宗同姓”的人，由于某种原因，偶然变成“同宗异姓”，而他们的后代对此毫不知情，于是后代两名子女成婚，即使这两人客观上“同宗同姓”，但也不会被判有罪。
比如男女双方的祖宗同属一个家族，姓氏也相同，这就是“同宗同姓”，按照唐律的严格规定，同宗同姓结婚肯定是要以“奸”论罪的。
但后来由于某种特殊原因，一家分成两家，并且分出去的一家把姓给改了，那就成了“同宗异姓”，而针对这种特例，即使两家后代中有子女成婚，但也不会以罪论处。
上面这一番话，可能比较刻板，那我就给大家举一个形象的例子：
打比方，长安城铁匠王大麻子的祖上，姓李，名李四。
追溯到几百年前，李四与李五，原本是同一个家族的兄弟，两人这就属于“同宗同姓”，按唐朝法理来说，他们的后代也属于同宗同姓，因此不可成婚。
但后来李四由于战乱等原因远走他乡，为避祸，李四改了姓氏，改叫“王四”，那王四跟李五，就从原本“同宗同姓”的兄弟，变成了“同宗异姓”。
等过了几代人，王四的子孙也逐渐沿用新姓，都姓“王”，就好比王大麻子，他祖宗是李四，可他祖宗后来改姓王了，所以本该起名李大麻子，结果成了王大麻子。
另由于已经过去好几代人，也没家谱传下来，慢慢的，王大麻子的祖宗“李四”，就被他们这些后人所淡忘，包括外人，也只知道长安城铁匠王大麻子的祖上，是叫王四，而不知道王四的另一个身份，叫李四。
可是到了唐朝这一代，作为王四后人的铁匠王大麻子，机缘巧合下，又回到了祖先的籍贯故土，娶了李五的曾曾曾孙女——李大花，之后王四带着老婆回到长安，安安稳稳的过日子。
那么王大麻子和李大花，理应是“同宗同姓不同祖”，但因为祖宗李四逃难，中间改姓王，所以作为后人的王大麻子与李大花结婚，就变成了“同宗异姓不同祖”。
即，二人同属一个大的宗族（李），但到了王大麻子这一辈，则不同姓（李-王），祖宗也不是同一个人（李四-李五）。
但是，这里的“同宗”，是指客观事实，而非王大麻子与李大花的主观认知，即，他们也不知道彼此的祖宗是亲属。
且这一久远的“宗族关系”，到王大麻子这一代，已经无法用实际的证明去佐证，比如拿不出家谱，找不出当年的李四，是否确为王大麻子的祖宗王四，也没有关于李四到底逃没逃难，改没改姓的记载。
所以，客观事实是，王大麻子和李大花，都是同宗，也就是俩人的祖宗是亲属，严格来说，俩人存在一定的血缘关系。
但主观认知上，王大麻子认为老婆李大花，是自己从外地认识的老婆，在此之前跟自己一根毛关系都没有。
因此，王大麻子和李大花成婚，是完全合乎法理的，在二人与身边人看来，他俩就是两个陌生人自由相恋，从而结合的普通夫妻。
可也不排除“同宗同姓”的事实有少部分人模糊记得，这种可能性。
比如李家村的李老太太，跟王大麻子聊天的时候提了一嘴，说：“你祖上王四，可能是当年从俺们这疙瘩逃难出去的李四，只不过后来改姓了，你晓得伐？”
这话传着传着，就传到了主掌民间婚嫁的官吏张三耳朵里，于是张三前来查明，王大麻子与李大花究竟是否同宗同姓？
但法律是要讲求证据的，不能你说他祖宗是李四，那他就是李四。
《房氏家谱》
（参考图：著名功夫巨星成龙家谱。成龙原名房仕龙，据称为唐朝名相房玄龄之后，因父亲房道龙在国共内战时期逃往台湾，身份敏感，故改姓名为“陈志平”，后携家人辗转至香港，而成龙也由“房仕龙”改为“陈港生”，此姓名亦使用至今。）
如果张三真的秉公执法，肯定就会问李老太太：
那您的李氏家谱呢？
您光说王四就是当年的李四，那有没有啥实际证据能证明，他的确就是李四？
如果能证明，那王大麻子就是李大麻子，他跟李大花就是没出“五服”的“同宗同姓成婚”。
按唐律，各徒二年，缌麻以上，当以“奸”论。
《唐律疏议·卷十四·户婚律》：诸同姓为婚者，各徒二年，缌麻以上，以奸论。
另还要查明，王大麻子是否遵照父母之命娶的媳妇儿？
还是自己未经父母允许，私自娶的？
如果确实未经父母私自娶妻，则还要罪加一等：
按律，杖一百。
未成者，从尊长。违者，杖一百。——《唐律疏议·卷十四·户婚律》
可是，即使到最后，王大麻子也不会受到任何处罚，因为神奇的地方就在于两点：
一是王大麻子跑去外地娶的媳妇儿，所以他有个前提，即，“诸卑幼在外，尊长后为定婚，而卑幼自娶妻，已成者，婚如法。”，所以他不会受到“父母之命”在相关法律上的完全约束。
二是没人能用实际证据证明，王大麻子的祖先就是李四，因为年代实在太过久远，后人无从考证王大麻子跟李大花到底是否同宗，故律不禁。
因此，即使我们站在上帝视角，心知肚明老王和他老婆是“同宗同姓”，但在当时的老王和他老婆，乃至负责民间婚嫁的官员眼里，他们这种同姓结婚，依旧是被允许的，不在我前文所提及“同姓成婚罪”的范围之内。
不过，如果能找出家谱，翻到最根儿上的祖宗先辈，证明成婚的俩人的确“同宗同姓”，那麻烦可就大了……
《唐律释文·卷十四·户婚》：受姓命氏古者，因官受姓名，能养马者为司马，若掌仓有功为仓氏，若封于唐谓之唐氏，居于范邑即为范氏。如此之类稍多，不可概举也。—— 《略论唐律中的服制原则与亲属相犯》：疏云：古者，受姓命氏，因彰功德，邑居官爵，事非一绪，共有祖宗迁易，年代浸远，流源析本，罕能推详。又如近代以来，特蒙赐姓，谱牒仍在，昭穆可知，令姓之与本枝，并不合共为婚媾。
此为关于同宗异姓之特例，前段情形似因古代已属异姓，今则无从确证其系同宗，故律不禁止。后段情形，则事属近代，尚能知悉其系同宗，故律予禁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郑定
最后，愿现在的我们，人人都能找到真爱，收获属于自己的真正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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