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考古，“重写”了一部怎样的中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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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13日，湖南常德市汉寿县株木山乡全赋村的老坟山墓群考古发掘工地。图/IC

百年考古，“重写”了一部怎样的中国史

本刊记者/倪伟

2021年4月，在《推理与发现：考古纪事本末》的新书发布沙龙上，一位读者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为什么不认为二里头遗址是夏都？


《推理与发现：考古纪事本末》一书是二里头考古队第三任队长许宏回顾自己20年考古田野经历，向读者展示其亲历的考古发现及思考的考古普及读本。


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洛阳偃师，相传这里是孕育了华夏文明的中原腹地。自发现之日起，对其“姓夏还是姓商”就争论不休。


对夏的执着追寻，交织着中国人对中国历史的追问、对华夏民族身份的确认、对国家自信的重建、对考古学科的期许等等，堪称中国考古学复杂使命的缩影。

20世纪30年代的殷墟王陵大墓M1217发掘考古现场。图/FOTOE

100年前，一位瑞典人开启了中国现代考古的大门，西方现代考古学就此传入中国。“中国史前文化的系统论不是社会科学理论的套用，而是根据扎实的考古材料所建立起来的文化历史。”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教授张光直在《论“中国文明的起源”》一文中如此写道。


100年里，考古学让人们用另一种方式了解过去，知道我们从哪里来，“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脉络逐渐清晰。不过，这门学科带来的疑问，或许比答案更多。

第一次考古高潮

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与中国地质学家袁复礼带队，在河南仰韶村挖出了大量石器和彩绘陶片。这些出土文物，被确认为远古文化的遗存。因此，仰韶村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被命名为仰韶文化。


安特生热爱冒险，去过南极和北极，他本是北洋政府从中立国瑞典聘请的地质顾问，来帮中国寻找矿藏。刚来两年，袁世凯去世，地质调查没了经费。这却给了他一个机会去做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收集和研究古生物化石，并申请到了仰韶遗址的考古发掘许可。

安特生。图/FOTOE

这趟由个人爱好与特殊身份催生的出行，却是个了不起的开始：1921年10月27日，以田野调查、发掘为特征的西方现代考古学，进入了中国。


仰韶文化也被称为彩陶文化，其范围以渭、汾、洛诸黄河支流汇集的关中豫西晋南为中心，北到长城沿线及河套地区，南达鄂西北，东至豫东一带，西到甘、青接壤地带，持续时间在公元前5000年至前3000年。


但是当时安特生对仰韶文化的解读，让很多中国人感到沮丧——他认为仰韶文化是从西方传入的。因为仰韶文化的典型器物彩陶，在中国从未见过，在中亚却大量出土。19世纪起，一些西方人就做出这样的论断：中国文明是源于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这种说法流传到国内，甚至写进了清末民初的历史课本。


这次官方考古的初体验，非但没能唤回民族自信，反而又一次刺激到了中国人，也引发了中国考古发现的第一次高潮。

民国时期，傅斯年与史语所同仁在北京北海合影。前排右起李济、吴稚晖、蔡元培、徐中舒、裴文中。后排右起赵元任、傅斯年、董作宾 、 姓名不详、丁山。图/FOTOE


1926年初的农历小年夜，留美归国的人类学博士李济顶着寒风，带队前往山西夏县西阴村。他希望找到更多证据，阐明彩陶的来源和与中国文化的关系。这是中国人主持的第一次田野考古，梁启超给儿子梁思永写信谈到这次行动，针对当年安特生判断的仰韶文化来自西方的论断，梁启超说这些中国学者“想翻这个案”。1929年春天，从西阴村等地考古归来的李济，出任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正式接任殷墟发掘负责人，从此他的名字与安阳不可分割。

这时期，中国考古界收获非常大，包括对周口店遗址的大规模发掘，中瑞学者组织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发现了大量汉代大小城堡，还有山东历城龙山镇城子崖遗址等。


殷墟遗址位于河南安阳西北郊区，跨洹河两岸。对殷墟持续至1937年的15次挖掘，出土了著名的“大龟四版”“七块龟版”、后母戊鼎以及藏有1.7万片有字甲骨的YH127甲骨坑等。这些古老而新鲜的材料，与历史文献合拢，使得商代成为确信无疑的信史。


殷墟发掘和甲骨文研究，开创了中国人认识历史的一种崭新方法：用地下材料印证文献记载，并补充古史的缺失，亦即“证经补史”。在此之前，历史研究只能依靠古文献和有限的青铜铭文、石刻碑文等材料。国际学界也因为殷墟的发掘对中国考古产生了兴趣，美国学者评价，殷墟堪与特洛伊遗址的发掘相媲美，两者都把传说变成了现实。

1935年，傅斯年前往安阳视察第十一次发掘，右一为梁思永，右二为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图/FOTOE


殷墟是星星之火，中国第一代最重要的考古专家几乎都是从这里走出的。除了李济和董作宾，还有第一位受过西方考古学训练的梁思永，以及石璋如、尹达、王湘、高去寻等。这群当时二三十岁的年轻人称兄道弟，在李、董、梁三位先生之下，戏称“十兄弟”。


有个26岁的实习生参与了第十三次发掘，见证一具完整的女性骸骨出土时，他正站在坑边，产生了诗意的联想：“她的爱人洒着眼泪，将泥土遮没了痕迹，哪里知道数千年后有人来翻掘呢？”他叫夏鼐，新中国成立后，他领导了考古事业长达30余年之久。


殷墟的考古发现，特别是其所出土的卜辞中关于商王室的资料，对历史文献中关于商朝的记载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即与《史记》中对商王朝的综述基本一致。为此，研究古代史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们深受鼓舞，迫切地希望用同样的方法，还原印证历史文献尤其是《史记》中关于夏朝的记载。

寻找夏朝

1948年内战局势渐明。11月，故宫博物院、中央博物院决议选一批文物运往台湾，李济、董作宾受命参与押运，从此离开了大陆。


梁思永、夏鼐等人留在大陆。当年的殷墟考古“十兄弟”中两人早逝，四人赴台，四人留下，大多数人再也没有重逢。次年，留在大陆的人组建了中科院考古研究所（1977年改属社科院），夏鼐是继郑振铎与尹达之后的第三任所长。


50年代，郑振铎、梁思永、夏鼐等人敏锐预感到，大建设将让文物遭殃，考古所先后向西安西周丰镐、汉长安城、隋唐长安城、洛阳东周王城、汉魏洛阳城、隋唐洛阳城等古代都城遗址派出考古队，配合基本建设，这就是抢救考古。


这一时期最大的成果是对二里头遗址的发掘。主持这一考古工作的是中科院考古所研究员徐旭生。


徐旭生是留法归来的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30年代前后出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考古组主任一职。北平研究院是一个与当时的“中央研究院”齐名、同样是大家云集的地区性综合国立研究机构，其下设的史学研究会考古组与李济主持的史语所考古组类似。30年代，徐旭生率队前往陕西关中地区调查周秦遗址，在宝鸡至长安地段发现包括宝鸡斗鸡台遗址在内的7处遗址。


郑州商城遗址、登封县王村遗址的考古发现，从地层关系上判断出这种文化的年代晚于龙山文化，又早于商代。这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注意，寻找夏朝的动议再次燃起。


1959年夏天，已经71岁的徐旭生，坐火车前往豫西，去寻找夏代都城的遗迹“夏墟”。这位白胡子老人待人和蔼，不愿给人添麻烦，总是随身带着铺盖卷，借当地政府、学校的空房下榻。一路行程很紧，一个多月调查了十多处遗址，常常一天步行十余里，雨天光脚蹚泥，靠红薯馍充饥。


顺着文献记载找遗址，是最有效的办法。出发前，徐旭生梳理了文献里关于夏的七八十处地名，凭着自己深厚的古史底子，在地图上画了两个圈：河南洛阳平原及其附近，山西西南部汾水下游。


这次先去洛阳。


1959年5月中旬的一天，洛阳偃师忽然下起大雨，道路泥泞。这一天徐旭生到了二里头村调查，兴致很高，坚持冒雨调查完毕，直到天黑。


这是对二里头遗址的首次考古调查。当时徐旭生认为二里头属于商代早期，不过，后来学者的研究将二里头与夏朝直接挂上了钩。

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龟甲及其上的甲骨文。图/FOTOE

殷墟是商代晚期都城，考古学家希望证实更早的信史，目光自然投向商代早期，以及传说中的夏代。据东周《竹书纪年》记载，从“成汤居亳”到“盘庚迁殷”，商代历经七座都城，殷墟是最后一座。令人遗憾的是，二里头并没有文字出土，无法直接定位年代，需要依靠其他无言的物证。


事实上，直到今天，人们再没有发现比甲骨文（“殷墟文字”）更早的中国文字系统。“文字是可遇不可求的。”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文字如果写在简帛木牍等易于腐朽的载体上，即使存在，也留不下来。


二里头遗址出世，让考古学家离夏朝从未如此接近。夏朝是文献记载里中国第一个世袭制王朝，如果将一个具有广泛辐射力的王权国家定义为“中国”，夏朝就是作为国家的中国诞生之起点。寻找夏朝，从情感上延续了晚清以来重修国史的爱国热情，也是考古学界自殷墟之后理所当然的下一个目标。王国维曾乐观地判断：“由殷周世系之确实，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此又当然之事也。”


抢救考古还在延续，从国家级考古队到省级考古队，甚至是县级考古队都出动了。


定陵是新中国第一座经国务院批准，有计划、有组织、主动发掘的帝王陵墓。虽然夏鼐极力反对挖掘，但还是不得不亲自主持挖掘工作。从1956年开始，挖掘工作持续了两年，出土了大量珍贵的丝织品、玉器、金器等文物。然而，由于技术水平落后，无数奇珍异宝无法保存，发掘的丝织品变硬腐化，三口金丝楠木精制而成的巨大红漆棺椁以及万历帝后的尸骨也在“文革”前后被毁坏。


痛定思痛的郑振铎和夏鼐上书国务院，请求立即停止再批准发掘帝王陵墓的申请，周恩来批准了这一申请。不主动发掘帝王陵从此成为考古界的一个定规。


上世纪60年代开始，以路易斯·宾福德为代表的一批美国年轻考古学者崛起，强调以人类学视角研究考古，重要的是解释文化变迁的过程，被称为“过程考古学”或“新考古学”学派。当时，中国考古人对这些还一无所知，他们忙碌在层出不穷的新发现中，甚至来不及做出解释。

漫长的争论

回到文章开头提到新书发布沙龙。


作为二里头考古队第三任队长的许宏，如此回答现场读者的提问：“二里头极有可能是夏，最有可能是夏，但在发现文字证据之前，如果有哪个专家说能给出定论，那这个人一定靠不住。”


这是一场漫长的争论。


1978年春天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预示着“科学的春天”到来。而此前河南登封的冬季，考古界已经涌动着自由论辩的气息。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的至少有3700年历史的大型绿松石龙形器。图/中新


1977年11月18日至22日，河南登封告成遗址举行了一次现场会，主题定为夏文化。大会上来了个“搅局者”。会开到第四天，临近结束，北京大学教授邹衡拿起了话筒，作了长达6小时的发言，核心观点是：“二里头文化不能从中割开，一至四期都是夏文化。”会下，考古所的先生们窃窃私语，打算组织反攻。


邹衡的“搅局”，事关二里头遗址是不是夏都、是哪个时代的夏都的问题。此前20年，主流意见认为二里头遗址在200多年里兼有夏商两个时代，前期为夏代晚期都城，后期为商代早期都城。这个推论有时间与空间的双重证据：时间上，二里头早期的器物比商代更早；空间上，史书记载偃师附近有个商代早期的都城“西亳”。现在邹衡提出了另一个观点。


后续几十年关于夏文化的大规模论战由此点燃。考古学家俞伟超曾说，在中国没有另外一项考古学研究，曾经在那么长的时间内牵动着那么多人的心，一次又一次地引发出新的理论概念的思考。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庆伟在《追迹三代》中记述了这段故事，正是他给了邹衡“搅局者”这个名头。邹衡当时是少数派，不过，他很快得到了考古发现的支持。1983年，二里头遗址5公里之外，另一座商代城址“偃师商城”出土，与“西亳”位置吻合。那么二里头遗址晚期就不是“西亳”了，整个二里头可能都是夏代。

1984年出土于河南偃师的青铜爵。图/IC

“最大的争论基本平息了，普遍认为二里头是夏，偃师是商。”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认为，“（二里头）除了没有文字，其他一系列证据链都吻合，不能把这些全都无视。”


“夏找到了。”这迎合了以考古“证经补史”的心理。大概1980年代后期开始，“夏”在官方话语中正式登堂入室。二里头遗址考古队前队长许宏所在的社科院考古所“商周考古研究室”，不知不觉中改名为“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他后来问了很多人，都不清楚具体是什么时候改的，“有一年从院子里搬到楼上，木牌换成铁牌子，可能在那时候就换了。”


邹衡的意见也并非牢不可破。至今关于夏商王朝分界，仍有多种提法。邹衡观点的挑战者之一，正是许宏。他认为二里头现在不是“姓夏还是姓商”的问题，只要没有发掘出文字材料，它就既不能说是夏也不能说是商。他称自己为另一个“搅局者”。


相差36岁的两位“搅局者”属于两代人。邹衡的老师是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郭宝钧，曾参与过殷墟发掘。邹衡与许宏的老师徐苹芳是同代人，是新中国培养的最早的一批考古学家。


两代“搅局者”曾多次相遇。2004年，二里头遗址公布一系列新发现，之后不久的一次会上，拄着拐杖的邹衡遇到许宏。许宏将那次会议命名为“中国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邹衡跟他说，会办得很好，美中不足的是，名字要是改成“夏文化学术研讨会”就更好了。

利簋。

二里头每一任考古队长都干了不多不少20年。“第一任老队长的观点，从跟随殷玮璋改成跟邹衡一致，第二任队长同意邹衡的观点。到了我，第三代，却不知道是不是夏了。”许宏对《中国新闻周刊》笑道，“有人说是‘九斤老太，一代不如一代’，但我作为考古队长的价值，就是提供更详实的材料，而不是明确观点。”


看似是考古人之间的“代沟”，但分歧在同一代学者之间也会浮现，反映的是对考古学使命的不同见解：考古依然要“证经补史”，执着于与文献记载“合龙”，还是突破文献的文字世界，用客观的考古发现重建一部更具人类学色彩的宏观历史。

杰出的架桥人

1979年8月，考古学家李济在台北病逝。同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告台湾同胞书》，两岸关系有了破冰的迹象。


当年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考古》杂志第三期上，刊载了哈佛大学人类学教授张光直以“韩起”为笔名发表的文章《台湾原始社会考古概述》。这是张光直1976年寄给夏鼐的，积压了3年终于刊出。


祖籍台湾的张光直生于北平，高中时随父母回台湾，后成为李济在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教的得意门生。从台大毕业后负笈美国，在美国任教三十多年间，一直致力于考古学理论和中国考古学的研究。


80年代前期，李济仍是个不能提的名字，年轻一代学生基本不知道他是谁。社科院考古所所长陈星灿记得，直到1990年，一本《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在北京出版，宣布了李济的“回归”。

李济没能重返大陆的考古现场，但他的学生等到了这一天。1975年张光直随美国古人类学家代表团一行来到北京，但那时与大陆考古界同仁接触的机会依旧非常受限制，于是，1977年他又回大陆探亲旅游，1978年随汉代史代表团到大陆访问。


中美建交后，两国学术交流逐步恢复，张光直往返于中美之间，他甚至提出想来考古所或北大工作，不是客座或兼职，而是成为一名正式员工。当时，中美生活条件差异巨大，他并不在意。90年代，他还跟陈星灿回忆过当时的想法，“一辈子都想回到大陆进行田野考古。”


1983年的一天，张光直访问北京时，来到房山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当时毕业不久的王巍正在这个项目上，张光直看到了传说中的洛阳铲，立刻让王巍演示给他看，自己也试了试。洛阳铲，最具中国特色的考古工具，起先是洛阳一带盗墓者吃饭的家伙。杆头装一个卷成筒状的铲子，扎进地里转几下，铲子里就带上了土，有时还能带出陶片、玉器等文物。考古人沿用了过来，一看铲子里层次分明的土层，就知道地下是城墙、墓葬还是灰坑。


直到1990年，国务院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涉外工作管理办法》，同年，张光直获批组建中美联合考古队，在河南商丘扎下洛阳铲，寻找他脑海中商人祖先的第一座都城。但天不假年，没过几年，他患上帕金森，只能坐轮椅到发掘现场看一看，已经无法亲自动手发掘。

2012年12月28日，湖北十堰市郧县青曲镇弥陀寺村滴水岩化石点考古发掘现场。该考古点发掘出距今约10万-20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手斧等。图/新华


张光直将自己作为桥梁，沟通两岸及美国三地考古学界。陈星灿说，那时将国外最新理论和方法引进国内，同时将中国最新成果向外介绍，张光直几乎是唯一的渠道。


然而，对于张光直的一片赤忱，他的两个故乡却都有所保留。1982年，张光直曾张罗哈佛大学与四川大学合作开展考古项目，被夏鼐阻断了。他回台湾与史语所合作，也并不顺利。“他是代表外国，两岸老一辈考古人都受过帝国主义侵略的苦，大概是过去受伤留下的阴影。”陈星灿说，“我估计他虽然有批评，但也理解。”


张光直联合考古计划告吹的同年，陈星灿进社科院考古所读研，时代正在改变。

“满天星斗”说

变革之中的大陆考古学界，有陷入困惑境地的感觉。


1984年，苏秉琦在北大考古教师会上说：“在以往的工作中我们习惯于整理材料，编写报道、论文，进行专题研究和综合研究。诚然，这些工作都带有科学研究的性质，都涉及一些理论，但其中却普遍存在着概念模糊的问题。说到底，是我们的实践工作已经走在前面，理论工作落后了。”


同年，张光直回北京大学和山东大学讲学。当时，许宏在山东大学当助教，现场听了张光直学术演讲，“传统考古学”“新考古学”“后过程考古”等考古学理论方法不由分说地涌向中国大陆的年轻学子。张光直宛如学术明星，山东省考古所和博物馆的人都跑来旁听，后两次不得不挪到更大的教室。


张光直做了充分的准备，他很清楚，大陆同行守着无与伦比的宝贵资料，却“满足于继续采用李济时代的方式来处理考古资料”。他直言不讳地批评：“中国（大陆）80年代以前的考古研究和解释方法，依旧停留在三四十年代的水平。”


与世界隔膜许久的中国考古学，需要新的刺激。近20年里，张光直不断把国外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介绍回国，比如他有深入研究的聚落考古。聚落考古从50年代在美国萌芽，强调通过遗存来剖析聚落的社会结构，把考古学的“资料”转化为人类学的“现象”。再比如他提出的“中国（文化）相互作用圈”理论，这一成果，最早刊于耶鲁大学1968年版《古代中国考古学》，1989年，他亲自翻译刊登于《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中。

2007年，由31位水下科考人员组成的西沙考古工作队，在西沙群岛对华光礁水下Ⅰ号沉船遗址和北礁沉船遗址，开展了抢救性发掘和水下考古调查工作。图/中新


针对大量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张光直指出：“所有的区域文化在经过一定的时间之后都更广泛地分布，而它们彼此之间的相互作用趋于深化，终于在公元前第四千纪中间形成了一个‘相互作用圈’，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


这一理论其实与苏秉琦提出的中国史前文化“满天星斗”论不谋而合。


上世纪70到80年代，是苏秉琦理论建构的关键时期。恰恰在这段时期，中国考古学界迎来了一系列难以解释的难题，几乎颠覆了对中国文明史的认知。


1986年7月24日夜里，新华社发了一条通稿，以“中华五千年文明曙光”为题，介绍辽宁凌源牛河梁遗址的新发现。第二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早晨7点档的新闻联播，这条消息足足播报了三分钟。报道称，牛河梁遗址将中国文明史提前了一千多年。牛河梁遗址是距今5000年的一处祭祀场所，属于红山文化——红山文化以赤峰东郊红山后遗址命名，距今6500到5000年，分布于东北地区西辽河流域。


牛河梁遗址考古领队郭大顺起了个大早，守着广播，又激动又忐忑。“讨论中华文明起源是很敏感的事啊，是个禁区。”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当时主流的中国史是从夏写起的，总长度约4000年，比如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


牛河梁遗址发掘的几年里，郭大顺永远难忘的一天，是1983年的11月2日。辽西山区初冬已相当冷冽，显得分外安静，遗址上只听到小铲刮土的声音。就在这安静中，一个完整的女性人头塑像露了出来，仰面朝天，双目圆睁。

2018年1月26日，考古工作人员对江西南昌海昏侯墓园五号墓的内棺进行清理工作。图/新华


郭大顺的老师苏秉琦端详这位“红山女神”许久，说：“这是中华民族的共祖。”因为牛河梁的祭祀制度与后世历代似有传承关系，其三重圆祭坛的模式，与明清天坛一脉相承。苏秉琦觉得中华文化里，红山文化这一支基因强大。


中原一直被认为是中国文明起源的中心，而这一时期的一系列重大发现，表明距今4000~5500年，各个流域都已经形成复杂社会。比较重要的还有杭州良渚的大墓、山西襄汾的陶寺墓地，以及五六十年代发掘的石家河、屈家岭等遗址，天南海北遍地开花。


“中原中心论”摇摇欲坠，中华文明的摇篮难道不在中原，而是东北？苏秉琦预感到，一场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大讨论，已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大家要有思想准备”。


这场讨论触及了中国考古最核心的问题：中华文明到底起源于何时何地？


苏秉琦提出：认为文明只起源于中原的“中华大一统”观念是个“怪圈”，需要跳出来。中华文明并非一灯烛照，而是满天星斗。这给了“中原中心论”最后一击。


他把广阔的中华大地分为六大区系，认为每一块都有独立的文明起源和发展体系，中原只是其中的一块。“满天星斗”的说法则更容易理解。到夏商时代，随着各地文明交流与融合，以及对域外文明的吸收，中原才成了中心。这种“多元一体”的构想，成为理解中国文明起源的核心框架。

回到中原

1992年，老一代考古专家中较为新锐的俞伟超，在河南渑池班村启动了一个特别的考古项目，被称为“新考古学的试验田”。前后数年有14个单位40多位学者，以及三位美国考古学家，先后来到这个普普通通的史前遗址，试验多学科联合研究，史无前例。


当时，新考古学引发了一次著名的论战，导致“同室操戈”，余波荡及海外。与俞伟超师出同门的张忠培撰文批判，称新考古学为了抬高自己，刻意贬低了传统考古学，其实并未增加什么新内容。张光直隔空调停两位老友，也对新考古学提出不少批评，认为其热衷于发明新名词，中国考古学大可不必紧跟“时髦而毫不务实”的风气。


当时，陈星灿问张光直属于什么学派，张说自己什么学派都有。“你的兴趣、学术背景等决定了你的研究方法。”陈星灿说，如今的中国考古学界，坚持各个学派的也都有，“文化历史学派也好，新考古学也好，后过程考古学也好，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建构或者重写我们的历史。”

四羊方尊。

班村考古是一次激进的尝试，参与的青年学者如今已陆续退休，考古报告仍遥遥无期。“从现在看，它是一个失败的典型。”陈星灿说，“但概念是对的，现在已经成为研究型考古项目的常态，作为研究方法的一部分。”


一直以来，张光直利用各种资金资助邀请大陆考古学家去美国访学进修、帮助大陆学生到哈佛攻读学位。他与大陆几辈考古学家都私交甚笃，视夏鼐为老师，包饺子招待访美的考古学家徐苹芳，每次回大陆都给晚辈陈星灿打个电话“汇报”：我回来了。他与长自己22岁的苏秉琦更是惺惺相惜。


两人见面次数并不多，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郭大顺记得，有一次张光直到北京大学开会，午餐时间，看到晚到的苏秉琦坐到食堂门口那桌，他马上端起碗筷快步挤过人群，紧挨苏秉琦坐了下来。那年张光直行动已有些不便，但这一过程却相当麻利。


苏秉琦以“摸陶片”著称。陶器不起眼，但延续时间长、变化多，是文明演变的化石。他看到陶片、陶器就喜欢上手去摸，如痴如醉。他说：“根据我的实践体验，手感对于形象思维的作用，绝不是凭视觉得到的印象所能代替的。”


无论是摸陶片，还是想问题，苏秉琦都有着强大的直觉。1977年的一天，他在良渚遗址考察，当时良渚还有点“平平无奇”。他坐在大观山果园里歇脚，问司机，杭州在哪？司机说，我们就是从杭州过来的啊。苏秉琦神秘地笑笑，指指脚下：“古杭州就在这。”几年之后，大观山果园下挖出了宫城，辐射整个环太湖地区的古国揭开面纱。


王巍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那是苏秉琦掌握了太多新资料。当时在考古所，王巍与苏秉琦办公室挨着，各地考古队不断进京给苏秉琦送最新的资料，请教看法。有人开玩笑，国家文物局还不知道的资料，苏先生就先知道了。


陈星灿说，自安特生起，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经历了“西来说”“东西对立说”“中原中心说”“多元一体说”。“多元一体”是苏秉琦最先大声疾呼的，这是他对中国考古学最重要的贡献。

刘胜金缕玉衣。

中华文明的拼图上，依然还有很多残缺。正如许宏所说，“我们说不清楚的，永远比能说清楚的多得多。”


2021年4月13日，新一年度的考古界“奥斯卡”——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入围的项目中，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被认为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的一块关键拼图。河南文物考古部门称，这是5300年前后古国时代的一处都邑遗址。重要的是，它位于中原，而且是在5300年前这一关键时期，换句话说，中原迈入文明社会的起点，可能就在这里。


因其出土器物远远少于同期的其他古国，对于双槐树遗址的性质不乏争议声。“不急于解释。”王巍说，“有人认为可能是发展模式不一样，也可能还没发现高等级墓地。”


能说服许宏二里头是夏都的文字证据，或许就埋在二里头的地下。二里头遗址有300万平方米，60多年才发掘了4万平方米，不到2％。


“我当然也期待有历史信息丰富的大墓，但要慢慢来，未来的技术会更先进，交给年轻人去做吧。”许宏说。


参考资料：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刘莉、陈星灿《中国考古学》，许宏《何以中国》，孙庆伟《追迹三代》，李济《安阳》，岱峻《李济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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