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温大树学习
读2026年2月《天涯》张洪《孙绍振、汪曾祺文学启示录》，最让我心头一震的，是一句老话：好诗面前该罢手，“莫抛心力作词人”。
这话初听有点丧，细想却极慈悲。它不是劝人放弃热爱，而是提醒我们：有些热爱，未必适合你一生的志业；有些才华，也许只够点亮一小段路，点不亮整座城。与其在力所不及的地方死磕，不如体面地转身。
身边就有这样一个例子。
温大树，湖北竹溪人，算是我们县城作协那一挂的“小人物”。早年间他也写小说，勤奋、认真，在各级报刊发过不少作品，看得出有文学热忱，也有一点野心。可写着写着，他慢慢意识到一个问题：自己缺的不仅仅是技巧，而是底子、学养、阅历，那种能托住长篇大论的“底蕴”。再写下去，不过是拿有限的心力，去填一条望不到头的沟。
于是，他罢手了。
不是不再读书，也不是不再敬重文字，而是承认：自己大概成不了真正的好诗人、好小说家。他把笔搁下，拿起相机。
那是1990年代。温大树当时的工作，是公路养护。白天在路上修路、清边沟，傍晚和节假日，就背着相机在山里转。他拍竹溪的山、河、云、雾，也拍路边卖菜的老人、赶路的司机、新修的公路桥。风光里有生活，风景里有故事。他的照片，被《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主流媒体一次次采用，累计发表图片超过万张。
他不爱张扬，也不爱标榜“艺术家”身份，只是默默地，用影像替竹溪记日记。久而久之，人们叫他“竹溪的影像记录者”，他自己倒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只是说：既然写不好小说，那就用另一种方式，爱一爱家乡。
我常想，温大树其实是幸运的。他在文学这条路上及时刹车，没有把自己耗干，也没有变成那种一边抱怨“怀才不遇”、一边又舍不得停笔的人。他把自己的心力，从一条走不通的窄巷里抽出来，投进另一条更适合的河流。结果，水流反而宽阔了。
“好诗面前该罢手”，不是说诗不好，而是说——你得知道自己是谁。有些人天生该写诗，有些人适合拍照，有些人适合养路、教书、种地、记账。承认自己的局限，不是失败，而是一种清醒的胜利。
在这个人人被鼓励“坚持梦想”的时代，或许我们也需要一点相反的勇气：敢于承认，这个梦，我做不动了；然后，换一个梦，继续认真地活。
就像温大树那样。
即使没有福泽谕吉
——读《野蛮的“文明”》后的随想
读王龙《野蛮的“文明”——福泽谕吉的“黑白人生”》（2026.2《天涯》），泛起一个令人战栗的假设：
假如福泽谕吉死于1878年？
在那个时间节点上，他刚刚写下《劝学篇》与《文明论概略》，正站在启蒙的高地上，对日本人温言细语地说着“天不生人上之人”；而他的笔锋，也正要蘸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冷墨，去写《通俗国权论》，去孕育《脱亚论》，去为日后那场滔天战火磨利第一块刀石。
于是我想，如果那一年的枪声先响了，历史会不会因此慈悲一点？
会不会少一个“军国教父”，多一个纯粹的“启蒙圣人”？
然而，合上书页，这种天真的幻想很快就被现实击碎。
然后呢，我又想到，即使福泽谕吉死于1878年，还有祸泽谕吉，福泽渝凶，或者福海渝吉，日本依然如昨。
福泽谕吉之所以可怕，从来不在于他一个人的名字，而在于他精准地代言了一个时代的欲望。
明治日本的空气中，早已弥漫着“富国强兵”的焦躁与“脱亚入欧”的狂热。那是一个渴望用鲜血洗刷“落后”污名的日本，是一个急于在列强餐桌上抢到一把椅子的日本。在这样的土壤里，即便拔掉了福泽这根“显眼”的刺，也必然会有另一根刺长出来——名字不同，毒素却同根同源。
他只是那个恰好站在风口的人，把时代的野蛮，包装成了文明的口号。
他死后，会有无数个“福泽”接过他的笔，继续写着同样的剧本：一手高举“文明”的灯笼，一手在亚洲的伤口上练习解剖。
所以，1878年的枪声即便响起，也只是一个人的死亡；
而日本那列冲向军国主义的列车，并不会因此晚点。
昨日的阴影，依旧会如期覆盖今日的东亚。
这，或许才是王龙这篇文章留给读者最沉重的一记回响。
莫愁湖畔·石象
钟祥莫愁湖边，莫愁国际大酒店立于水畔。门对着湖水，碧波轻动，台阶上是层层的石阶，喷泉雾气氤氲，真有几分仙境的意思。偶尔有鹤舞翩跹，似要飞上云霄。
最记得是店门口的一对石象。
左边那头，象鼻卷着元宝，朝里（中心）；右边那头，象鼻卷着云纹，也朝里（中心）。后来想着，这摆放倒是有些讲究：
左象卷元宝朝内，元宝是财，便是引财入宅、聚财守财的意思，望家业安稳累积；右象卷云卷朝内，云是祥瑞，便是纳吉迎祥、家庭和睦的意思，也盼着吉祥之气常驻。一对石象，象鼻都朝着门内，像“双象守财”的格局，守着家宅的财富与安宁。听说左为公象，主事业招财；右为母象，主家庭人丁，也合了“男左女右”的阴阳平衡。
摆放的位置也有说法：要在大门两侧明堂，视野开阔，别正对门中央或尖角、楼梯；高度不过门楣一半，底座离地约三十公分，气场更稳；材质多是花岗岩这类硬石，耐得住风吹日晒。
细细想来，这石象的摆法，不过是借了些象征——元宝、云纹、朝内的象鼻，把招财、守财、家庭和睦的心愿都放里头了。既有风水的老讲究，也是住的人、开店的人，盼着家宅平安、日子富裕的一份心意。
尊敬的各位嘉宾、各位亲朋好友、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好！
今天是我的儿子马朝烨和夏萌小姐两位年轻人相许终身的大喜日子。大家从百忙之中抽出宝贵时间，欢聚一堂，共同见证并祝福这对新人，我心里感到万分高兴，也充满感激。首先，我代表我们全家，向莅临现场的各位长辈、亲戚、朋友们，致以最热烈的欢迎和最衷心的感谢！
缘分是世间最美的相遇，也是两个孩子从相识、相知到相爱，直到今天笃定余生、互许婚约的珍贵纽带。看着他们站在一起，我们做父母的，心里既有说不出的欢喜，也有一份踏实和欣慰。
在此，我想对朝烨和夏萌说几句心里话：
订婚，意味着你们正式携手走进人生的新阶段。婚姻不只是鲜花与浪漫，更是责任、包容与长久的相守。希望你们从今往后，互敬、互爱、互谅、互助，多一份理解，少一份计较；多一份珍惜，少一份任性。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勤劳的双手，去创造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把小日子过得温暖安稳、幸福美满。也祝愿你们在事业上再接再厉，更上一层楼，恩爱一生、岁岁相依、喜乐长安！
同时，我要特别感谢亲家夫妇。感谢你们养育了这么优秀、懂事、善良的女儿，也感谢你们对两个孩子感情的认可与成全。从今天起，我们两家就是一家人，不分彼此、互帮互助、和睦相处，愿我们常来常往、亲如一家。
最后，再次感谢各位亲友的到来，为两个孩子送上最真挚的祝福。也衷心祝愿在座的各位长辈身体健康、阖家幸福，各位亲友万事顺遂、平安喜乐！希望大家在今天这个喜庆的日子里，吃好、喝好、尽兴而归！
谢谢大家！
订婚
回程
百二钱与二百钱
在《文学自由谈》2026年2期的封二“作家的字”，读到周蓬桦先生的书法，写的是郑板桥的《渔家》：“卖得鲜鱼百二钱”。
这首诗，脑子里一直是“二百钱”，仿佛只有那样，才对得起渔人起早贪黑、一身风浪的辛苦。这儿落在宣纸上的，是“百二钱”——区区百余文，换来的不过是一日炊粮，和一条不得不晒着湿苇、慢慢等风吹干的归船。
周蓬桦是作家，也是书法家。他出版过不少散文集和长篇小说，拿过冰心散文奖、泰山文学奖，又在行书、草书中浸淫多年，笔墨里有文学的呼吸。他的字不炫技，线条却自有韵律，像这段文字一样，安静、克制，又暗含温度。
想起郑板桥，一生客居扬州，卖画为生，看尽市井冷暖。他把渔家的窘迫写得极淡：鲜鱼卖不出几个钱，籴粮、烧湿苇、晒芦苇，一桩桩都是琐碎的难。可人还是要好好把饭煮熟，把湿苇摊开晾晒，然后撑船回家。这种在困顿中仍保持体面的韧性，大概正是板桥与后来书写他诗句的文人，共同在意的东西。
“百二钱”比“二百钱”少，却比“二百钱”真。周蓬桦以作家的眼光择句，以书法家的手笔写形，把这份真，安安静静地留在了纸上。
消毒
基层作者一点想法
读2026.2《文学自由谈》聂尔《我的生态文学初体验》，翻看各地征文大赛的获奖作品。近几年，基层写作者蜂拥而起，散文写作明显呈“泛滥化”趋势：本土风物、地方风情、特产民俗、传说掌故……一波又一波，热闹得像文学的大潮真的来了。
于是有人把这些统称为“生态文学”。可若回到概念本身，生态文学并不只是写山水草木，它的底色是生态整体观与生态平等观，关注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承载着生态预警、环保启蒙和生态审美的功能。换句话说，它不只是“风景好美”，而是“风景为什么受伤，人又该如何自处”。
对照这个标尺来看当下的“风情写作”，大致可以这样分级：
能写出生态危机意识、对环境问题有所触及的，勉强算“合格”；能把这种意识融化在对本土风物、民俗传统的叙述之中，不露痕迹却让人心头一紧的，可称“优秀”；若有独到发现，语言与结构都独具一格，足以进入更高层级的“备选题库”；至于赛事中的顶尖之作，理应既有地方经验的厚度，又有对现代文明的反思深度。
当然，这也只是“有此一说，聊聊而已”。最终标准如何，还要看主办方与评委的价值取向。毕竟，方家大手笔，或许另有我们俗眼一时看不透的高招。但可以肯定的是：当“本土写作”真正跨过风物描摹的门槛，开始承担生态文学的思考重量时，它才算真正接上了时代的问题意识。
读不懂的林斤澜
读2026.2《文学自由谈》董华《给林斤澜“派活儿”》，想到常常翻阅的旧杂志，比如1984年《人民文学》第10期，封面朴素得像一块灰砖，里面却藏着两个刺眼的名字：《溪鳗》《车钻》。作者都是林斤澜。
那时候的我，对“重磅文学刊物”这几个字是敬畏的。《人民文学》一发，就是风向标，就是“你应该读懂”的意思。可摊开一看，头大。句子绕，人物怪，情节像是被人故意剪碎了，再随手一撒。读完合上杂志，脑子里只剩一团雾。
于是，“读不懂，不想读，不敢读，不忍读”，成了我对林斤澜的固定评语。
“读不懂”，是因为他总不肯好好讲一个故事；“不想读”，是嫌累；“不敢读”，是怕自己水平不够，辜负了“名家”二字；“不忍读”，是明明知道他在写人，却总觉得那些人被他写得有点变形、有点疼。
奇怪的是，这么多年过去，这套评语还在。偶尔翻翻他的集子，依旧是熟悉的挫败感。可我又不舍得把他从书架上请走。
后来我慢慢明白，有些作家，是拿来“过招”的。
他们不负责让你舒服，只负责把你拽出舒适区，逼着你重新想想：小说还能长什么样？人还能怎么被写？
林斤澜就是这样的人。他把温顺的故事拧巴成寓言，把清楚的性格揉成一团谜，让读者一边骂“什么玩意儿”，一边又忍不住回头再看一眼。
所以在我心里，作家大致可以被分成两类：
一类是林斤澜，
一类是其他人。
其他人很好，很好读，很好忘。
而林斤澜，不好读，不好忘，也不该被轻易读懂。
就像那本1984年的《人民文学》，纸页已经发黄，我仍旧把它放在伸手就能拿到的地方——
读不懂没关系，它在那儿，本身就足够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