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没被想起来的时刻
读林混的《陌生人的样子》（2026.4《散文海外版》），读到心里发虚。
他说，每个人都有往事，只是后来，有的人学会了把它们压进心底。这话说得轻，其实很重。我们以为遗忘是一种能力，长大后才发现，遗忘大多是一种不得已。
林混写小吴，写到最后，连样子都模糊了，只觉得像一场梦。可真的忘了吗？并没有。那个卖假老鼠药的人，后来去放羊了，“啥也不想了”；而我们在城市里奔波，却一直替他记着。原来，不是我们记性好，而是我们离疼痛太近，离释怀太远。
陌生人其实从来不陌生。他们是我们的同行者，在某一段路、某一个路口，曾和我们共享过一段刻骨铭心的时光。后来我们走散了，各奔东西，甚至不再提起。但只要机缘到了——也许是一场雨，也许是旧街的一个转角——那些被封存的脸，就会重新变得清晰。
我们一直没有忘记，只是没有碰到那个触发疼痛的开关罢了。
那天合上书页，窗外正有路人走过。我想，这些人此刻也是我的同行者吧。若干年后，若我再想起今天，会不会也像林混一样，轻轻叹一句：
“我以为我在做梦。”
读2026年4月号《散文海外版》，孟中文先生的《声声慢》。文中写一头老黄牛，写得极静，也极沉。我读着读着，竟想起小时候听过的《牛郎织女》。
说来有趣，我们总以为自己熟透了这个故事，其实误会不少。比如，牛郎并不是从天上贬下来的神仙，他只是人间一个孤苦的孩子，爹娘早逝，哥嫂冷眼，真正陪着他的，是那头同样从天庭跌落的老牛。老牛原是金牛星，因替人说情受了罚，才化作畜生模样，在凡间陪一个凡人说话。
再比如天上本没有“牛郎”这颗星。后来人们指着天鹰座的河鼓二叫牵牛星，又叫牛郎星，不过是借了故事的荣光。真正的牛郎，始终站在泥土里，扶着犁，牵着那头老黄牛。
为什么一定是黄牛，不是水牛？想来也合理。黄牛耐旱、温顺、肯干，是北方旱地里最踏实的影子。水牛爱水，性子也湿漉漉的，不太像那个能托梦、能指路、死后还要用牛皮载着主人追过天河的角色。老黄牛的筋骨里，本来就写着“信”与“义”。
织女星在天上亮着，蓝白色的光，温度极高，自转快得把自己甩成了扁圆形。可传说里她只是个会织布的姑娘，一年只肯在七夕哭一次。牛郎在天河边守着，身边照旧是那头老黄牛的魂。
孟中文写老黄牛，写的是衰老、沉默、一步步慢下来的生命。而我读到这些字时，忽然觉得，所有的老黄牛，大概都共用着一个灵魂：它们从神话里走下来，走进散文里，走进普通人一生的劳作与孤独里，不再分辨谁是金牛星，谁是牛郎，只是安安静静地，陪着人把日子过完。
敖家坝的梅
翻到2026年4月《散文海外版》里刘醒龙的《梅花有约》，心里一动，竟想起敖家坝的梅花来。
那是秦楚相接的地方，楚长城蜿蜒，关垭之下，藏着小小的敖家坝。龙洞沟里，洞沟河水流得不急不慢，是竹溪河的源头之一。欧胜宝老师的老屋就在河边：泥墙土坯，青瓦木窗，朴素得几乎要融进山色里。院坝狭长，临着高高的坎，坎下河水潺潺，而坎上，总是香气弥漫。
那香气，来自坝边一溜儿梅花。
我们叫它干枝梅。叶子早已落尽，枝干枯瘦，花却直接开在干枝上，凛冽又固执。也有人叫它腊梅，因腊月开花；或写作蜡梅，说花瓣如蜡，木质亦如蜡。名字怎么写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每年它都准时开着。
我总忍不住想，欧老师的母亲就像这梅花。刚强，能干，在那般贫瘠困难的岁月里，硬是把儿子托举成了才。人如花，梅似人，子肖其母，这话是一点不错的。
1990年代初，年年腊月二十一前后，我们几个好友便西行去敖家坝，再到龙山洼背柴火酒。夜里借宿胜宝老师家，临河闲谈，河水声轻，梅香也淡，像一层薄薄的雾气。回到屋里对坐读书，书架高高，梅香从窗外浮进来，清远沉静。清晨南行，沿着河边的窄路走，梅香一路送着我们进山；夜里回来，酒香混着梅香，陪我入睡。
龙山洼的夜是另一番滋味。几十里山路，山脊、岩壁、树丛、溪涧、棘荆小路，走得人精疲力竭。那里没有梅花入梦，也没有书香伴眠，只有倦意沉沉。
待到第三天早起回家，又是那一树梅香，站在坝边，静静送我们离去。
许多年过去，我再没见过那样香的梅花。仿佛那几日，我是被一缕香轻轻托着，走完了一段又一段山路。
卢德明：定名与相知之外
读二〇二六年四月《教师博览文摘版》，扬之水先生谈文物研究，曰“定名与相知”。所谓“定名”，便是先认得它叫什么；“相知”，便是明白它当时如何用、为何如此用。一言以蔽之：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合卷而思，忽忆起三十年前水坪中学的卢德明先生。那时他并不急着在三尺讲台上“传道授业”，反倒一头扎进武陵山里的乡言土语中去。他做的事，竟暗合了扬之水先生的路数。
乡音俚语，向来有音无字、同名异形。卢先生便一字一字地考：这句俗话该怎么写？那个农谚是哪个字？读音里藏着怎样的讹变？这是为方言“定名”。定名既毕，他又不急着收手，而是顺着词义往深处走：这话为何这么说？用在什么场合？背后是刀耕火种，还是岁时礼俗？这是为乡土“相知”。
只可惜，那样一部活的“武陵民间语汇考”，终究没能写成。后来他回归“本业”，一心扑在教学上，又沉迷于解说道、写心得，近年更是举着相机，拍校园、拍山水、拍风物，拥趸无数。热闹是热闹了，我却总忍不住想：那些被他搁在抽屉里的俗话笔记，何时才能重见天日？
或许有一天，他会忽然想起，当年在讲台上讲“之乎者也”之前，还曾为一句乡谚、一个土字，在武陵的风里站了很久。那时，旧业便算真的捡起来了。
没有读书会的读书人
读2026.4《教师博览》，方柏林《人人沉迷手机的年代，读书会还有什么用》，那句“读书会，是人与人、人与思想、人与世界重新结盟的仪式”，我心里微微一动，随即苦笑。
结盟？仪式？这些词对我来说太奢侈了。
如果从翻开第一本图画书算起，我与书的纠缠，已逾五十载。若从严谨地订阅报刊、抄写文章、并把它们当作奖品发出去算起，也有四十多个年头了。在这半个世纪里，我似乎一直处于一种“无组织”状态。
八十年代，山里面的日子慢得像凝固的松脂。1987年，我在职高教书，曾短暂地触摸过那个叫“树人读书俱乐部”的组织。据说它发源于京都，神神秘秘。我也收到过几张薄薄的购书目录，在那遥远鄂、陕、渝交界的大山深处，这简直是天外来物。我填过单子，寄过钱，等过书。后来，这个连接断了，像山里的雾，来了，又散了。
从此，只剩我一人。
没有读书会，没有同好，更别提什么手机——那个后来被方柏林视作干扰读书的“玩意儿”，在我的黄金年代里根本不存在。
但我有我的办法。订报、买书、抄写、撰写。我的阅读笔记从几十字、几百字，偶尔迸发出几千字的火花。我把这些从书里悟出来的东西写下来，再发给我的学生们读。他们读了，再写他们的感悟。这像是一场跨越时空的笔谈。
然后，我把那些书、那些报，变成奖品，发给他们。
这不仅仅是对大中小幼学生的奖励。我记得八十年{MOD}代{4}开刊征文，我寄出的奖品也是书。书页翻飞，像信笺，从一个人的手里，传递到另一个人的手里。
我常常想，方柏林说“一本书的光，能照亮一群人的命运”。我这一生，没有组建过任何读书会，没有振臂一呼，也没有高朋满座。我就这样，在僻静的山野，在寂寞的案头，读着，写着，奖着。
书伴此生，如此而已。
如今，人人都在谈论手机如何吞噬阅读，谈论读书会有多么重要。我看着窗外的山，摸着发黄的书脊，觉得这一切喧嚣都与我无关。
我没有参加过读书会，也没有被谁照亮。但如果非要说我这一生做了什么，那就是：我把自己活成了一个流动的读书会，把每一本书，都变成了投向人间的结盟信。
从“里海之谜”到“阿嬷情书”
2026年的初夏，一个寻常的周六。原本我是打算宅在家休息的，却被妻子硬拽出了门。她说，是里海之谜竹溪公司搞活动，有赠票，还有奖品拿。拗不过她，我便跟着混进了那场热闹的人群里。
竹溪影剧院里，多是妇女与孩童，熙熙攘攘，充满了生活的烟火气。进场时的抽奖环节让人格外激动，手里攥着印着“里海之谜”logo的礼品袋，心里还热乎着，灯光便暗了下来。
那天放映的，是那部口碑爆棚的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
导演蓝鸿春用一种极慢却极有力的方式，把一段横跨中泰、跨越半个世纪的历史铺陈开来。1948年，青年郑木生为了躲战乱下南洋，留下妻子叶淑柔（阿嬷）守着空壳般的家。此后的岁月里，阿嬷靠着那一封封“银信合一”的侨批，独自拉扯大孩子。
电影最狠的一刀，藏在最后。当孙子晓伟去泰国寻根，才发现爷爷早已客死他乡。这几十年来，那些维系着阿嬷生存希望的钱和信，竟是受恩于郑木生的同乡——谢南枝，冒名顶替寄回来的。
那一刻，影院里静得可怕。我也终于明白，为什么这部片子能拿下13亿票房，能蝉联3周冠军。它讲的不仅是历史，更是中国人的良心与情义。
散场后，手里还提着那个精致的礼品袋，走在竹溪的夜色里，我却突然有些恍惚。
我想起了关于这个品牌的另一面。资料里说，那个号称源自1958年瑞士皇室、拥有阿尔卑斯山雪水般纯净神话的“里海之谜”，在现实的监管通报里，不过是查无此地的幻影。它曾用华丽的辞藻编织“改写肌肤记忆”的梦，却在罚单和质疑声中显露出喧嚣的底色。
电影里，谢南枝用几十年的侨批守住了一个女人的信念，那是真金不怕火炼的深情；现实中，某些品牌却试图用虚假的“瑞士血统”掩盖成分与出身，那是经不起推敲的泡沫。
妻子拉我看的是一部关于“信”的电影，而我手里拎着的，却是一个关于“谜”的袋子。
这世间最长的情书，或许不是纸上那些跨越山海的文字，而是无论岁月如何冲刷，都不肯断掉、也不敢造假的牵挂。
2026年，夏，记于竹溪。
竹溪画家秦清菊，室名吉祥如意。
老街有话说
刚读完2026.4《散文海外版》里武歆的《老街说话》，抬眼望去，窗外的武陵旧城新街竟有些恍惚。
文字里的老街尚在说话，现实里的老街却已面目全非。西关街新得彻底，像一夜长大的少年，换上了最时髦的衣裳，大巷子里新潮花样百出，吸睛无数。连东门外的月弓池，也改为了“月宫池”，名字虽美，却像是换了魂魄。
转过身去，东门街还是那副旧破残缺的样子，太平馆早无踪迹，只剩一个名字在风里飘。邓家巷倒是多年前翻过了新，其余的巷子，大多卡在中间——既没赶上焕然一新的红利，也没能留住旧时光的从容。
于是便有了这尴尬的两难：改了吧，怕那点文脉和乡愁瞬间消散；不改吧，漏雨的屋檐、不便的生活，又实实在在地困住了当下。
老街究竟该往何处去？是体体面面地老去，还是光鲜亮丽地重生？或许，最难的从来不是修缮房屋，而是安放那些还在老街里活着的人。
顺便补充一句，武歆《老街说话》刊《散文海外版》2026.4，标注《天津文学》2026.1期？实际应该是2026第2期
读2026.4《教师博览》智效民《数学大师熊庆来的坎坷人生》，心里忽然被什么轻轻撞了一下。
文章里有个细节：记者随口把大学校长当成了“官”，熊庆来的夫人姜菊缘当即纠正——“校长不是官，是教师，是培养人才的人。”
就这么一句话，胜过多少长篇大论。
由此想到三点。
一是熊庆来自始至终的人生态度：不做官，只做学问。他这一生颠沛流离，却始终守着书桌和讲台。回头再看当下，校园里、社会上，称呼“老板”早已司空见惯，官味重，书卷气反倒淡了，不免令人唏嘘。
二是姜菊缘这个人。她没什么文化，却深明大义。一个没读过多少书的女性，能如此清醒地看待丈夫的角色，实在难能可贵。所谓“耳濡目染”，大概就是最好的教养吧——她站在大学里，便觉得自己也是这教书事业的一部分。
三是那个记者脱口而出的“官”字。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对大学的集体想象：学校也被纳入官场逻辑，级别、头衔、资源，压过了育人本身。比起姜菊缘的朴素认知，这种“理所当然”反而更让人警醒。
说到底，校长不是官，是老师；管理者也不是高高在上的人，而是为师生服务的同行者。
若能都像姜菊缘那样去看大学、看校长，或许风气会清朗许多。
读完此文，最大的收获莫过于此：
别把校长当官，别把大学当衙门，别把教书当生意。
哪怕只是一句提醒，也值得反复说。
消毒